“Ils se sont mis d’accord.”
“C’est une vraie écurie.”
（法语：他们达成了一致。这地方真脏！）月8日凌晨两点十分，星期二。
我终于看完了这些资料，但并没有急着发动我的车——我关掉了车内灯，打开车窗，点着了一支烟，但并不急着抽第一口。我让香烟就这样燃烧着，感受着看不见的烟雾弥漫的同时我开始在脑海中整理起刚刚获得的、关于本案的新线索。
从之前和捷尔特博士的对话开始。实际上，对话中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线索——但我们至少明白了局里对这个案子讳莫如深的一小部分原因：伊凡特所留下的那些磁带，称其为“死亡实录”还更合适些。正如博士之前所描述的，伊凡特在每次作案的同时都会打开录音机，用近乎表演的方式将自己和死者之间最后的“交流”（至少伊凡特会这样认为）录制下来。他将磁带留在现场的目的，按照捷尔特博士在2001年4月16日的会议上所作出的分析，是其“童年表现欲的延伸”。
这种表现欲直接造就了引起数万市民愤慨万分的血腥现场：脸部器官和手指被残忍截去的尸体、用死者鲜血写下的挑衅话语——警方选择不公开那些“死亡磁带”，显然是打算减轻舆论所带来的压力：隐瞒和掩饰，他们早在十年前就习惯这样做了。
但我没想到他们这次竟会如此大胆——看过内部网的资料之后我才知道：媒体和公众在伊凡特案上被彻底地欺骗了。
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会议记录中的片断：
年4月23日，周一例会，捷尔特博士：
“我们观察到伊凡特每个案子的手法，自辛蒂到玛丽的案子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点和那些偶然犯罪而逐渐上瘾的犯人们不同，伊凡特选择完成这些案子是他计划并期待已久的——因而他不用总想着如何让大家更注意他一些。他强烈的反社会心理，说明他很可能是一位头脑聪明的精神病人。”
年6月25日，周一例会，捷尔特博士：
“根据我之前的假设，犯人很可能是我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人：他大概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初次来到第三医院，当时他的手被木钉刺穿——我想他应该是个木匠。”
年7月2日，周一例会，积格勒：
“必须对派特瑞克和米歇尔的监视工作提出严重批评！我必须再次强调，即使由此断定博士上周所给出的推断是正确的——犯人主动放弃作案的承诺并不可信，我们不应用沉默来显示我们的无能，我建议给第三医院的便衣分队增派人手，他一定会再次和博士取得联络。”
年7月4日，加急会议，拉克副局长：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既然他在磁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门牌号，我们当然应该去拜访！
管它是不是陷阱，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年7月5日，加急会议，科萨尔副局长：
“我们不妨相信他的诚意——这该是最好的方法了：他离开自由意志市和他在自由意志市被警方击毙没有什么不同，这都是为了警局的荣誉！”
年7月9日，高层特别会议，理查德处长：
“为了对媒体和公众表现我们的诚意，这个方案显然是更好的。即使我们需要法院方面的配合，实现起来也并不太困难——哥特瓦尔德先生透露过他需要一些改革，这些对席位的争取很有帮助。”
哥特瓦尔德·詹纳斯是本市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这位风评向来不太好的圆滑政客在本市司法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可以说得更明白些的——按照内部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警局在 2001 年 7 月日对伊凡特的逮捕，州法院7月底上书州立法委员会要求在本周范围内恢复死刑，数月间对伊凡特进行的缺席审判，10月24日所执行的死刑??这些全都是一幕幕接连上演的、对犯人妥协忍让的荒谬表演。
伊凡特确实是捷尔特博士的一位病人，目前已知的是——他在2000年6月第一次出现在第三医院的急诊室里。根据之后几次会议中捷尔特博士的描述，虽然他的手伤已经痊愈，但却保持着和博士的联系：即使这样的联系显得并不太紧密——按照博士的说法，他通常一个月甚至数个月才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一次。如果这时他碰巧比较忙碌的话，这位他曾经的病人会很礼貌地离开；如果他不忙的话，他就会絮絮叨叨地和他讲一些乍一听上去很无聊的事情。按照会议里的记录，是诸如“邻家又死了一只猫”或者“路过的车辆声在午夜依旧很嘈杂”之类的话题。捷尔特博士早就觉得这位无聊病人的精神状况有些小问题，但鉴于自己工作的繁忙，并没有太在意——毕竟这位差不多一个季度才来一次的满腹牢骚和怪想法的“熟人”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他没必要多此一举地去做些什么。
至于伊凡特为什么会来找他，资料中并没有明说——关于博士和伊凡特的交往，很多细节都被省略掉了（不知是博士的刻意省略，还是资料录入人员的偷懒）。唯一详细描述的，是伊凡特在6月22日和6月29日的两次拜访（这些描述出自博士6月29日在警局所做的笔录）。
关于6月22日拜访的部分：
“他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艾莎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或者他这样告诉了她；无论如何，他进来了。多次的造访使得他对这里，或者我对他都没有了陌生感。然而，可笑的是，我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依旧念叨着一些琐碎的事情，他说上周他在一个广场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吸烟，他教训了她一顿——这时我正在写一个关于促进凝血因子生成药的报告，他的描述却使我突然联想起莱塞济·佩里格的案子，这使得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对他和他的话细细打量起来：
说来惭愧，虽然他将我视作他的朋友，我却一次都没有和他用心地交流过，甚至在那次之前，我对他的外貌都感到十分模糊——只是在数月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又该来了’的念头，看来，我对他确实是有些过分冷淡了。”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茶色瞳孔，留着比较长的、有些卷曲的茂密金发——他的衣着显得廉价但不邋遢，整个人比较憔悴。”
“他说话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甚至有些像外国人——可能我特意放大了这样的特征，我现在就认为他非常像法国人：尽管在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我只认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技术一般的木匠。”
“他对我此刻的注意十分在意，本来习惯旁若无人地说着自己的话的他反倒有些拘谨起来——我给了他一杯水，有些半开玩笑地问他：‘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的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本来我并不期望他会立即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在听到我的提问之后，突然全身有如癫痫病人般颤抖了一下——他也丝毫不在乎交往中的礼仪了（事实上，之前的交往中他也没有很好地遵守过类似的礼仪），拿过我桌上放着的、正在写报告的钢笔，在一张处方函上写下了些什么，然后，连告辞都不说一句，就转身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当时也似乎是傻掉了，他走了之后大概一两分钟——艾莎进来询问是否可以让下一个病人进来，我才回过神来。我当然是拿起那张他刚刚写了字的处方函，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伊凡特·冯·托德。”
“本周一警局的例行会议上，我怀着忐忑的心理呈交上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不能排除那是位臆想症患者的幻想，毕竟案件的现场照片和那些血字的内容在随便一份报纸上都可以查阅得到。”
月29日的部分：
“他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这点使我感到吃惊：如果是在上周甚至之前的半年里，这样的情景都不会令我感到如此的吃惊甚至窘迫。我的记忆告诉我，在办公室外面有两个便衣正负责我的安全，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是派特瑞克和米歇尔。我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但我反复告诉自己，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我的紧张来——‘而且一切都还不确定呢！他肯定只是一个臆想症患者。’：我这样告诉自己，并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他对我停下手头的工作显得有些疑惑——因为我平时不是那样的，但是他还是坐下了：这次有些不同，他没有立即开口说话，于是办公室里也就这样尴尬地沉默着。我想要拿起话筒通知艾莎并让她做些什么，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我想尝试着先开口，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终于还是他先开口了——他问我，‘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知道你看《时事》周刊和《观察家报》，那么，一切也就清楚了，不是么？’”
“我哑然，那一刻我觉得他一定会立即杀死我——虽然我在心里还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切都还不确定呢！他肯定只是一个臆想症患者’来安慰自己。作为一个临床医学博士和一位从医十年之久的急诊室医师，我看过无数的尸体，但那时我依旧害怕自己会成为一具被剪去器官的尸体，这并不因为我的专业和职业有些什么改变。”
“我不知自己该回答些什么——他似乎也知道我会作此反应，只是看了我一眼，便接着说了下去，‘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医生朋友。’，他用眼神示意我坐下——算起来，我和他相识也差不多一年了，但我从没听到过他这样说话：他的任何话语和举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显示出毫无疑问的说服力，我坐了下来。”
“他开始述说起自己的故事，他的苦闷和对生活的疑惑——我注意到他的声音和那些现场磁带里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我并不敢于对这个疑问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他提到那些被他杀死的女孩，但他没有用‘杀死’这个词，而是用‘带她离去’来代替。他并没有提到现场的录音——这使我之前‘臆想症患者’的猜测直到最后也没能够完全否定。”
“他独自讲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其中有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艾莎、派特瑞克和米歇尔都被他杀害了：我在这天四点半的时候有一个预约好的病人，而这时都已经将近五点了；况且，六月份的急诊室虽然向来都有些冷清，但今天是星期五，往常总也会有一些突然造访的病人的?”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眼前人依旧絮絮叨叨的话语，我并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只记得他从他的童年讲起：他的家乡是法国于塞，他的父亲、祖母怎样死去，他为何离开自己的家??他在这些年里的生活，根据我模糊的记忆应该是十分艰苦：他说到他带走过不少人，他说到他现在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得意，并且沉默了一小会儿。”
“这个时候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可能是他长久的絮叨让我有些麻木和厌烦了——我问他，‘?那么，这件大事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呢？’——他仿佛从那一刻的、对自己经历的万分迷恋中惊醒，有些腼腆而局促地回答道，‘就快了，再给我一周的时间，就快了?’。他这时的语气和神态又恢复成以往他来找我时的那种，略带谦卑和紧张。”
“他看了看我办公室的挂钟，突然间显得很慌张——他并不看着我，而是自顾自地说着‘好了，无论如何，捷尔特先生，无论如何！下周他们就会满意的?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搅了您，这么久以来?谢谢您一直耐心听我的废话，我该走了?祝您?’”
“他最后的祝愿我没听太清，他起身，匆匆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立即拿起话筒，艾莎抱怨道‘您的朋友可真有些唠叨，史密斯先生都等了老半天了’。我向她问起派特瑞克和米歇尔，哪知他们中午就已经离开了。毕竟，那天是星期五，不应该责怪谁的。”
捷尔特博士大概是在6月29日的这次拜访之后，立即就前往总局完成了这份笔录——月2日的例会上派特瑞克和米歇尔受到积格勒的严厉批评，当然也是因为笔录中的内容。
如果让时间回到去年6月29日，将我和捷尔特博士的身份对调，我也会偏向于相信，这些对话是一位严重的臆想症患者刻意编造的：整个对话中并没有提到那些外界并不知道的死亡磁带。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来访者身份的线索（甚至博士自己都留意到来访者的声音和死亡磁带中凶手的声音明显不同）。而且，当捷尔特博士提问的时候，来访者就马上表现得紧张、腼腆和胆怯——这十分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人谎言被揭穿时的场景来。
然而事情之后的发展却是奇妙的——最后一次拜访的后一周，7月3日，伊凡特兑现了他的承诺，巴斯德的案子里，伊凡特在磁带中报出了一个地址，他是这样说的：
“?这样就够了，欢迎来帕拉迪兹街 174 号 B 栋，顶楼有给你们的礼物，问珀迪塔（Perdita）女士好。”
然后，根据拉克副局长在 7 月4 日加急会议上的决定，会议当日下午，积格勒率领总局重案二组的几乎全部成员来到帕拉迪兹街174号；总局方面在“慎重研究”之后，还特别抽调了武装警察、炸弹专家甚至直升机配合行动——我很难相信这样庞大的阵容会不引起本市敏感媒体的广泛注意。于是可以想象得到当日的情景（虽然这样的想象有些夸张）：武装警察艰难地阻止着蜂拥而至的记者，炸弹专家被楼道内围观的群众挤得动弹不得，电视台的直升机为了争夺有利的摄像位置而和警局的直升机较量着驾驶技术??我们可怜的积格勒和他那帮汗如雨下的部下们在珀迪塔女士的引领下，来到伊凡特·冯·托德以某个化名租住的顶楼房间里，在早就预料到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找到一堆盛装着耳朵、舌头、鼻子和手指的小瓶以及一封由刚刚迁走的房客所留下的信笺：
“é des é’inquié’idé”
法语译：
思乡情迷蒙了目光。
而你叫我们担惊受怕。
焦虑咬噬着他的心。
这使我产生了旅行的念头。
再会了！
根据资料中的复印件，这封手写体的告别信最后署上的是“伊凡特·冯·托德”的名字——依警方的笔迹校对，证实这个签名和6月22日捷尔特博士的访客所留下的签名相同：
虽然有人提出这些签名和每次伊凡特作案时的血字字迹明显不同，以及每次作案时的血字并非用法文写成的疑惑，但按照顶楼房间里留下的大量器官比对，证实这些被精心“收藏”的人类器官确实是属于伊凡特案的那七位被害者（虽然还是有一些缺失——警方没能找到艾莉斯的拇指，以及辛蒂的鼻子）；并且，按照伊凡特的房东、珀迪塔女士的证词，租住此屋的人的外表特征几乎和博士在6月29日所做笔录中的那位吻合——案情到这里似乎已经完全明朗了。
月5日的加急会议上，积格勒对上级在昨日行动中打草惊蛇的部署表示不满——可惜我们大胡子探长的不满并没引起任何的共鸣：高层陶醉在各大媒体所公布的“伊凡特藏身处已被捣毁，逮捕剪刀手指日可待”的新闻中。
高层总是不择手段地谋求自己的利益或是媒体的些许宽容——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是否会放跑罪犯。在功劳很难捞到的情况下，就要尽量取悦媒体，做些表面功夫才是本市官僚的天生强项。
可怜的积格勒，看来现在他也总算是明白这点了——想着昨晚在捷尔特博士家看到的积格勒：一把灰白的大胡子，以及他那套“拿上全额退休金”的理论，再想想十年之前我们合作的那个案子，我的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凉。
号的会议始终围绕着两个话题展开讨论——伊凡特究竟是应该被警方击毙呢？还是应该继续在潜逃中？显然后面的一个假设不太符合“本市警局的荣誉”。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都只是假设——要相信一个未被逮捕的凶手说自己打算去旅行的话语，就好比相信一匹狼今后要改为吃素一般荒谬可笑：而这样荒谬可笑的事情竟然被本市警方高层在一次加急会议中慎重讨论着，我的悲凉感不觉又厚重了些在基本决定了伊凡特“应该被警方击毙”之后，高层遇到了一个困难——这样的剧本实现起来依旧有一定的难度：一个追捕的现场和一具被击毙的尸体显然无法被凭空捏造出来。
媒体当然已经采访过珀迪塔女士，他们也知道伊凡特的长相——如果没有一具这样的尸体，便很难以自圆其说。
当然，如果硬要按照这样的剧本来导演，高层也一定有他们的好办法——至少从目前看到的演出来推断：他们应该称得上是最专业的演员了。
号举行了高层特别会议——总局局长、五位副局长及数位警方的高级官员在讨论之后稍微修改了计划并达成了战略一致（除了布伦法副局长反对这场演出之外，包括总局局长在内的警方高层全都投了赞成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7月23日，警方首先对外宣布伊凡特·冯·托德已被警方逮捕——之前帕拉迪兹街174号的事件已经作好了相当的铺垫，媒体对警方在该事件上的严格保密也找不出太多的漏洞。
然后，依照科萨尔副局长的建议——大概是在哥特瓦尔德·詹纳斯先生的帮助之下，州法院在7月底上书州立法委员会要求恢复死刑。媒体和民众立即推波助澜，大家注意力的焦点由伊凡特案本身被牵引到“恢复死刑”上。
长达数月的缺席审判考验着民众和媒体的耐心，等到大家对这个案子多少有些淡忘的时候，再低调地透露出死刑执行的消息——这时，即使民众和媒体看不到伊凡特的尸体，也不会有太大的抱怨了。
官僚们直觉“死刑实况”这件事情的敏感性，进而估计到民众和媒体不会对死刑执行本身产生太大的兴趣——只要伊凡特被执行了死刑，是罪有应得，曾经表现得义愤填膺的看客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将一切真相都掩埋在人民公墓的一座空坟里，实在是捍卫警局荣誉的最好的方式。
手中的烟已经燃掉了一半，我看着那晶莹的火光，如同看着被掩埋的数不尽的真相所流下的泪痕一般——摇摇头，也不抽上一口，便将半截烟蒂扔出窗外，合上了车窗。
晚上两点多的风实在是有些冷了。
可怜的捷尔特博士，他的夫人竟成了伊凡特案前半段的最后牺牲品——警方所走的路显然已经无法回头了，因此，狄尔瑟·赫拉斯的惨死，对外也只能解释为车祸。这前半段的最后一个案子，该算是伊凡特对警方和官僚们所为的无情嘲讽呢？还是对捷尔特博士和警方合作的报复呢？抑或两者都有？
我们可以想象，即使这些案子继续发生，警方也一定会继续隐瞒下去的——他们可能会说是出了手段高明的“拷贝猫”罢，这将是个不错的选择。
感谢莫斯曼和汉迪克的帮助，通过这些资料，我现在总算是和警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可惜，这只是对伊凡特案的前半段而言；这个案子的后半段，按照汉迪克所说的、已经有五位被害者的那个相关案子，内部网中并没有任何已经录入的资料：习惯偷懒的档案录入员们，恐怕要等到这个案子整个结案之后，才会将其余的东西输入了。
这样看来，虽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却落后了整整一圈！
我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C’est élémentaire!”
“Il agit de maniére que l’on voit ses intentions.”
（法语：这可是基本常识！他这样做使得人们知晓了他的意图）即使是回头看看这些已经稍显陈旧的“新线索”，我们也还是能发现一些毛糙的、让人很有些不舒服的“绳结”（但愿它们不会是死结），我愿意再将它们细细地理顺一遍——此时我看了看表：到三点还有些时候，我们还有时间。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整个案子存在着太多的巧合了！
为什么伊凡特恰巧是捷尔特博士的一位病人？
即使存在这种巧合，那如何解释曾经是一个月甚至数个月才去博士办公室一次的这位伊凡特先生，何以在6月17日莱塞济的案子之后，连续两周的周五都去拜访捷尔特博士呢？
真的是“焦虑咬噬着他的心”么？我们想想看，玛丽·洛林的案子和可怜的阿尔萨斯·卡彼涅的案子时间上相隔近两个月，阿尔萨斯案和莱塞济案之间又相隔了整整一个半月——伊凡特在这样漫长的等待中尚且没有表现出焦虑，为什么反而要在最后的几个案子中表现出焦虑来呢？
月22日和29日的拜访都有明确的证人，结合房东珀迪塔女士的证词，显然一个符合“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茶色瞳孔，留着比较长的、有些卷曲的茂密金发?衣着显得廉价但不邋遢，整个人比较憔悴”的描述的人物是确实存在着的，但这个人是否就是伊凡特呢？
没有人能够肯定——因为这个人已经如鬼魅般消失了（至少在我的眼中如此）。
签名的疑问。
八个现场的血字都不是用法语写就的，但帕拉迪兹街174号顶楼的告别信却用法语写成——我们无法否认因为字的大小而产生的些许笔迹上的差异（显然在八个凶案现场中，那些已经确定是用被害人们被切下的手指蘸血写下的血字的大小比顶楼房间里伊凡特用墨水笔留下的法语字体大得多），但根据资料照片来看，两种伊凡特的签名甚至采用了不同的字体：
信笺中的签名是漂亮的斜花体字，而血字的签名则采用一种比较生硬的简单花体。
伊凡特·冯·托德的签名比较取自内部网资料这是两种十分常见的手写花体，正如我们在资料照片中所看到的一样——血字的字体在海报设计上常被称作“Blackadder ItC”，而信笺签名的字体则被称作“Ed ItC”。
显然“Blackadder ItC”的字体风格比较适合用来写大型的血字，但就算写在信笺中也未见得会有多失礼——反正，伊凡特刻意采用的两种不同字体，不同的字体大小也给笔迹鉴定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至少签名中的特征点变得难以确定了，专家们无法确证行笔力度、字母相对间距大小、折笔的曲度以及收笔方向的不同是来自字体的改变，还是书写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人——这些麻烦的事情很快就被想要尽早结束案子的高层们忽略掉了。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在不同的书写场合使用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字体并非太困难的事情——但我们的伊凡特·冯·托德既非签名设计师，又不是以书写请柬（作者注：书写请柬者常常被要求以不同的字体完成工作）为职业，为何也要频频变换字体呢？
留意到“Ed ItC”是伊凡特在使用钢笔时所用的字体（6月22日的拜访中留在处方函上的签名以及顶楼的信笺），一个可能的假设是——这些和伊凡特目前的或者曾经的职业有关：伊凡特·冯·托德似乎会是一位宣传画技工（作者按：这是一份听上去十分有趣的工作，比如在公共汽车的车体上绘制大型广告），因为“他的血字写得很不错”——这句话是积格勒在2001年3月5日的例会上说的。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犯人，写下每个字母都有半个拳头大小的，整齐、美观的“Blackadder ItC”式句子显然是颇具难度的。
更何况是一次成型不经过任何修饰——我们可以猜测，他至少应该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且接受过相关的培训。
很可惜，这些假设并没有在内部资料中被提及——尽管它们看上去如此明显。珀迪塔女士也不知道她的顶楼租户究竟从事什么职业（实际上，珀迪塔女士只是在每个季度初查查租客们每月的房租是否转到了她的账户上，其余事情根本就懒得去管——她和她的家人并不住在贫民区，她也只是在有人要租房时才会亲自到帕拉迪兹街174号的房产去个一两次，张罗可能的租户们看房、迁入以及催促他们交纳入住时的一季度房租押金而已），而那帮住在同一栋楼里的穷人邻居们各人有各人的忙碌，没有谁去在意顶楼的人每天都在干什么。
“要是有人的话，”，离顶楼最近的七楼租户华兹·拉姆泊先生在笔录里这样说，“也自然是一个磕药磕到说不出话来的家伙。”
“?因为我从来就没听到楼上有过什么明显的响动。要不是今天，?这样的事，我还一直以为楼上没人住呢?”，他对自己的假设作了如上的补充。
甚至连告别信本身也颇令人回味：为什么单单在告别信中使用法文呢？仅仅因为它是用钢笔写就的么？一种字体对应一种语言，这也是巧合么？还是伊凡特的习惯呢？
或者根本就是由不同人所写的？
我承认这样的想法是源自我的职业经验——比如老吉姆和吕根曼先生的案子，比如我们的老朋友汉斯·穆斯卡林在科凯恩（Cockayne）那个案子里的第一种假设?看上去相似的案子，却由完全不同的人来完成：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
但如果是由不同人所写，是否就表示拜访捷尔特博士的那位就一定不是剪刀手伊凡特呢？这两个判断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由假设所造成的偏见，在缺少线索和证据的情况下，还是暂时标上“存疑”比较好（即使此刻在“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假设上，我已经有了不少新的假设——一堆缺乏证据的假设）。
实际上，如果使用两种字体的是同一个人，这案子看上去似乎就简单多了——和大多数中途宣布退出的连环杀手类似，伊凡特最终还是经不起诱惑，或许是对本市警方和官僚在处理这个案子的前半段中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他重又拿起了剪刀，不过这次是选择和案子前半段相关的人下手：比方哥特瓦尔德·詹纳斯、拉克·克劳斯（Lark·Cruise）以及科萨尔·杰森这几个熟悉的名字——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捷尔特·内格尔在这个名单上。
由此推断，狄尔瑟·赫拉斯的死，该算是对案子后半段的发生的暗示了——伊凡特可能在那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曾经信赖的医生朋友正在为警方办事，在为了逮捕自己而努力。他杀死狄尔瑟·赫拉斯很可能是为了报复——狄尔瑟女士的年龄和之前七个案子被害人的年龄范围相差很大这点，还有前半段最后两个案子的血字内容（“背叛者入天国”以及“我的医生朋友，可怜的背叛者”——后者尤其明显），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而且狄尔瑟案子的血字内容也给出了两种字体来自一人的充分暗示——“我的医生朋友”所指的除了捷尔特·内格尔博士，还能是谁？除非里面还有其他的、目前并不为我所知的巧合或者阴谋。
我发动了汽车——是时候回到捷尔特博士家了。
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