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 vous parlerai très librement.”

    （法语：我将同您坦率地谈一谈。）“你知道我会来这儿呢?你等了几天了呢？”，一个阴沉而又沙哑的声音问着我，带着一种相当怪异的语调。

    “三天而已。你呢，这些天来躲在哪里呢？”，我故作轻松地回答道，右手却悄悄伸向我的裤袋——我需要给等在外面的塔芙妮一个信号。

    “别动！”，他的声音迅速紧张起来，“无论你的裤袋里有什么，慢慢的，将你的手放在头上。”，他冷笑了一声，“只有这样，我们的对话才能够继续?”

    “好的好的?”，我将双手放到脑后——实际上，我早就估计到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在衬衣的领口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机关——那里有一截卡在商标上的细线，只要我拉动它，塔芙妮也一样会收到我的信号。

    “不要放在我看不见的位置?”，那个声音又发出了新的命令，“你知道，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是最保险的?噢，也不尽然。”

    沙哑的声音笑了笑，他看到我的手放在了胸前，双手扣在了一起。

    我的胸前也藏有一个发报器（这小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定位器——一旦发生了意外，使我不得不在未经过通知的情况下离开这栋大楼，塔芙妮也能够及时知道我所处的位置），在我的衬衣口袋里——第一天的时候它是很好操作的（我和塔芙妮实验过），但我刚刚打了个盹，装置的位置稍微变化了。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寻找机会动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再找另一个机会悄悄按下那个按钮。

    我该装一个随身的监视器的，侦探社里有现成的一套——那样塔芙妮就可以随时得知我的动向了（甚至可以从隐藏在衬衣口袋中的针孔摄像机里拍到眼前人的照片）。我却始终觉得那东西会使行动不便，现在我开始后悔了。

    “这样也不太好。”，他抱怨道，“我还是应该尽早离开。”，他有些怨恨地嘀咕道，“既然你已经在这里了，那东西你肯定已经拿走了?”

    “不过，”，我小心地答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我最后的机会？嘿嘿?”，眼前人诡异地一笑，“你是在开玩笑么？为什么我会在第三天才来到这里，理由你当然是知道的。文泽尔，我很少这么说?我是第一次这么说——你是个聪明人。”

    他突然看向房间的某个角落——我的心里陡地一沉：那里有我们特意安置的、装有夜视镜的针孔摄像机和监听装置：那套装置安在特别隐蔽的位置，即使是在白天也很难被人发现——何况现在是晚上，眼前人就更加没有可能发现了：我这样安慰自己。

    “嘿嘿，应该就是那个角度?”，他并没有用心看那里，而是扭过头来对我笑着说，“从屏幕上来看，我站在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我喜欢将侧面留给镜头，捷尔特那个愚钝的人却偏好正面。”

    这正是最糟的情况：

    “你把塔芙妮怎么样了？”，我用最大的声音对他喊叫着——我知道这个楼层里还守着两个片警：他们是积格勒特意派来协助我的行动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已经尽量避免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想想看，如果理查德处长知道伊凡特可能会到这里来拿某样东西，他所布置下来的埋伏行动，一定会让过路人都觉得十分显眼。

    “能怎么样?”，他又干笑了一声，“让她睡着了而已——顺道一提，那两个家伙也被我解决了。现在很晚了?”，他看了看表，“正是满足睡眠的好时间。”

    “坐下吧。”，他对我略显友善地笑了笑——那样的笑容在月光的映衬下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我倒很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我愿意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而不是那种愚蠢的医生，和没胆量的懦夫?”

    我没说话，而是在估量他所说的话的真假——这所民政局设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附近只有漂亮的公园和纪念碑，并没有什么人家：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周围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偶然路过——这里是四楼，没有开灯，唯一躲在一辆十分不显眼的车里的我的助手已经被人迷倒，两位守在楼里的片警很可能已经殉职。前两天我还记得带我的手机，但今天我却被万无一失的假象所迷惑，将手机留在了车里??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利，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靠自己了。

    我也掌握着我的得胜点。

    这将是一场公平的心理战。

    “La colère est écrite sur son visage.”

    “As-tu encore tes douleurs?”

    （法语：愤怒写在他的脸上。你还感到痛么？）“你也是个懦夫?”，我笑着说，做出一副很惋惜的表情来。

    “啧啧，那样子没用的?”，他摇了摇头，“我或许真是个懦夫，但我并不脆弱，也不疑惑?或许我们现在可以聊聊，但你一定抓不住我——或许别人可以，但你不行。”

    “或许吧。”，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你想聊些什么？”，我问他。

    “你知道我好奇的是什么。”，他打了个哈欠，“你会怀疑到我，我是指——不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我。”

    “有一个根本的疑点。”，我对他说，“但我现在不想说——因为疑点不止一个，逐一列举的话，如果还要说得具体点，恐怕到天亮都还说不完?”，我笑了笑。

    “噢，你是在嘲笑我么？”，他干咳了一声，“也没有那么多的。而现在，你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过觉——但我们都还算是清醒，如果我们现在能就这个案子好好讨论一番的话，我们的不眠就还是勉强值得的?”

    “确实如此。伊凡特·冯·托德先生，你确实是来自法国么？”，我问。

    他显然对我这样的称呼很受用：

    “当然，噢，当然?faire une fixette sur la vie en province（法语：整天想着外省的生活），年幼无知的孩子啊?”

    “那只是一个短语，你知道全句怎么说么？”

    眼前人的表情立即变得有些局促了：

    “噢，我忘记了——离开故乡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能记得这些，已经是很不错了。”

    “实在是非常遗憾——你在所有的案子里都只会写英语了，于塞和睡美人都会为你感到难过的。”，我用傲慢的语气说道。

    “这并不是事实！”，他突然变得暴躁起来，“我没有时间去学习?我已经在努力了！伊凡特的法语很好，伊凡特的法语很好?我已经在努力了?”，他显得有些歇斯底里了。

    我看着他，这个可怜的人——他这样反复说了将近一分钟，才恢复过来：

    “我知道的?噢，这就是疑点之一。但如果仅就这点而言，我也是可以克服的。”

    “你在前半段的告别函中，倒是第一次用了法语——整整的五句话，确实很了不起！”，我又换上了仰慕尊敬的语气。

    他疑惑地看着我，说道：

    “Au plaisir！（法语：再会了！）那确实是我留下的告别函，我亲手写下的——那是一首诗，”，他的疑惑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迷恋的神情，“Les diamants é（法语：钻石光芒四射），而我，诗人才华当然是与生俱来的。”

    “法语诗人么？或者你也喜欢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呢？”

    “你也知道他们！”，他的眼中霎时间溢满了欣喜与崇拜，“莫里哀和雨果，巴尔扎克和伏尔泰，大仲马和他那天才般的私生子?有人说塞万提斯和席勒超过了他们，有人说莎士比亚和歌德远胜于他们?那些可怕的 jurement（法语：亵渎神灵的话语），怎能将塞万提斯和雨果相提并论呢？就好像让唐吉坷德去和巴黎圣母院决斗一般荒谬可笑?”

    “你读过法文原版么？”，我用一种怜悯的语气问他。

    他有些惊诧地看着我，想了一想，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我会读的！尽管我现在没有时间——马上，马上我就会有很多时间了！”

    “你打算回到于塞么？”，我问。

    “当然?那里是我的故乡，”，那沙哑低沉的音调中颤动着憧憬，“我会回到我祖母的怀抱的，睡美人的故乡，还有那远方的白色城堡?Vous voyez d’ici le tableau！（法语：您倒是想象一下那个场面！）”

    “实在太可惜了?”，我摇了摇头。

    “笑话！”，他不解地对我说，“噢，一个即将回到自己家乡的年轻诗人，一个游荡远方的浪子?Non,merci.（法语：不，谢谢。）——有什么好可惜的，应该高兴，高兴才是?”

    “可你连告别函都写错了?”，我再次摇了摇头，还叹了一口气。

    “哪里，哪里写错了？这不可能！！”

    他放弃了戒备，一下冲到我的面前，将我的衣领死死拽住，猛地一下按到身后的墙上——他的力气是如此之大，几乎要将我勒死。我感觉我的双脚已经快要离开地面，我想拉开他的手——我的手将他的手抓出了血，指甲深嵌进他的肉里，他都一动不动：就仿若一座藏在钟楼里的，愤怒的石像鬼。

    我觉得自己就快被他这样给勒死了，我尝试着拔出我的佩枪，他察觉到了我的意图，不停地摇晃着我。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将枪拿出来。我用尽全力踢他，但所有的力气就像是用在一只受潮的沙袋上一样，毫无反应——他肯定给自己注射了兴奋剂?吗啡，或者海洛因，这个疯狂的家伙。

    在最后一次取得佩枪的努力中，十分不幸的，我的枪竟然在摇晃中掉到了地上——他一下子就将那柄枪踢到了很远处的一个书架下面。

    这下，我彻底放弃对拯救自己生命所做的努力了。我装作呼吸不过来，用力拉开自己胸口的衬衣，同时悄悄将口袋里的信号器藏在手中，用拇指按下了启动的开关，又去抓他的脖子。趁他不注意，我将已经启动的信号器丢进了他的衣领里。

    这样，即便我在这里被他杀死了，只要这个信号器还在他的身上。明天，如果塔芙妮还能醒来，她或许能够及时通知警方，展开对这个疯子的新一轮追捕。

    但愿这里面的电池可以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就在我的意识快要丧失的那几秒钟里，我总算想起回答他所问的问题：

    “?咳?那些话都是出自法语字典，咳咳?我查过的，根本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愤怒的石像鬼在瞬间粉碎了。

    他将我重重地摔到地上，一个人呆站在那里——他的灵魂此刻肯定已经全部流尽了、挥发了，剩下接近崩溃的躯壳。他喃喃自语着什么，声音很小——我听着，那些似乎是法语，全是法语，而且都不是句子，听来听去，都是一些破碎的短语、谚语和单词，还有一些完全是各种音节的杂乱组合，我根本就听不懂。

    此刻碰巧死里逃生，条件反射一般地，我向着那个远方的书架爬去——我残存的意识告诉我，那里有我的佩枪。

    哪知这时，他再次冲了过来，将我的身体整个提起来，再狠命地往地上一磕：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要散架了，然后，他的拳头打下来，速度不快，但很重?他就这样一拳一拳地打着，我背对着他，清楚地知道他打了我多少拳——我的后背、脊梁、后脑、耳朵?他就这样用力地打着，当他打到第四十一拳的时候（那时候，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突然一切都停止了。他很温和地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上和背上的灰，将我扶起来，让我背靠着墙。

    我看着他，他血红的双眼一下子变得万分歉疚，他对我说道：

    “对不起，文泽尔先生。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现在，该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

    我看着他，想要做些什么，可身体却和断了线的木偶一般，什么都做不了。

    他笑了笑，将窗台边放着的一个黑色塑料袋拿起，离开了这个房间。

    关门的时候，他说道：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故乡，连天空也是别人的?”

    门合上了，但过不了多久又打开——我的耳边传来塔芙妮的尖叫声。我微微地睁开眼，看到塔芙妮正抱着我，她试图将我抬出去，但却做不到，她哭了。我想安慰她，并提醒她找人过来帮忙?我的身体依旧不听我的指挥，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我将我的头稍稍抬起——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窗外冷白的月光中，一个黑影闪了下去。

    然后，是璀璨的光芒，又是一瞬间?就如同朝阳的第一缕光芒一般。

    那光芒照在我们的脸上，墙上，整个房间里：一切都蜕变为充满诧异的碎片，如此棱角分明这该是某个迷失的人所发出的、重返故乡的讯号

    “Cela est le premier pas vers la vérité.”

    （法语：这是向真理迈出的第一步。）我又回到了第三医院，威廉帮我安排了一个最好的房间。在休息了一周之后，虽然右肩上还缠着绷带（那里的骨裂恐怕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复原），背后大块的瘀青也还没有散去——无论如何，我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

    在这一整周的时间里，塔芙妮忙于收看F5台和有线电视三台的两部崭新肥皂剧——那台昼夜开放的壁挂电视设在我的病房里，而我体贴的助手坚持要留院照顾我：因此，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章“文泽尔，你能够这么快出院，骨科每天定期播放的康复节目可有很大的功劳！”

    威廉在今天探视时，这样对我说。

    “哦，噢，是啊?那些康复节目?”

    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可我并没有看什么骨科的康复节目啊。

    “我前两天抽空来过你的病房，可两次走到门口，都听到有电视的声音。我不想打断你的治疗，就没有敲门进来?”，威廉医生说道。

    哈，原来是这么回事。

    “嗯?再没有比那更好的康复节目了?”，我煞有其事地说道，“就是整个流程稍微长了一点——应该给骨科的节目制作人员提点建议。”

    塔芙妮这时正在帮我收拾衣服，背对着我们。对于我和医生的这段对话，她虽然佯装没听见，但我却恰好可以看到，她的嘴角正悄悄扬起——她在忍住笑。

    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了，塔芙妮过去将门打开——进来的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汉迪克和莫斯曼。

    “看看，比夏天还更糟糕些，我就知道?”，汉迪克说着，取出已经有些蔫蔫儿的白菊，将一大束漂亮的天香百合插到病房的花瓶里。

    莫斯曼则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纸盒：

    “巧克力小甜饼，”，他将纸盒递给塔芙妮，“这是妈妈今天特地给你烤的。”

    “班森和内尔最近如何？”，我笑着问汉迪克，“你拿那张藏在书架背面的警官证时遇到什么麻烦了么？”

    “忘了这些麻烦事吧?”，汉迪克苦笑着，“一瓶 DOCG 的哥雅庄园雾葡萄酒，总算还勉强值得?对了，我记得你说那是93年份的?”

    确实，一切麻烦事都已经结束了。

    一周前的那个凌晨，在民政局的顶楼上，捷尔特·内格尔博士用硝化甘油和麻醉乙醚给自己进行了最后的赎罪洗礼：他用这些比汽油还危险的药品洒满了自己全身，然后，将几个空的满的药瓶缠捆在自己的脑袋上，头朝下，从六层楼的高度跳了下去。

    卡尔给我带来过现场照片，但我并没有去看——根据我的建议，证物科在博士家搜集了不少带发囊的博士头发样本，并对其进行了 DNA 分析。前天下午报告的结果就已经出来——证实那堆刺满玻璃渣的、大部分烧焦的尸体碎片确实是博士本人。

    我留在博士身上的那个微型信号器的残骸，和博士的某部分尸体碎片烧熔在一起，也成为了确凿的证据之一由民政局里得到的，捷尔特·内格尔和狄尔瑟·赫拉斯在1992年10月所做的自愿婚检报告也证明，那堆碎片和博士的血型均为A型。

    而之前在停尸房的那具无头尸体，那具由第二教会医院的医护人员DNA档案所证明的捷尔特博士尸体，其血型却是O型。

    那根本就不是捷尔特·内格尔博士。

    我们聪明的伊凡特先生欺骗了我们，一连串的精彩圈套我很想就这样直接叙述下去，但如此难免会显得有些乏味单调。因此，我很愿意在此引用前天下午卡尔探长带来那份DNA报告时，我和他的对话内容。相信，用这样的方式将整个案子的真相告诉大家，会更加有趣一些于是现在的时间就回到前天下午两点，塔芙妮不再看那些无聊的连续剧（下午的这段时间里碰巧是连续剧的真空期），我们的黑人探长刚刚推门进来，将一小束白菊插到病房空空的花瓶里。

    “报告出来了，”，他看了一眼正半靠在病床上打点滴的我，“正和你所预料的一样?”

    “积格勒没来么？”，我看了一眼关上的病房门。塔芙妮给卡尔探长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水放到桌上，对塔芙妮说了声“谢谢”。

    “他说一次来太多人不好，”，卡尔坐了下来，“埃斯特和塔希博格也想来的——积格勒拦下了他们，他希望你能够安心休养?”

    “那个老好人?”，我笑了笑，看了一眼卡尔送来的白菊。

    “你说的那个信号器也在某块烧焦的尸体碎片上发现了——就像长在上面一样?”

    “这太可怕了?”，塔芙妮喃喃地说道，“博士怎么会想到这样的自杀方法。”

    “应该说是伊凡特吧?”，卡尔喝了一口水。

    “很可能是博士本人。”，我纠正了卡尔的说法，“伊凡特是没有必要自杀的，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那个仅在妄想症中存在的于塞。”

    “如果说是伊凡特人格带来了那些危险药品，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带它们来——这点不也很奇怪么？”

    “对于一个人格严重分裂的病人而言，这点很难说。可能捷尔特博士的人格给了伊凡特人格某些暗示，比方使用那些药物所能造成的残忍手段来报复我的暗示——在我的印象里，博士最后对我说的话和他那时候的行为，比之之前几分钟的疯狂行为相差极大。我因此认为，他在那一段时间里经历了至少是我们已知的、最后一次人格转换。”

    “如果我当时没有偷偷睡觉就好了?”，塔芙妮内疚地说，“我以为那晚没有人会来的。”

    这部分的内容上，捷尔特成功地欺骗了我——他看到了我们的车，以及监视器上显示的内容（当然，或许他在前两天就已经注意到了），但并没有迷晕塔芙妮：塔芙妮是自己睡着的。还有那两个片警，他们也困得倒在了值班室的沙发上——这并不怪他们，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还是凌晨三点，任何人的警惕心都会被困倦折磨到寥寥无几。

    “没什么?如果你没有睡着的话，他是不会出现的?这不是你的错”，我安慰塔芙妮，“并且，在我启动信号器之后你就赶过来了——看看，其实一切都和原定计划一样。”

    “好了，”，卡尔耸耸肩，“或许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无论如何，?现在你可以将自己的假设公之于众了。要知道，即使已经确定那是博士的尸体，我们也依旧有很多疑点无法解决。”

    “当然。我可以立即开始?”，我对卡尔笑笑，“不过，如果你需要做一个书面记录的话，我会等你拿出纸笔的?塔芙妮，”，我转头对我的助手说，“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简单地将我后面所说的记录下来——想在案子总结上偷懒的话，现在是绝好的机会?”

    就这样，我简单地举行了一次独一无二的、病床上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最好先从动机谈起，”，卡尔思考了片刻，首先问道，“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作为剪刀手的伊凡特·冯·托德，实际上是捷尔特·内格尔博士的一个分裂人格。那么，在你的假设中，你认为这个杀人成性的分裂人格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必须肯定，伊凡特·冯·托德——这个三十岁左右，有着茶色瞳孔和卷曲茂密金发的法国人是确实存在的，”，我看了一眼卡尔探长，“在这个存在性上我们能够展开很多的疑点——比方艾莎小姐所接待的病人以及珀迪塔女士的顶楼房客，比方转诊阴谋时那五位证人看到的医生。他或许真的曾经杀过人，或许只是一个有着杀人妄想症的精神病人。”

    “我记得你曾说过，在你的假设中，捷尔特博士是整个案件的凶手。”，卡尔问。

    “这点已经无法证实了，”，我回答道，“在我的假设中，这位法国人多次拜访过捷尔特博士——第一次很可能不是2000年6月，那一次有记录的初次拜访或许只是个幌子，来暗示他和伊凡特不是早就相识?”，我想了想，接着说道，“当然，如果有事实表明，那就是现实中的伊凡特和捷尔特博士的初次会面，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当——我们谁也不能确定，一个分裂人格的孕育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从潜意识上而言，可能博士本身也有这样的愿望，”，塔芙妮说，“似乎在伊凡特出现之前，这种笼统的愿望找不到实在的寄托，因此被一直压抑?”

    “没错，”，我对塔芙妮点点头，“一个白俄罗斯移民的孩子，父母在十二岁时离异——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捷尔特父母离异的具体原因：我们可以假设，或者是明目张胆的婚外情，或者是家庭暴力，甚至是父亲对捷尔特的性侵犯?同样充满‘嘈杂’的童年生活，当伊凡特向他讲述自己的童年时，记忆中的某些部分契合了——于是，一个一直期冀着诞生的、如恶魔一般的人格找到了现实中的一个基点，便立即现身在这个世界上。”

    “?捷尔特博士延展了现实中伊凡特的人格，将自己的意识加在伊凡特的经历上，帮助有杀人妄想症的那个法国精神病人完成他的疯狂计划。”，卡尔说道，“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

    “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假设而已，”，我点点头，“在假设上我们必须武断一点。我们不妨假设捷尔特博士在听了几次那位法国人的妄想后，开始进入自己的妄想世界——他也妄想自己杀了某个人，并通过对话和伊凡特交流?即使他的初衷或许是帮助这位病人治好他的杀人妄想症，无论如何，他们醉心于这样的妄想交流之中?”

    “直到他们共同想出这样的一个连环杀人计划?”，卡尔说。

    “确实如此，”，我回答道，“从事实看来，那位法国人似乎没有太多的参与——这点可以从血字为英文所书写这一点看出来：一切都是捷尔特博士所延展出来的那个人格所为。”

    “?我在博士家卧室床头柜里找到的那几张纸上，写着和‘梦游’相关的字眼以及部分的作案时间——从那张纸上的内容看来，我认为，博士的原本人格在伊凡特人格作案的时候并没有丧失全部的意识，他也有所察觉：卡尔，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每一次的案件都发生在夜间，确切点说，午夜之后。”

    “你是说，在博士的原本人格睡觉的时候，伊凡特的人格就苏醒了？”，卡尔问道，“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在梦中经历了这些案子。”

    “没错?博士起初将这些印象认定为由每次案件的分析重现、录音及现场照片暗示、疲劳和时间概念错乱所造成的大脑记忆错误。在我交给你的那张纸上，博士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找到了其中的一个巧合——积格勒应该已经告诉你了，就是那张1984年的海报设计比赛获奖照片。”

    “Blackadder ItC 花体字，”，卡尔接过我的话，“捷尔特博士有能力写出那些工整的大型血字。”

    我再次点点头：

    “这点上我们可能必须请教大脑研究者了——我怀疑伊凡特人格抑制了捷尔特博士这方面的记忆，让他很难意识到自己会写这样的花体字：可能博士在看到那张照片之后，才记起自己原本会写这种花体字，就和他一直在处方函中使用漂亮的Ed ItC花体一样。”

    “很多医生都喜欢那种字体，律师?甚至警方高层也喜欢这种字体。”，卡尔说。

    “我记得理查德处长的签名，也是这种字体?”，塔芙妮笑着说——我知道她所说的是今年夏天时候、理查德处长特别颁发给我的搜查令上的签名。

    “这么说，衍生出的人格反而比原有人格强大了?”，卡尔感叹道。

    “嗯，我觉得?并非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塔芙妮说，“至少最后，捷尔特的原始人格能选择用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两个人格一直在明争暗斗，”，我接着说，“伊凡特人格发现了博士在睡前写的这些东西——他将那些重要的内容用相同的圆珠笔涂抹掉了。第二个被涂抹的痕迹，我猜，博士所写的是——‘从人格分裂考虑’。”

    “确实如此?你至少猜对了一个词，”，卡尔说，“笔迹专家的分析结果今天上午也出来了——他们还原了‘分裂’这个词，就在第二个被严重涂抹的地方。而且，我们的人还在博士的书房里找到了不少类似的记录——那些全部都是对于人格分裂的研究摘要，以及相关案例和治疗方法的摘抄，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博士人格分裂的证据。”

    “如果我没说错，”，我笑了笑，“是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

    “你早就看过了么？”，卡尔有些吃惊地问我。

    “多亏你当时到得及时，”，我耸了耸肩，“还没来得及看?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个抽屉里找到的?”

    我们的黑人探长有些尴尬地笑了。

    塔芙妮停下笔来想了想：

    “伊凡特人格完全可以将那些纸丢掉，还有单独放在抽屉里的照片——你不觉得这点很奇怪么？”，她问我。

    “有两种可能性，”，我回答道，“一是原始人格帮助了我们，故意将这些东西藏在衍生人格不太会注意到的地方，并且努力阻止他销毁这些证据。”

    “让他只能涂抹，却不能丢弃么？”，卡尔问我，“这倒是个新奇的想法。”

    “这是另一种可能性，”，我答道，“我觉得，抽屉里隐藏的证据是原始人格的帮助；而那些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纸张，则是衍生人格对我们的挑衅。”

    我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

    “甚至捷尔特博士慌慌张张来到我的侦探社求助，也可能是衍生人格的阴谋。”

    “为什么不能是原始人格真打算来向我们求助呢？”，塔芙妮对这个推断表示不解。

    “我也希望事实如此，”，我回答道，“但却无法解释——博士为什么要找到我们，而不是去找别人：原始人格可能确实有些讨厌警察，但本市的侦探社很多，他为什么单单找到我们这家——而且是发现那张死亡通知之后就直奔我们的侦探社。”

    “因为你是这些侦探中最杰出的一个?”，卡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夏天的那个案子提升了你的知名度，让你成为了自由意志市最有名的侦探。”

    “或许如此，”，我对卡尔的赞扬不太习惯，“我愿意将那次造访解释为衍生人格向我们侦探社发出的挑战——我们不妨想想看：博士写在纸上的那些分析和推想，证明他已经对自己的人格分裂有所感知了?卡尔，后半段的那些案子，是否一直对外保密呢？我的意思是，甚至捷尔特博士也不知道相关的消息。”

    “原则上是这样安排的，”，卡尔点点头，“原因你我都清楚——甚至艾莎的死，局里都特别安排过，不让捷尔特博士知道。”

    “怕他因此而担心么？”，塔芙妮问。

    “确实?这样一来，我们的保护工作也相对容易一些——保护一个不知情的人，比保护一个笼罩在恐惧中的人，当然是要简单得多。”

    “那么，”，我接着说道，“既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印在纸上的死亡通知并非伊凡特之前的风格，而博士对自己可能的人格分裂也有所感知，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却还是慌慌张张地来到我们侦探社，声明自己的生命被伊凡特所威胁：原始人格有什么理由如此紧张呢？”

    “或许是衍生人格对他的暗示也说不定?”，塔芙妮自言自语道。

    “没错，也有这种可能?卡尔，”，我转头问卡尔，“你曾经对我说过，其他被害人收到死亡通知的时间，都是在死后。”

    “那些纸张都在发现尸体的现场找到，”，卡尔答道，“根据各个现场的笔录，至少珀迪塔女士、哥特瓦尔德和奥克塔维厄斯在死前的几天里没有收到这样的东西，其他人则不能肯定?”

    “第三医院的现场也是一样，”，我说，“留在病床上的死亡通知是补给威利和纳夫普的?”，我又看了一眼花瓶里的白菊，“但只有博士带来的那一张，是之前就送出了的。一封预告函而不是接收状——这让我们很难不怀疑到博士在这个案子上的特殊性。”

    “可能伊凡特将捷尔特博士认作他的朋友——你也知道狄尔瑟案所留下的血字内容?”，卡尔说道。

    “他就是要我们这样想，”，我说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将我们误导，让我们相信捷尔特博士和剪刀手伊凡特是两个人。塔芙妮，还记得你在那张死亡通知上所做的分析么？”

    “嗯?可惜那些钻牛角尖的分析并没有太大用处。”

    “不，你的分析很有用处——经过细心的分析，字母大小写的问题突出了：这让我联想到犯人是在慌张而隐蔽的情况下制作那张死亡通知的，我当时就觉得犯人是在赶时间?”，我稍微回忆了一下，接着说道，“大写的字母I、t、D应该比小写的好找，并且容易剪下这点也可以证明，至少在拼凑‘It is time to Die’这个句子的时候，衍生人格是不能左右本体人格的——当时的伊凡特依旧有所顾忌，而且没有太多时间能够控制博士的身体：和前半段案子的情况类似，他大概只能在博士熟睡时出来活动；相反的，博士来到我们侦探社的那天，本体人格可能已经进入长时间的睡眠状态了?腮部的胡茬、白色的慢跑鞋、糟糕的穿着——那些都是衍生人格故意留给我们的陷阱，或者说，考察眼前侦探是否有资格加入他伟大游戏的入门测验。”

    “但却依旧不能否认，嗯?”，塔芙妮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可能仅是本体人格受到了衍生人格的某种暗示，而表现出了真实的紧张和慌乱——那天早晨我拦下他时，可看不出他的慌张是假装的?”

    “是啊，”，我叹了口气，“在人格分裂这个概念上——暗示、显意识厥值、控制、伪装、自我催眠?意识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一念之差，推理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我们最好不要老在这个问题上打转，”，卡尔对目前的话题稍稍有些不耐烦了，“或许对案子的细节研究应该留在最后——一些基本的疑点，你已经解答得很清楚了。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你对10月7日那整晚所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第二种假设’。”

    “那样就是最好，”，我笑了笑，“我也觉得刚刚的这段分析进行起来异常麻烦——存在着太多不能确定的可能，又大都缺乏足够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即使我们只将其中的一部分展开，就已经可以耗掉这整个下午了。”

    塔芙妮将记录本合上，给我倒了一杯水：

    “要咖啡么？”，她转头问卡尔。

    “还是水好了，谢谢?”

    他的那杯水早就喝完了——他应该也渴坏了

    “La nuit,tous les cs sont gris.”

    （法谚：夜里的猫都是灰色的。）“首先，他要准备好那晚表演所需要的道具?”，我喝了一口水，“这里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以免一开始就说光了精彩的部分，让后面的叙述变得如这杯水一般淡然无味。”

    “随你所愿?你打算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呢？”，卡尔问。

    “10月7号晚上八点，我们初次登门拜访李希特街58号。”，我说道，“就在那天，博士从总局回家之前，警察还并没有入驻他家——因此，他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可以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轻松完成。博士洗完澡换上衣服之后：一件白色的短袖汗衫，米色的衬衣——左袖口上有十字针，一条黑色的条纹西裤和配套的西装，亚麻布面料?那条裤子的后裤袋不小，厚厚的西装里也有空间足够的暗袋，装下他准备好的道具绰绰有余。”

    “他不担心在晕倒之后，有人会检查他的口袋么？”，卡尔问道。

    “他熟知第三医院运送那些病况不太明朗，病情也称不上十分紧急的病人到观察室时所遵循的实际规则——医院的规定是要给可能存在心脏隐患的病人换上宽松衣服的，随身的物品也需要进行登记：但实际上从没有人这样做过——博士的领口是塔芙妮帮忙解开的。我得说，塔芙妮的热心随行对博士而言是一个小意外，他原本期望只有积格勒小队的那三位在急救方面毫无经验的警官随行的：在那样的紧急状况下，加上原本就没有怀疑的理由，是不会有人专门去检查他那鼓鼓的后裤袋的。?塔芙妮，你注意过这点么？当时是你和博士坐在警车后排的。”

    “没有刻意去留意。”，塔芙妮回想了一下，说道：

    “?不过，我有注意到他的西服内袋里似乎装着什么东西——因为我想看看博士是否出现了心律失常，在按住他的心脏的时候?我以为那是钱包的：当时那样的紧急情况，谁还去关心那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

    “应该没有谁会在晚上八点后的会客时间里，还在自己的西服内袋里额外放上一只鼓鼓的钱包的?”，卡尔笑着说。

    “这是我的第二个假设能够成立的又一个证据了，”，我开始继续我的讲述，“进入客厅之后，我从窗户里碰巧看到了停在别墅侧边巷中的，那辆车牌号为FZ-P3091的警车——我能从那里看到车牌号，博士也就能从那里看到。当然，他也有其它机会可以看到那个号码——比如从总局出来、登上那辆警车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专用杯子里下了迷药——他之前当然故意将这个杯子放在冰箱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为的就是让积格勒小队的某个人注意到那个杯子，以之作为‘伊凡特潜入迷倒博士’这个假设的有力证明。他还故意在杯中剩下了不少的水，以方便证物科取证。”

    “只可惜维戈将那个杯子洗得干干净净，他的小计谋没能得逞。”，卡尔说。

    “?然后，在我们按门铃的时候，他去将迷药冲兑成一杯水，并在我们和他的谈话进行的当儿里，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候，将那杯水喝了下去。”

    和水相关的话题总叫人感到口渴——我看了一眼眼前的杯子，又喝了一口水：

    “他所使用的应该是诱导期比较长的迷药，喝下水之后，他还能够描述前半段案子中死亡磁带里的具体内容?”

    “直到他在一个最紧张的情节上骤然倒下?”，塔芙妮说，“这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巧妙安排。”

    “之后，威利、纳夫普和塔芙妮用警车送他去了最近的第三医院——按照惯例送往观察室之后，威廉医生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注射了一剂速效且安全的利多卡因：很多麻醉药都会造成心律失衡，这当然是我们的又一个证据。”

    “?晚上十点左右，威廉在检查后确定，他的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了。在这里他赌了一把——威廉医生这次并没有给他做瞳孔检查：有些医生在需要但不必要的时候或许会忽略掉瞳孔检查，但另一些医生却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进行瞳孔检查。”，我笑了笑，“他撤掉了守在观察室里的两名护士，并且关掉了房间的灯——在这种情况下，从明亮走道里透过观察室门上的小窗，当然不可能看清观察室里的具体情况：威利好几次从窗口望进去，看到的大概只是病床上的一块布置得类似人形的、盖在被子里一动不动的隆起部分——塔芙妮，你也从门上的窗口望进去过，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看到病床上病人的脸的。”

    塔芙妮点点头：

    “那晚我进去之后，也是过了一会儿才适应里面的灰暗?”

    “这样，我们的博士就有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他的那些小把戏了。”，我继续说道，“戴上手套之后，他首先要对付的是那些担架车——卡尔，你肯定还记得：经过那天在清洁用品室的冗长讨论之后，证物组的人又在隔壁的两间观察室里找到了被弃置的几块置物柜隔板，以及一些杂乱的、原本应该是放在担架车置物柜里的东西。”

    “没错。”，卡尔说道，“我们的人忙着在另两个观察室里查找证据，而你却始终待在博士的那个观察室里，只到隔壁的观察室去过一次，还是去看那些明显没有人动过的担架车。”

    “那是在比较。”，我说，“否则我也不能够解开这个疑点——他确实将一些东西拿了出来，你一定以为那个巨大的供氧装置是从转诊诡计里的那辆担架车下面搬出来的，但其实不是——它是从另一个留在现场的担架车里搬出来的。”

    “你是说，转诊的那辆担架车下面，还有一套这样的供氧装置？”，卡尔对我的说法感到吃惊。

    “可能还不止一套，而是两套。他用那个重量做出了置物柜里还藏有一个人的假相——你当然还记得男护士乔希的证词。”

    “‘在急诊通道的一个下坡拐弯处，车几乎都要倾斜了’?”，卡尔答道。

    “的确，当两个那种重量的供氧装置放在同一个置物柜中时，是能够造成这种假相的——隔壁房间的三辆担架车里，都放有一套供氧装置，这说明医院的‘三分之二原则’，准确点说，应该是‘大于三分之二原则’——在博士所在的观察室里，如果按照第一种假设，是并不符合的：只有被拉掉氧气面罩和通气管的一套被放在房间角落里，剩下的两个担架车里一套都没有。三分之一：这当然不太寻常。”

    “也就是说。那辆转诊用的担架车下面，有两套完整的供氧装置，以及一套额外的氧气面罩和通气管？”，塔芙妮问。

    “确实如此，我亲爱的塔芙妮——或许，你在转诊的时候并没有被剥夺纯氧供应?”，我对我的助手笑了笑，“我还留意到，其余两辆担架车里的物品，或多或少都减少了一些：

    那些在另外两个观察室里发现的东西，可能也有很大部分是出自这两辆担架车——博士要做出一种‘有一辆担架车下面的置物柜被完全掏空了’的错觉。”

    “?他将这些准备小心做完，并且从担架床下取得了需要的麻醉药品和手术刀，然后悄悄离开了房间——他的行动路径和之前第一种假设里的恰恰相反，他先来到隔壁的观察室，可能是再隔壁的一间，然后从那里进入了防火通道，绕过换衣间之后，再从另一侧的那个观察室出来，从走道进入医生换衣间。”

    “?无人观察室的窗户，为了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都开着一小扇——只有在确定有病人将要迁入之后，才由护士负责关上，并打开室内暖气。”，卡尔补充道，“这样做也是为了节省开支。”

    “博士当然知道这一点——这也给了他很大的方便。?我们当然还记得，埃斯特提到过，彼得医生留了一双旧皮鞋在换衣间里，而我们的博士此刻很可能还光着脚！”

    “真的！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塔芙妮惊呼，“博士昏倒之后，是我们抬他出去的——他甚至连拖鞋都没有穿！”

    “不过，光脚走在防火通道上显然需要勇气，”，我笑了笑，“他可能借用了观察室里专为探视者准备的塑料便鞋——可惜的是，每个观察室里没有确定的数量：否则，我们倒可以知道这种鞋是否丢失了一双。”

    “?他穿上了彼得医生的旧皮鞋，还有安东尼医生的医用大褂——他可能在这时戴上了他早就准备好的、那幅茶色的硬式高透氧隐形眼镜?”

    “你说那茶色的瞳孔是隐形眼镜？”，卡尔打断了我，“?那或许可以。但金色的茂密卷发怎么解决。博士的后裤袋再大，也不可能放下一顶假发！”

    “多亏博士也是金发?”

    我说着，手探向床边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医帽来。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将这顶医帽戴在自己头上。

    塔芙妮笑了，卡尔则瞪大了眼睛——眼前的文泽尔，如果从背后看去，已经是一个有着花白卷发的老医生了。

    “我托塔芙妮帮我到假发店去买了几包 12 寸长的白色优等卷发?”，我将这顶发帽取下，丢给卡尔探长。

    “?将这些漂亮的卷发整理成几个平整状的发束，然后，用布片将发束的一端小心车缝成扁平状——这部分工作依旧要感谢塔芙妮，她帮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裁缝，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些繁琐的手工劳作。”，我将面前的水杯拿起，向我的助手举杯致意：对于我这稍显夸张的感谢，塔芙妮低下头去，显得很不好意思。

    “?这些完成之后，将这些扁平状的发束用最简单的粘扣带固定在医帽的后部边缘上，左右耳的鬓角处也小心装饰上两缕——这样，一顶特制的简单发帽就做好了。它所需要占用的空间，比一整顶茂密金色假发要小得多。”

    “而且，”，我补充道，“博士的头发本身就是金色的——他的发束可以做得更薄些。这样的发帽戴上去，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来。”

    “?至于假发的来源，很可能是取自那具冒充的无头尸体的主人——我甚至相信，那具尸体就是那位真正的伊凡特·冯·托德先生，那个道地的法国人！”

    “你是说，那个衍生人格已经无法满足于自己的替身身份，而将真正的伊凡特杀害了？”，卡尔问道。

    “将捷尔特的人格丢弃在真正伊凡特的尸体里，并将它伪装成真正的捷尔特博士——如此美妙的替换对于那衍生人格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感叹道，“他之所以到和他的住处相隔很远的第二教会医院工作，可能就是因为那里要求建立员工的DNA档案，而且在管理上比较随便吧——捷尔特博士用伊凡特的血作为自己的血样上交了上去，大概自这时候起，真正的伊凡特就已经被他软禁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第二种假设?他戴上了这顶特制的医帽，顺手将阿尔博特先生的金丝眼镜架在自己的鼻梁上，再戴上口罩，最后在胸口别上自己的过期医师证。然后，再次回到走道上，经过几个空置的独立观察室，医生和护士值班室，以及那个有五个人的大观察室最后来到清洁用品室隔壁的那个观察室，从那个观察室出去，撬开清洁用品室的窗户——他本打算在回去的时候再从医生换衣间拿件衣服的，但这时他又看见了彼得医生的外套：拿这件衣服显然能够增加证明‘犯人首先来到清洁用品室’这个假设的证据，他于是就这么做了。”

    “?然后他擦窗户，制造企图消灭闯入证据的假相——让别人觉得他在进来的时候忘记戴手套，事后想起才进行补救。他选择了几个容易留下指纹的地方擦拭，这是很高明的办法。

    除此之外，他还使用了这里的某把剪刀，将自己原本的那个衬衣领剪掉，换上了随身带来的、一个白底细黑色条纹的假衬衣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将那件医生服最上面的扣子也扣住了：两位碰巧看到他穿着一件白底细黑色条纹衬衣的证人向我提供了这个细节——而这两位证人的名字还是你告诉我的。”，我对卡尔笑道。

    “我可没有问得这么仔细?”，卡尔叹了口气。他想了想，提出了一个疑问：

    “但那件米色衬衣?也就是那具无头尸体所穿的，你也看到过，却并没有剪下过衬衣领。”

    “这倒很简单，”，塔芙妮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无非是准备了两件一样的衬衣，并且每个左手袖口上都缝了相同的十字针?由此看来，那具尸体身上所穿的衣物，都是他一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当然不会笨到给尸体换上一套他刚刚穿过的、可能沾有血迹和微物证据的衣服。”

    “积格勒在那天晚上之所以能够观察到袖口上的这个细节，就如同那个在博士右手臂内侧的三角形疤痕一样，都是那狡猾无比的犯人故意设下的陷阱，”，我对塔芙妮点点头，“甚至从疤痕这点上可以看出，至少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那位可怜的法国妄想症病人就已经被博士软禁了。”

    “他在局里被小混混刺伤后，便给他的犯人也留下了一个类似的伤痕，以作为尸体替换时所能利用到的一个证据?”，卡尔抿了抿嘴，“这么说，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为这个计划做准备了！”

    “因此，他能够将细节处理得如此完善也不足为奇?接着他原路返回医生换衣间，在那里打了我们熟悉的那两个电话——最后回到最开始的观察室里，换上一顶普通的医帽，取下医师证，假衬衣领和金丝眼镜也取下?开始等待机会。”

    我喝了一口水：

    “这之后直到转诊的部分，大家都十分清楚，这里也没有必要再说一遍了。”

    “?至于在那辆急救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你们在前些天已经找到了那辆放着两具尸体的车，但我却专注于埋伏，没来得及问你。”，我对卡尔说道。

    “或许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细节?”，卡尔说。

    “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了，”，我说，“根据第二种假设——作为证据，那辆担架车会留在急救车上，不过，里面的两套供氧装置当然已经搬走，只留下那额外的一套氧气面罩和通气管?除此之外，还有安东尼医生和彼得医生的两件医生服，其中的一件染满了血。两个医帽、口罩、金丝眼镜、手套等等。嗯?还有走道上的那个托盘。如果他信任总局证物科的和指纹取证水平的话，可能仅仅留下那套氧气面罩跟通气管，以及那个托盘：如果他没有将那张已经过期的医师证放在那具无头尸体身上的话，他肯定会将它在这里留下——以作为他这次伟大计划成功的证明。”

    “有得必有失，”，卡尔笑着说，“他是信赖我们的取证水平的——所有地方都没留下指纹，博士的衣物纤维倒是发现了一些：这应该又是他所设下的陷阱了。”

    “不过，”，卡尔想了想，接着说道，“如果你没有想到打电话给狄尔瑟女士的母亲，询问她狄尔瑟和博士结婚前是否参加过自愿婚检，然后来到民政局调查了相关的档案?我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参加自愿婚检，并且我们的人也没能在博士家搜集到带发囊的头发样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一种假设是否就无法推翻了呢？”

    “也不会。还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矛盾?”，我说道，“不妨想想看，你们从来都没有取得过伊凡特·冯·托德的任何指纹，甚至在博士所提供的、伊凡特写下自己名字的处方函和钢笔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指纹——或许博士会推说自己在拿这些证物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伊凡特的指纹，但即便如此，伊凡特有什么必要不暴露自己的指纹呢？即使他有前科——他完全没必要害怕自己的前科被人发现：对于一个想在犯罪史上留名的连环杀手而言，留下了相同字迹的血字，相同声音的死亡实录，以及使用相同手法残忍对待的尸体?那么，他为什么单单不敢留下自己的指纹呢？”

    卡尔沉默着，我的助手再次替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捷尔特·内格尔博士的指纹样本随处可得——一旦我们怀疑到他，而如果他又在每个现场都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他就一定没办法脱罪了。”

    “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犯罪者，”，我最后补充道，“可惜，这些荣耀今后被人提及的时候，却都是属于伊凡特·冯·托德这个法国人的——捷尔特·内格尔，一个颇有成就的医学博士：人们会这样说——他在2002年10月8日被伊凡特杀害了。”

    “他被他自己杀害了?”，卡尔喃喃说道。

    而这就是一切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