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早上稍晚在巴斯大学,我突然发现自己竟不自觉盯着韩特小姐——文学院院长的私人助理——把两颗褐色的消化片放在碟子里。隔壁办公室里,大学管理委员会正在开会,我被召来参加议程上的第六项。二十分钟后我会很忙,而与布班得医师会晤后产生的不安仍未褪去。我记得自己拿了片饼干吃,努力想调整心情,便开玩笑对韩特小姐说:“‘大学管理委员会’,这么特别的名字,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骑脚踏车到处逛吗?”
希拉蕊·韩特吃吃地笑起来。她好像对五位教授严肃地骑着脚踏车、绕着院长办公室转整个早上的景象,感到很有趣。不过,身为一名忠心的私人助理,她不便取笑院长,只好转身去按下水壶的开关。壶中的水已经滚过两次了。
又过了一分钟。她桌上的蜂音器响了,于是,她倒了咖啡,端起托盘。
我替她开门,并小声说:“注意穿黄色紧身运动衫的赛车指挥。”
这句话像是有人拿手肘去撞了一下她的肋骨,以致她经过门限时发出了哼鼻声。
“韩特小姐,你需要纸巾吗?”院长说。她摇头。
“那么,把托盘放下就好了,我们自己倒。贾克曼,请进来一起开会。”
院长手指一张罩着印花棉布的大张长椅子。舒适的生活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他喜欢穿方格子毛料衬衫、配手织领带。他的无边帽和高尔夫球袋挂在门上。今年,大学管理委员会轮到他主持,其他委员是由其他学院找来的。这几位委员,有三位我稍微认识,第四个委员奥利佛教授是艺术学院的,我也曾碰过他。
“新成立的英文系进展得如何?”院长习惯性地沉着问道。
“非常愉快。”我回答。
“哦,好,准备展翅飞翔了?”
“那么,你要它飞到哪儿呢——到美国旅行吗?”
院长笑起来。
“你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转向左边。“奥利佛教授,他是不是乐观主义者?你能诠释一下吗?”
“我?”汤姆·奥利佛反问,嘴里的饼干屑喷了出来。他是个嘴巴里需要有东西嚼的人,参加一个不抽烟的委员会议,对他这个习惯老点着烟的人是严苛的考验。他饮了一大口咖啡,用力咽下。
“葛列格,你可能知道我们开这个会的用意是要提升本校在镇上的形象。”
“在城市的形象。”院长纠正。
“对,在城市。一两年前有人批评我们在克拉文墩这儿盖了有名的象牙塔,却忽略了巴斯市民。”
“那个说法太不公平。”院长说。
“市民,”奥利佛重复道。“良好市民。当然,这种说法不正确。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实力,我们透过建教课程,一直都有参与本地的工业。我们提供广泛的校外课程;音乐社团则负责安排音乐活动;圣诞节期间,我们让参加‘停与驶’方案的数以百计购物民众使用停车场;此外,学生当然还会举行滑稽游行周。”
“还有轿子比赛。”教比较宗教的教授主动说。
他是一名羽量级举重选手,每年都力主大力推广这个比赛。
“对,还有轿子比赛。葛列格,我要说的是,三年前在你还没有到我们学校以前,我们曾在维多利亚画廊举办一个展览。”
“有关公共图书馆的展览,”院长插嘴说道。“一个成功的展览,它是为了打前锋所做的努力。”
一个防卫的表情像一面护罩般盖住我的脸。
“那个展览刚好由我负责策画,”奥利佛接着说。“我的重点是一个题为‘巴斯的艺术’的展览,介绍几位曾在巴斯住过一段时间的画家。我必须承认,那次展览的组合很杂,有:根兹伯罗、汤玛斯·劳伦斯、惠斯勒、李敦爵士以及一些比较没有名的艺术家。”
“奥利佛教授本人的一件作品也在展览中展出,”院长说。“我记得是一幅抽象画,主要色彩是粉红色。”
奥利佛颇自觉地说:“我是为了补白。我当时希望把现代作品全部介绍出来,但巴斯艺术家协会在前一个月的同一个地点已做过类似的年度展,所以他们确切地告诉我,展出性质一定要不同才可以,最好是比较传统的作品。”
也许院长感觉有必要强调“巴斯的艺术”展览的正面成果,便接着说:“当时向外征求画作时,反应非常热络,不论是私人收藏或是来自较公开的来源都一样。这是举办这类展览的重点之一,等于是一种投入本地生活圈的方法,提醒他们我们的存在。报纸、地方电视台和广播节目都做了报导。最后,奥利佛教授简直成了媒体工作者。”
汤姆·奥利佛两眼向上望,回忆这件往事。
这时我感到自己听得够多了,便靠回椅背,两臂合抱:“各位,今年我们就再办一次展览吧。大家打算把什么麻烦推给我呢?”
院长皱起眉头说:“贾克曼,没有人要把麻烦推给你。我以为一名英文系教授的用字遣词会得体一点。”
“或是说,大家准备怎么修理我呢?”
“我们彼此有误解,”院长说。“我晓得你不是夸大用词,贾克曼,但是,在我们列出提案大纲以前,没有理由受到任何妨碍。我认为这是让英文系出名的大好机会。你知道,身为全校最新的一个系,相对于我们这些从建校起就来这里教书的人,你有一大段空白要填补。而以目前仅招生两年的情况来看,你还不致于累垮,就算再一年,你也还不用授予学生学位。”
“说得有理,”我说。“既然你要我今年大事宣传,我有没有自由行动权呢?”
“在有限范围内。”
我耸耸肩:“看起来,我没有自由行动权。”
“我们有个提议,一个蛮吸引人的提议,原始构想是由市政府提出来的,当然,本委员会也强力支持。”
“怎么样的构想?”
“‘珍·奥斯汀在巴斯’。”
现场静默。
“作家珍·奥斯汀,”院长补充说道。他的挖苦显然不够圆滑。“万一你不晓得,再告诉你一下,她曾在本市居住数年。”
“活到老学到老。”我说。“就这么说定了吗,只有珍?”
“以及巴斯。展览的主题、理由是:庆祝珍·奥斯汀在巴斯的岁月。”
“庆祝?”
“一点也不错。”
我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
“可惜她没能活到现在亲身享受这个讽刺。”
院长听了,气得头发直竖。
“你最好说明一下这话什么意思。”
“珍·奥斯汀在巴斯居住的那几年,根本不是什么可庆可贺的事,实际上她很讨厌这里。”
“贾克曼教授!”
“好吧,至少那是她一生中最不快乐的几年。”
“这样说未免太概括了,不是吗?”
比较宗教学教授拿了盘子里最后一块巧克力饼干说:“快乐是什么?对珍·奥斯汀而言,快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谈的是抽象的东西。”
“就我记忆所及,”我说。“乔治·奥斯汀牧师告诉家人他们要从珍出生长大的史提夫墩搬到这里时,她失去知觉,昏倒了。他们在巴斯住了五年,根据她的判断,这里根本比不上史提夫墩。住巴斯的这几年,她碰到一连串不快的经验,解除婚约、朋友亡故,她父亲也在这里过世,以致他们必须搬到比较寒酸的住宅。等到他们终于搬离巴斯时,她形容那是‘快乐的脱逃’。快乐的意义就是,逃离巴斯。”
又一阵子尴尬的停顿之后,院长固执地说:“事实终究是,她曾是这里的居民,一个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
“世界上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在巴斯写成的。”
院长拿着咖啡杯,从杯子上方瞪过来,说道:“教授,如果我讲错了,请你指正。巴斯,就我记忆所及,在很多小说中都有突出的特色。”
我环顾全室所有委员。
“有没有人觉得不好意思?”我说。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贾克曼,这是个机会。到目前为止,每个听说这个提议的人,都为这远景感到兴奋。市立图书馆馆长和其同仁已经承诺全力协助。”
我的心一沉。
“已经向外公布了?”
“向一两个关键人物而已。”
“你们应该早点让我知道这件事。”
“葛列格,我们也是今天早上才听到的。”奥利佛说。
我重重叹口气,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么看来,我要负责找到够多的展览品来填满维多利亚画廊了?”
“是集会堂,”院长带着胜利的口气说。“他们提供集会堂。”
“老天,那空间就更大了。”
“地点再适宜不过了。你看得出其中特殊的意义吗?珍·奥斯汀生前可能在那里面跳过好几次舞。”
“院长,实际上,前次大战期间,那里曾遭炸弹破坏。”汤姆·奥利佛说。
“但修复得很完美。”
“对,”我说着,转头面向大家。“那是个大得要命的舞厅,我要如何塞满它?目前就我所记得的,只有她姐姐为珍所画的一幅明信片大小的素描,由于没有其他绘像,所以那幅素描收藏在国家画廊,就算我商借成功——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够填满一百尺长的舞厅呀。”
院长摸摸面前的纸张,说:“我相信,只要你像奥利佛教授三年前一样拥抱机会,就一定会有个教人赞赏的展出。”
我转向比较宗教学教授:“‘拥抱机会’,这要怎么应用在一个抽象的概念上呢?”
汤姆·奥利佛有心帮忙,便说:“或许你可以利用小说。”
“随便打开一页,然后放在玻璃橱窗内?”我说。“不够引人注目吧?这样是不大可能吸引大批参观人潮的,谁都可以在镇上任何一家书店找到那些小说的。”
“是城市。”奥利佛喃喃说道。
“你可以把她住过的房子拍下来。”院长说。
“并把它放大到实体大小?”到了这时候,我已没有心情认真听取任何建议了。“没错,假如像戏剧布景一样,用硬纸板支撑,说不定可以填满那该死的集会堂。我可以叫学生穿上那个时代的服装,在现场漫步,并评论道:‘我认为,大学管理委员会值得我们喝采,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把小镇和服装做这种快乐的结合。’”
“别再说了,葛列格,”奥利佛在院长还没来得及开口以前先插话。“等你花点时间思索思索,你就会想出好主意。”
“这是一种橱窗摆饰,不是吗?珍·奥斯汀只是个吸引观光客的卖点,没有人会伫足思考到底这个地方对珍本人代表什么意义。我想,现在要对提出这个建议的天才表达我一点点道德上的反对意见,已经太迟了。”
“但我们试图达成的根本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院长提醒我。“我们希望表现出支持本市的态度,而不是借由突显学术观点来羞辱这城市。再说,没错,是太迟了,太迟了。”
“我有多长的准备时间?”我认命地问。
“原则上是夏季展览。”奥利佛说。
“九月九日开始,展出三周。”院长像宣判死刑似地说。
“这等于干掉我的假期了,”我说。
“可能的话,我希望下周这个时间可以听听你的进展报告。”
偏偏我拥有上天赐福或诅咒的敏锐听力。当我准备离开这间外面的办公室时,听见院长在里面的办公室说:“看那家伙多难驾御。当初他来求职面谈时,我不记得他曾表现出这一面来。”
“当时你不在,院长。你正在休年假。”奥利佛说。
“啊?”
“他的学生倒很看好他。”
“这点我相信。”
“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最好别让我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