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一点半，我们准时来到斯托伊切夫的栅门口。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一群群男人和几个女人聚集在葡萄架下，埃莲娜在桌后轻快地走来走去，她看到我们，便张开双臂匆匆迎上来。她与我和拉诺夫握了手，亲了亲海伦的脸颊。
我们发现斯托伊切夫正在苹果树下接受人们的拜见，“啊，你们好！”他嚷道，挣扎着要站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去扶他一把，一边等着和我们打招呼，“欢迎，我的朋友们。请来见见我的其他朋友。”他虚弱地打了个手势，意指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些是我战前教过的学生，他们真好，还回来看我。”他们微笑着，和我们热情握手。
与此同时，斯托伊切夫的学生们显然在比赛，看谁给他送来的吃的最多。每个人都笑着向他举杯，有些人还含着泪水。
我想起了罗西。我们庆祝他从教二十年时，他是怎样谦逊地听着我们的欢呼声和赞美词。我的喉咙被什么堵住了。
人们重新坐下吃饭，谈话，我和海伦被安排在斯托伊切夫身边的贵宾位上。
过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的学生们开始散去，一等他们走开，斯托伊切夫就急切地转向我们，“来，”他说，“趁现在有机会，我们来谈谈。”
“当然，”我把椅子拉近他，海伦也一样。
“首先，我的朋友们，”斯托伊切夫说，“我又仔细看了你们昨天留下的信。这是你们的复制品。我现在给你们，保管好。我看了很多遍，我相信我的那一封是同一个人写的。当然，我想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信是一次通信联系中的一部分。现在我有其他的想法，不过你们先多说说你们的研究，我感觉你们来保加利亚不仅仅是了解我们的修道院。你们是怎样发现这封信的？”
我告诉他，我们开始这一研究的原因我一下难以说清，因为这些原因听起来有些荒唐，“您说您读过巴塞洛缪·罗西教授——海伦的父亲——的著作。前不久他很奇怪地失踪了。”
我尽可能简短而清楚地向斯托伊切夫描述那本龙书以及其他的事情。有这么多人在场，我不敢从公文包里拿出任何资料，不过我向他描述了那三幅图及第三幅图和怪书里那条龙的形似。
他只打断我一次，急切地要我详细描绘每一本龙书——我的，罗西的，休·詹姆斯的和图尔古特的，“我把我的带着，”我加了一句，碰了碰腿上的公文包。
他盯着，吃了一惊，“可能的话，我想看看这本书，”不过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图尔古特和塞利姆的发现，“斯纳戈夫，”他低低说道，那张苍老的脸泛起红晕，有一会儿我怕他晕过去，“我早该知道这个的，那封信在我书房里待了三十年啊！”
我希望也有机会问问他，他是在哪里发现这封信的，“您看，有充分证据表明，奇里尔修士的伙伴们先从瓦拉几亚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保加利亚，”我说。
“是的，”他摇摇头，“我总以为那封信讲的是修士们从君士坦丁堡到保加利亚朝圣的旅程。我一点没想到——马克辛姆·尤帕拉修斯——斯纳戈夫的修道院院长——”
飞旋的思绪如狂风一般刮过他那张苍老的、表情变幻莫测的脸，似乎要把他席卷而去，他不得不飞快地眨着眼睛，“而你们发现的这个词；维里努，还有休·詹姆斯，在布达佩斯——”
“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是的，”斯托伊切夫没在看我，但似乎又看透了我，“这个名字是安亭埃维里努，十七世纪末斯纳戈夫的一位学者和印刷商。我读过关于埃维里努的书。他在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里赫赫有名。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们看！”
他大睁双眼，摇着脑袋，“我们到我房间去，快！”
我们并不需要催促。仅凭他脸上的表情，就算是跟着他攀崖越壁我也愿意。我发现，桌上散放着昨天我没看到的书本和手稿。
“关于那封信，或其他的信，我了解得不多，”斯托伊切夫缓过来后，说道。
“其他的信？”海伦坐到他身边。
“奇里尔修士还写了另外两封信——加上我的和在伊斯坦布尔的，共有四封。让四封信重聚，这是个惊人的发现。不过我要给你们看的不是这个。”
过了一会儿，他进到另外一间屋里，拿了一本纸皮书回来，原来这是从前的一本学术期刊，德语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停下来，“要是他能活到今天就好了！我告诉过你们——他叫阿塔那斯·安吉洛夫——他是保加利亚历史学家，我的启蒙老师之一。一九二三年，他在里拉的图书馆作研究，那里有丰富的中世纪文献，是我们的宝库之一。他在那里发现了十五世纪的一份手稿——它藏在一本十五世纪对开本的木质封皮下面。他想出版这份手稿。它记录了从瓦拉几亚到保加利亚的一次旅行。他在作有关笔记时去世了，我完成了他的工作并发表了文章。手稿仍在里拉——我一点没想到——”他那只脆弱的手挠着脑袋，“在这里，快，是保加利亚语，不过我们来看一看，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地方。”
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打开褪色的期刊，他挑着告诉我们安吉洛夫的发现的大致情况，他的声音也在颤抖。他根据安吉洛夫的笔记写成的文章和手稿后来译成英文发表了，加了很多修正和无数的注脚。甚至到现在，我在看这篇文章时，仍不能不想起斯托伊切夫那张苍老的脸，缕缕头发垂过他的兔子耳朵，大大的眼睛俯看着书页，神情极为专注，最难忘的是他那迟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