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地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让河朔禁军更觉得朝廷偏向西军。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河朔禁军自然将此视为西军的打击报复,文彦博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何不满,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而纪律严明的西军对河朔禁军的歧视,却也因此同样更加根深蒂固。
其实,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双方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异口同声,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意见分歧。皇帝虽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让一些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马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但他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这时候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态度鲜明,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三大势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帮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辽贺生辰使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但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像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萧佑丹的南朝官员也变了——萧佑丹十年余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贵为大辽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他不仅在辽国极有权势,在宋朝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但却是兵部职方司自成立以来最大的骄傲——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正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但此时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竟然一直以为隶属于北枢密院的这个通事局,只是一个翻译文书的机构——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当宋朝处死那几个大名府的辽国细作之后,辽国便迅速逮捕了十余名宋朝间谍,全数处死。职方馆河北房知事便是因为此事而被左迁。职方司与职方馆这两个机构,因为只有一字之差,许多人很容易混淆,但二者之间却绝非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亲密,几乎自成立之日起,双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但不管怎样,职方司的官员们,心里是明白司马梦求手下并没有酒囊饭袋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职方馆的重点便转到了河北房,对于这个能将司马梦求的部下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人物,职方司虽然取得过小小的胜利,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无论辽国如何说得冠冕堂皇,职方司绝对不肯相信萧佑丹以堂堂卫王之尊出使汴京,背后竟然没有别的目的。自从萧佑丹进入宋境的那一刻起,负责接待辽国使者的宋朝官吏将兵中,职方司间谍的身影,便几乎无处不在。
萧佑丹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些身影的存在。不过,他只是置之一笑。这里是宋朝境内,宋人要做什么,那是宋人的事。他当然不是单纯来汴京给高太后拜寿,而的确另有使命。但他的对手,却绝不是宋朝的职方司。
不待使团人众安顿妥当,萧佑丹便请李清臣相陪,带了副使耶律萌,亲自前往宋朝的往来国信所递交国书,到国信所,萧佑丹赫然发觉,由宦官把持了一百多年的往来国信所,主官竟然换成了士人。他早知南朝之变化,但这变化之大,却犹出他意料之外。原本萧佑丹最忌惮的南朝官员便是石越,而几年前听说石越被闲置,让他暂时放下一块心里的大石头,但此番出使南朝,一路所见所闻,却让他心里又平生忧惧。出了国信所,上马之后,萧佑丹便忍不住感慨道:“方至都亭驿,已有物是人非之感。到了此处,才知梁家珠子铺换了少东家,实不足道也。”
李清臣自是知他话中之意,但听萧佑丹竟连梁家珠子铺的东家这样的小事都留意于心,亦不觉骇然。因勉强笑道:“大王于汴京风物,倒是熟悉得紧。”
萧佑丹听出他话中的警惕,转头望了他一眼,不由淡淡一笑。
在通事局的档案中,有一份宋朝翰林学士李清臣相当详细的资料——萧佑丹知道他是韩琦的侄女婿,他的文章策论,被欧阳修比之苏轼,被韩维比之荀卿,当今的宋朝皇帝曾誉之为“良史之材”。此人早在宋英宗时,便简在帝心,只是因为韩琦当时是宰相,不肯让自己的子侄辈升官太快,才一直被刻意压抑着。李清臣还熟知阴阳五行之说,担任京东路提点刑狱之时,以善捕盗而闻名天下,齐鲁的绿林好汉们畏惧李清臣,听到“李提刑”三个字,双腿都直打哆嗦。新官制之后,韩忠彦以家世,李清臣以文章,分别得到赵顼的赏识,李清臣做过几任侍郎,又拜翰林学士,参与机要,宋廷的许多诏书都出自他手,通事局的官员们,李清臣与韩忠彦,是最有可能进入政事堂,成为宋朝新宰执的两个人选。
所以,对于李清臣,萧佑丹也特别留意,并不将其当成普通的“词臣”或者“馆伴”。
“学士莫谓北朝无人,若论熟知南朝事物,孤是数不上的。”萧佑丹又似漫不经心地笑着说道。离了国信所后,萧佑丹见街边店铺到处都在卖着冥器、靴鞋、金犀假带、五彩衣服等物,又笑问道:“几乎忘了今日是中元节,学士府中想是已买好了盂兰盆?未知今冬是温是寒?”
他说的却是宋朝的一个风俗,中元节是宋人极重视的节日,除了祭奠祖先外,家里的女子会用竹片编成盆状,盛以纸钱,用竹子支承着焚化,看盆点燃后往哪边倒来占卜冬天的气温,若向北面倒,则是寒冬;若向南面倒,却是暖冬;向东向西倒,那便是寒温适宜。这些民间俚俗,原本都是小事,但萧佑丹竟连这些都知道,却更让李清臣平生几分忌惮。因笑道:“冬寒冬温,非由天意。百姓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天气的冷暖,而是官府的冷暖。”
“善哉斯言。”萧佑丹赞道。众人骑马缓行,又聊了些宋辽两朝的风俗习惯,李清臣自觉对辽国颇为了解,但相比萧佑丹对宋朝了解之精微入细,不觉也要自叹弗叹,既惭且愧。他正在心里暗暗感叹,却见萧佑丹忽然勒马停在街边的一个肉饼铺,转首望着自己,笑道:“十余年不曾来汴京,忽然食指大动,想叨扰学士一顿……”
李清臣不由一怔,便见萧佑丹朝随从仪卫们努努嘴,压低了声音,笑道:“不瞒学士,我见着这肉饼铺,忽然想起曹婆婆肉饼,竟有些嘴馋了。可若是带着这些人,却没甚意思。倒不如我们几个换了白衣,自去吃个痛快。”
这曹婆婆肉饼原是汴京极有名的店子,李清臣未富贵之前,倒也曾经吃过,但如今位列公卿,自是不再方便去那种地方了。不料萧佑丹竟忽然提出如此要求,他不由大吃一惊,顿时大感为难,迟疑道:“大王千金之躯,若万一有个意外,下官担待不起。若大王想吃甚,只管吩咐,下官叫人送至驿馆,岂不更好?”
“那又有什么意思?”萧佑丹摇头道,“若是怕出什么事,那是绝不用担心的。学士纵信不过我的武艺,还信不过贵国的职方司吗?”
李清臣被他点破,脸不觉一红,连忙笑着掩饰道:“大王说笑了。”
萧佑丹睹视李清臣良久,忽然哈哈大笑。
回到都亭驿后,因为当日奉皇太后诏,京师所有道观、寺庙,皆设大会,焚钱山,祭奠熙宁以来阵亡将士与渭南县死难军民,先贤、忠烈二祠也要举办盛大的祭典,李清臣须得去参加祭祀;而萧佑丹也要会见辽国驻汴京使节,宋朝官员亦不方便在场。李清臣便向萧佑丹告了罪,离了都亭驿。
辽国新盖的使馆,连都亭驿并不远,便在投西大街的街南。当时诸国使馆依然沿袭着旧有的习惯,如高丽使馆便建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附近,那里是原来宋朝接待高丽使节的地方,现在除了接待高丽使团外,偶尔也接待日本的使者;交趾等南海诸国的使馆,则全在怀远驿附近。
按宋辽外交惯例,使团进入对方国境之后,一切接待、安全,便全由东道主负责。因此虽是卫王出使,辽国使馆亦不便前往陈桥驿相迎,只派了人在都亭驿相候,待到萧佑丹递交国书后,正使韩拖古烈方匆匆赶来,正好李清臣前脚方走,他后脚便到了。
韩拖古烈本是渤海人,原来是个奴隶,他幼时不知何故被人抛弃,辽国一家姓韩的贵族在拖古烈捡到,便唤他为拖古烈。因自小聪慧,被主人家挑选了陪少主读书,凡契丹、汉文,过目不忘,被视为奇材。后来辽主耶律濬即位,开科举,韩家便让他替少主参加考试,不料竟得中省元。殿试时,被耶律濬看出破绽。耶律濬不仅没有追究韩家与拖古烈之罪,反为他赎身,赐其姓韩。数年之间,拖古烈便以才智文章,升至北院林牙。两年前,又被委以重任,出任辽国驻宋朝的正使。
拖古烈到汴京后,便以其文章与才华,赢得了宋朝皇帝、士大夫的好感。而其身世之离奇,更为其增添了神秘的光环。凭借着出色的外交手腕,拖古烈为辽国赢得了许多外交利益。而且,在他任上,辽国对宋朝的间谍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凭借着与宋朝士大夫的交游,宋朝每往河北、河东、京东派出重要官员,往往这边厢官员还未离京,其简历便到了辽主御案之前,因为其擅长丹青,有时甚至还附有他的亲笔画像。对于韩拖古烈的才干,辽主与萧佑丹都十分肯定。
这时见着拖古烈进来,萧佑丹连忙起身相迎。拖古烈早已拜了下去,用契丹话说道:“下官叩见大王。”
“林牙不必多礼。”萧佑丹忙上前搀起,亦笑着用契丹话回道,“一别两三年,林牙神采更甚胜往昔。”
拖古烈却不肯起来,又恭恭敬敬地问道:“未知陛下龙体安否?”
“陛下身体极好。”萧佑丹笑着答了,拖古烈这才起身。契丹人没有太繁琐的礼节,先给萧佑丹行礼,再问辽主安否,双方亦皆不以为异。
萧佑丹又打量拖古烈,见他肤色白净了许多,又笑道:“林牙算是得了个好差遣,汴京可是个好地方。”
“汴京的确是个好地方,几个月前,下官见到一大食商人,他说汴京是‘天堂之城’,是天下最繁华的城市,只怕不是虚言。”拖古烈笑着回道,他是萧佑丹的老部下,二人说话便很随便。
“不过,富贵温柔之乡,却不是磨砺人意志的好地方。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
拖古烈笑着点头,二人正说着,却听门外有人禀道:“大王,李学士派人送来曹婆婆肉饼,还有院街东面熟羊肉铺的羊肉,各色水果点心。”
“先放下吧,无要紧事,休要来打扰。”萧佑丹吩咐一声,门外应了去了。萧佑丹转头见拖古烈诧异地望着自己,因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又笑道:“林牙以为李清臣如何?”
拖古烈沉吟了一会儿,道:“才智、文章,天下少有,但胸襟器度,却略嫌不足。”
萧佑丹点点头笑道:“若换上石越,他一定便会陪我去曹婆婆处吃上几块肉饼,且看我弄什么玄虚。我不断卖弄,不过是存心试探,他虽然知道心生忌惮,也未必便没有应对之才,却少了担当,再多的才能,也憋死了。”
拖古烈亦不禁莞尔:“擅自陪辽国卫王去吃曹婆婆肉饼,被台谏弹劾失礼,岂不要毁了李学士的大好前程?汴京可都在传言,李学士可能要做刑部尚书的,纵是范纯仁改变主意,最不济也是礼部尚书。”
萧佑丹摇摇头:“似这样的器局,便只能做地方诸侯、翰林学士,不能做宰辅公卿。想他在京东路提点刑狱,何等的杀伐果断。进了汴京城,便前怕狼后怕虎了,连陪我吃块曹婆婆肉饼都不敢了。利禄二字,不知道累了多少英雄豪杰!”
“大王所见极是。”拖古烈笑着说道,却将话题转到正题上来,问道,“大王出使南朝,想来不止是为了贺生辰,大王总理北院军政事务,如何竟有暇为一介之使?”
萧佑丹顿时沉默下来。半晌,他才叹了口气,道:“若非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南朝。我要亲眼见见南朝的局势,见见南朝君臣,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法。”
拖古烈听他说得郑重,不由肃然:“究竟是出了何事?”
萧佑丹摇着头,叹道:“此事实为古今未有……”
辽朝现在遇到的困难,实与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澶渊之盟以来,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赐”,虽然对宋朝是屈辱性的,但对于辽国国库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自从宋朝复兴,辽国内乱,强弱易势之后,双方在新的盟约之中,不仅取消了宋朝对辽朝的“岁赐”,反而被迫开放了两国贸易。然而,岁赐虽被取消,但辽国贵族对宋朝绢布与丝绸的需求却并未减少,贵族也不可能真正放弃奢侈的生活,重佛的习惯更需要大量的金银,若再加上对军队、官员的赏赐——对辽国来说,金、银、绢、丝等物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或者需要向宋朝购买,或者正在向宋朝大量外流。
宋辽的贸易结构是,宋朝商人不仅向辽国输入大量奢侈品,还有许多是生活必需品,以及介于必需品与奢侈品之间的商品。其中,既有比辽国价廉物美的棉布与食盐、铁器——主要是走私的铁制农具等;也有书籍、瓷器、香料、丝绸、广受欢迎的高浓度美酒、独特的甘蔗酒这样很难说清究竟属于奢侈品还是必需品的货物……除此之外,两国官方进行的军火贸易亦是大宗。而辽国向宋朝输出的,则主要是药材、皮毛、珍珠、公羊、公牛、公马。
这是极不对称的贸易,必然导致大量硬通货外流,而偏偏金、银、铜在辽国本身也是一种必需品,矛盾更加激化。在缺少硬通货的情况下,辽国境内钱重物轻,在贸易上更加吃亏。辽主不得不单方面违反盟约,颁布法令禁止宋朝食盐输入,通过食盐专卖,得到一笔必需的缗钱。虽然在拖古烈的努力下,此事得到了宋朝的谅解。但这却是以辽国百姓吃不到好盐为代价的,而且走私食盐的贸易一直十分猖獗。因此此举只是缓解了辽国的危机,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另一方面,宋朝其实亦非是受益者,只是双方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辽国流出来的硬通货,对辽国足以构成重大伤害,对于宋朝却作用有限。
两国贸易额持续下降,辽主虽有意提倡自给自足,但辽国的各阶层却都不同意回到草原生活——即使是辽主也没有这个想法,贵族们要奢侈品,普通民众要更便宜的必需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需要宋朝的美酒,以及来自宋朝的香料——没有人不信仰宗教。所以,完全断绝两国贸易,对辽国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对宋朝的伤害,这一点,早在几十年、几百年前就证明了。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钱太少的话,就会导致商旅不通,进一步就会导致百货匮乏,从而使经济凋敝。辽国也不能例外于此。某些历史学家想象中的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真实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老子的幻想中曾经出现过。
辽国并不愿意看到两国贸易萎缩,但辽国同样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库之中,自己的国家之内,铜钱成为一种稀缺物品。
但他们面临的困境却是,这两条他们不愿意走的路,他们总要走一条。
辽国君臣称得上君明臣贤,然而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若要选择的话,他们只能选前者——禁止宋朝某些商品在国内流通,对宋朝商品课以高税。而这样做,必然激起宋朝的反制,宋朝很可能干脆关闭边境贸易——对于辽国来说,无论是过分开放的全面贸易,还是完全断绝两国贸易,都是灾难。倘若两国贸易断绝,为了得到某些宋朝的商品,辽国不得不进行抢劫。于是,宋朝不得不进行反击。于是,在中国北方的边境上演过无数次的历史,将再一次重演……
而今日之大辽,今日之大宋,若果然发生这一幕,必然是悲剧性的。
辽国君臣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因为他们深知与今时今日之宋朝开战,很可能要冒着亡国的危险,最好的结局,也是两败俱伤。
然而,他们又似乎别无他法。个人的意志,在此时简直是微不足道。
萧佑丹此番使宋,便是肩负着如此重任——他要替辽国,找一条新路。若找不到,那么他也要替辽国找到一个赢得战争的方法。
面对着如此的历史性难题,饶是拖古烈再聪明,也只能措手无策。半晌,他方有点不太相信地问道:“局势真的恶化至此了吗?”
萧佑丹并没有在乎他这话的失礼,只是苦笑道:“平乱时,朝廷收缴了不少贵人的财产。加上榷盐的收入,倒还没到非要马上兵刃相见的地步。但长此以往,总难免有那一日。我们不得不早些准备。契丹人也好,渤海人也好,汉人也好,总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搞得民怨沸腾,说不得,也只能怪到宋人身上。其实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朝廷压榨各蛮族,叛乱此起彼伏……”
“若得到宋朝许诺,将两国贸易恢复成有限的边境互市……”
“那也没什么用。”萧佑丹摇摇头,道,“草原上的蛮夷们为什么喜欢打仗?还不是因为做生意的话他们肯定吃亏?朝廷与南朝贸易,规模大吃大亏,规模小吃小亏,总是免不了的。况且我们亦不能指望贵人们节衣缩食过日子,这规模怎么样也小不了。单是贵人们的压力,便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还能打着百姓的名义?平心而论,贸易给百姓还是带来不少好处,但因为金银铜外流得太厉害,这好处转过来又变成坏处——可这番道理,和那些村夫牧民是讲不通的。用铜钱到百姓手中买粮食的是朝廷,给将士们发赏赐的是朝廷,他们只看到同样的粮食卖的钱越来越少,朝廷发的赏赐也越来越少……”
拖古烈不由默然,许久,才又问道:“如此,大王可有良策?”
“禁止入境的货物还要增加几样,关税要提高些——特别是棉布、丝绸等物。这样总能缓解一下。”萧佑丹道,“其实我也没甚好办法,不过南朝多俊杰之士,或许未必要走到那一步。不过……”他压低了声音,道,“皇上与朝中的大臣们,对此其实已不抱希望。”
“啊?!”拖古烈惊声叫了出来,急忙说道,“大王,万万不可开战。断不可因南朝困于益州而轻视之,今日之南朝,实不可轻侮!”
萧佑丹叹了口气,道:“这个道理,我岂能不懂?有石越、司马光在朝中,南朝哪那么好打?不过,不管怎样,此事事关机密,林牙绝不可泄露。君在南朝,要竭力营造两国和好之气氛。”
“大王尽可放心。”拖古烈颔首道,“朝廷果然要战,下官当先为忠臣。”
萧佑丹凝视拖古烈,喟然叹道:“皇上常说拖古烈是国士,可以生死托付之。皇上知人之明,吾所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