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艾米 本章:第10节

    杨红不知道彼得说的“我不能”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不愿这样做,还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也许他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梅拉蒂?也许他吃了安眠药,身体沉睡了?不过,不管是为什么,杨红觉得都不重要。如果他悲之极的时候不想用性用酒来发泄,只想有人陪着他,那她就陪着他。她只想他能忘记那些伤心的往事,走出过去的阴影,过正常的生活。她很惊奇地发现,自己这一次,没有去想自己的面子,没有去想以后彼得会不会笑他,或者会不会在心里瞧不起她,她只想到彼得和他的痛苦。

    接下来的日子,彼得似乎又回到了常规,上课的时候,又笑容满面,谈笑风生了。在太极班上课的时候,又虎虎有生气了。看见杨红的时候,他仍然会目不转睛地看她一会儿,但杨红觉得他已经没有那种灵魂出窍的神情了。杨红欣慰地想,彼得回来了,回到这个世界来了,回到现实里来了。

    彼得没有提那晚的事,看见杨红时也没有不自在的样子,仿佛那晚根本没有存在过。杨红想,这样好,这样两个人就不会在见面的时候感到尴尬了。

    她现在也很能理解为什么彼得逼着她买那个带体检的医疗保险了,他被梅拉蒂的悲剧吓坏了,他说过要教会他爱的女人、他认识的女人游泳,这就是他在教她游泳,让她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等到溺水了,才发现晚了。那时候,如果他救不了她,即便她只是一个一般朋友,他也会难受。他从梅拉蒂的死中,领悟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他珍惜生命,不管是谁的生命,他都珍惜。

    杨红想起彼得曾经在班上引用过一个大作家的话,可能是海明威的,说丧钟为谁而鸣?为你而鸣,为我而鸣,为全人类而鸣,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丧失,都是人类的损失,是每一个人的损失,也就是你的损失。他好像是在讲到鸣这个词的不同意思时提起这句话的,当时给杨红的感觉是他一扯就扯远了。但现在想来,那些扯远了的东西,常常是一些生命的感悟,也许一直都在他头脑里打转,一不小心就溜出来;也许是有意提到的,想让大家善待生命,珍惜生命,为你自己,也为他人。

    杨红想到这些,就想约海燕一起去体检,但海燕说她今年已经做过了,杨红就跟学校的健康中心打了个电话,约了一个体检的时间。她觉得这样做可以让彼得放心,让他高兴,于是给彼得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约定体检的事。

    听得出来,彼得很高兴,说早该这样了,又问:“要不要我陪你去?”

    杨红笑起来,说:“又不是小孩子,再说健康中心离我住的地方才一站路,又有校车,不用了。”她心里还是热热的,也很想让彼得陪着她,但她想他也很忙,体检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还是别麻烦他吧。

    杨红乘校车去了健康中心,原以为三下两下就可以查完,结果却搞了好几个小时。美国医院的特点就是慢条斯理,医生护士工作人员都是慢条斯理的。这样的工作作风搁在中国,早被病人骂死了。检查完了,那个叫理查森的女医生拿着几张表,解释着什么,但杨红不太懂。女医生看看她的表情,问了几次:“你听得懂吗?”见杨红很诚实地摇头,便问,“你能不能找个人替你翻译一下?”

    杨红知道可能有什么问题了,不然医生就该放她走了,但她想,应该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不然医生会瞒着她的。她想到海燕和彼得,这两个人都可以为她做翻译。她就打了个电话给海燕,可她不在家。杨红想了想,拨了彼得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他在那边喂了一下。

    “是我,特蕾莎。我现在在健康中心,可能有点什么问题,医生叫我找个能听得懂的人为我翻译。”

    她听见彼得在电话里说:“别挂!别挂!我马上就来,电话别挂了。”她能听见他奔跑的声音,怕他待会儿边打电话边开车会出事,便担心地说:“不用这么快,我没事,我挂了,你开车别打电话。”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打完电话,杨红又有些后悔,也许不应该把他搅进这事来。如果真的有什么事,那不等于又提醒他那些过去的伤痛?她想再打个电话,就说刚才是开玩笑的,但容不得她再打电话,彼得已经来到健康中心了。

    女医生开始向彼得讲解,杨红感到彼得悄悄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但眼睛只看着那个女医生,点着头,哦,哦,是这样的。那个女医生也时常冒出一个“你妻子”、“你妻子”的,杨红觉得心里很甜蜜,如果只有自己生了病才有这种机会,那生病也是值得的了。

    走出健康中心,彼得拿出电话,对杨红说:“你需要到t市的约翰森大学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卵巢有没有问题,我来跟你预约一下,我明天上午有空,你明天有空吗?”

    杨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也不关心,只要彼得在这里为她安排一切就行了,于是说:“明天没问题,我请个假就行。”然后她听见彼得拨了电话号码,约好了时间。

    彼得大多数时间都握着杨红的手,连拨电话都是用一只手拨的,这让杨红很开心,但也有点意识到事情可能比较严重,他是不是也在给她一点这个世界的人气?她不问他,等他自己来告诉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开车回家的路上,彼得告诉杨红,你可能有子宫肌瘤,不过你不用着急,子宫肌瘤是良性肿瘤,有很多治疗办法,如果不准备生孩子了,可以把子宫全切掉,如果还想生孩子的,可以采取保守疗法。他还说了一些,但杨红只听见一个词:子宫肌瘤。

    回到杨红的住处,刚好海燕也回来了,听到这事,她安慰杨红说:“这个真的没事,我妈妈三十多年前就因为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还切除了一侧卵巢,现在八十岁了,还挺健康,连开刀的疤痕都长没了,我待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跟你谈谈。”

    杨红说:“不用了,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在网上查查相关信息。”

    海燕说:“别忘了,网上是什么人都可以贴东西的,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多看几家,问他们要统计数据。”

    彼得在桌子对面看着她,过了一会儿,点点头,说:“也好,跟医院约了明天八点半,早上上班的人多,可能会塞车,我们早点走,我六点过来带你去t市。今天早点睡。”

    晚上,杨红谢绝了海燕要陪她的建议,一个人待在卧室里,打开电脑,在网上搜寻“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和“卵巢癌”等关键词。

    这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网上有关这几个问题的文章数不胜数,杨红找了几篇仔细看了看,然后就很快地浏览其他的文章,内容差不多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看了一个多小时心里基本有个底了。子宫肌瘤的确没什么可怕的,倒是卵巢肿瘤的问题会大一些,因为子宫说到底只是一个装胎儿的袋子,有它没它只是影响到能不能生孩子,不影响别的。

    但是如果卵巢有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内分泌。如果两个卵巢都切掉,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就会大大降低,不光不能生孩子,还会像梅拉蒂担心的那样,提前进入更年期。那就会像老女人一样,皮肤发干发皱,性欲降低消失,下体干燥不能房事,总之,女人的一切性征就消失了。

    她继续搜寻,看到一些很鼓舞人心的文章,说妇女在双侧卵巢切除后,可以用雌激素来维持对身体激素的需要,大多数都能维持到正常水平。当然,卵巢切除了,就不会排卵了,也就不能生小孩了。杨红想,梅拉蒂不肯切两侧,大半是为了能为彼得生个孩子。

    想到这一点,杨红希望自己能保留子宫,至少保留一侧卵巢,因为她很想很想为彼得生个孩子。她想,不管他爱不爱我,不管我能不能跟他在一起生活,我都愿意为他生个孩子,因为他那么喜欢孩子。我和他生出来的孩子应该会像他跟梅拉蒂生出来的孩子。最好生个女儿,那么梅拉蒂就从某种意义上活回来了。杨红在网上搜寻了一下有关代孕母亲的文章,发现这个想法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代孕母亲根本不用跟精子的提供者发生关系。

    但她又想,如果不切就有生命危险的话,我还是要把该切的都切了。我有儿子,有父母,有这么多朋友和关心我的人,我不能随随便便死了,让他们都为我痛苦。特别是彼得,如果他知道我是想为他生孩子才保留卵巢的话,那他就要再一次内疚痛苦了。

    她也想到周宁,要不要告诉他一下?从他这次对待离婚的态度来看,他是不愿跟我离婚的,也许告诉他,对他反而有好处?这样他会认为我要离婚,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因为肿瘤,那他心里头面子上都可能好过一些。

    杨红想了一下,就跟周宁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患了子宫肌瘤,想了想,又加上一句,说还有卵巢癌,要把这三样一起切掉。切掉后,自己就提前进入更年期了,然后,她几乎是照本宣科地把网上有关卵巢切除后的症状给周宁念了一遍,说:“我告诉你这些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我提出离婚主要是因为这事,我不想连累你。”

    周宁一直默默地听着,最后说:“你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而且我现在马上去上班,带学生实习,我安排好学生再打给你。”

    挂上电话后,杨红很后悔撒了这个谎,应该说是撒了这半个谎,也许这会成为一个不好的兆头,明天就真的查出自己是患了卵巢癌。如果周宁因为这事心慌意乱,开车出了什么事故那就糟了。杨红拿起电话,想再打给周宁,但周宁的电话已经关机。她想,他知道开车时关机就好,免得出问题。

    过了一会儿,周宁到了实习的地方,就打电话过来:“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在考验我?如果你是考验我,那就不必了,你知道我这个人的,别的不说,义气还是有的。你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会丢下你逃跑的。如果我在这种时候丢下你,我还算人吗?我在朋友面前还抬得起头来吗?社会舆论不把我骂死了?”

    杨红赶快说:“我不是要考验你,我只是告诉你一下为什么离婚,婚还是要离的。”

    周宁说:“真搞不懂你们女人,说了不会逃跑的,还担个什么心呢?”

    杨红只好如实坦白:“我不是担心你逃跑,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心里好过一些,免得你因为我不爱你难过。婚是肯定要离的。”

    周宁叹口气:“说起来是十四年的夫妻,你真的是一点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这个社会吗?你说你不爱我,我没面子,但那只是你一个人瞧不起我,我能挽回就挽回,挽回不了就离婚,谁也不用拴在一棵树上吊死。别人顶多笑我老婆一出国就把我甩了,在社会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而你才是个卑鄙的人。现在你说你生肿瘤生癌,你再叫我跟你离婚,那你不是叫我做个小人?让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让这个社会谴责我?你到底是因为不爱我才要离婚的,还是因为生癌才要离婚的?你说清楚了,我好决定,你这样翻来覆去的,完全把我搞糊涂了,我不知道应该信你哪一句。”

    杨红肯定地说:“是因为我不爱你,我没癌,也没肿瘤。对不起,我是好心办了坏事。你别多想,开车小心,不要开太快,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也不要老是在外面打麻将,多在家……”

    她听见周宁匆匆说:“又来了,又来了,我又不是小孩,这些我都知道。”说罢,又有几分伤感地说,“你已经下了决心不要我了,还管我这些干什么呢?你自己好好休息吧,没事别翻来倒去的,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一搞就搞复杂了。”说完就挂了电话。

    杨红挂上电话,心想其实应该想到周宁对这件事的反应会是这样的,那就不会多这一事了。周宁就是这样的人,他讲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如果朋友叫他帮忙打架,他肯定是万死不辞的。但如果老婆叫他做家务,那他就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恨不得插翅飞走,飞不走就磨洋工。可能在大风大浪面前,他的表现是算得上讲江湖义气的。但大风大浪之后的平淡日子里,江湖好汉周宁就难以忍受了。其实他这种作风倒也符合江湖上的那套,哪个江湖英雄会喜欢做家务陪老婆?还不都到江湖上切磋武功去了?

    人们常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要经得起这四句话的检验是很不容易的。一些人在前两种情况下会临阵脱逃,另一些人在后两种情况下会逐渐褪色,有一些人既经不起前两句的检验,也经不起后两句的检验。一个人经不起检验,就会被认为人品有问题,就是小人,就会被社会唾骂。

    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草?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草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草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床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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