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 ——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 “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间，他们笑着，闹着……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早知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