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 ——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 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 “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 “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

    “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胡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制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

    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棍似地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10元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 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他说：“这西瓜真好。”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绪也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一想到未来，都感到茫茫然而不可知。是为了逃避对未来的思索之苦，也是为了不虚掷光阴，在看护张沪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即历经了二十多年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国草》原型）。我怀念我的同时代青年朋友，他们为了开垦北国荒原，自愿组成了北京青年垦荒队，去冰铺雪盖的黑龙江三江荒原上开垦荒地。尽管此时的我，已被历史划入了另册，但对民族和祖国炽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我觉得我应该画出一幅幅肖像，才对得起这些北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 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