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 “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 —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乌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当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谎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割。雨中的莱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只好舍弃了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

    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