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 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忽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