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 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