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队纪事(2)-从“土城”押往茶淀(下)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从维熙 本章:劳改队纪事(2)-从“土城”押往茶淀(下)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 “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 “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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