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 “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 “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