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中，曾写到老右中的惟一逃号张志华。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运送工具之际，从荒芜的茶淀逃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张志华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在劳改队中的逃跑行为，当然可以以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对其进行判刑，但是张君逃离劳改队有一年多的光景，归队后居然仅仅做了一个书面检查，就算是过了鬼门关。最初，我以为是张志华自动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否！他是浪迹到江南杭州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来的。
张志华是个文学迷，因而很快成为我患难中的朋友。这个来自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与北大中的谭天荣，以及同系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枪决于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许是文学的缘分，他到了三畲庄不久，就坦诚地向我倾诉了他外逃后的一切。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热爱自由。”他说，“我在茶淀时，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出逃的时机。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后（指环绕于农场四周的金钟河），便南下了广州。”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见）和清华来的学生陆浩清（后边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作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唾，到中国的大西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大多的感伤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逃出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5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艺体积又小，因而我头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大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有人轻轻叩门。我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张志华说。
“那小姑娘把头低得挨近了胸脯，终于说明了她的来意：‘我……我是……来卖身的。’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这儿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