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我的劳改历史中，一直是一头磨道上的驴儿——听人呼唤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立刻和那泡乌鸦屎联系到一块儿了，说我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并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时候，有人高喊——乌拉！（乌拉即当时的苏联语“万岁”之意）

    从“乌鸦”到“乌拉”，真有点像是一个寓言。一切正如王贵峰所告诉我的那样，我走进董维森的办公室，他就通知我这一“任命”。我反复说明我不是那块材料，又没有干过这种工作。我说我不怕劳动，不怕吃苦——但是不会组织劳动，更没有管理几十号人的本领。董维森一开始没有批评我什么，听到后来终于识破了我的心机：

    “你是不是不愿意向政府汇报别人的思想，以显示你的清高？”

    我违心他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董维森对我亮出了底牌，他说：“你们里边不缺爱打小报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乌鸦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政府的耳报神有的是，可是这种汇报对你们自己毫无意义。上边关注的不是这些屁事，而是你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动态。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队里，有被毛主席点过名的谭天荣，有被陈毅称之为忘了本的刘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不过才来了多半个月，有关他俩的报告不少，但是从我的感觉里，都不是真实的——其中不外说他们至今还如何如何反动。我看，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第一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