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我活着——尽管我活得十分沉重。在我的印象中，在茶淀农场最难熬的还是火热的夏季。由于大盐碱滩的土质，盐碱含量极高，所有的树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棵遮荫的绿树。即便是有一两棵侥幸的柳树，从盐碱滩地里钻了出来，也是弓背弯腰，像是畸形的怪胎，无法起到为劳改成员遮挡烈日炎阳的作用。这是西荒地的自然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苦夏。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劳改队的监舍里，不知从哪儿滋生出来那么多的臭虫。它们无孔不入，白天在炎阳下干了一大的活儿，夜里几乎难以成眠，这是我最大的苦恼。被褥上都是小小的黑点，那是臭虫拉在上面的屎。夜里躺在炕上，炕洞里的臭虫便开始三路进攻，屋顶上的臭虫如同软性炸弹一般，可以十分准确地降落在你的身上。有一段时间，这种专门以吸吮人血为生的小东西，成了劳改队的大患，令劳改成员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我无意之间打开我装书的纸箱，不同型号的大小臭虫，纷争着向箱外逃去，那可怕的场景让人心麻。其实，这个问题狱医早就向队长反映过，但是干部家属区，在壕沟铁丝网之外。可能是他们那儿没有臭虫之故，一直对此充耳不闻。直到后来不长眼的臭虫，蔓延到了他们的家时，消灭臭虫的战役才打响。全队抽出一天的时间，用喷农药的喷枪，把被褥以及一切杂什，喷了个如同淋水——曝晒两天之后，淋湿了的东西才晒干了。
臭虫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大自然的酷热，在无树的西荒地，是永远的一种无法挣脱的灾难。记得在那年的盛夏8月，由于稻田要用水洗碱，我们奉命去加深加宽一条排水沟。早上大喇叭广播说，那天是39℃的高温，经过了半天的日晒，到了下午真可谓天下火，地冒焰；不要说挥动铁锹，就是往那儿一站，立刻汗流如雨。何况挖沟要下到沟底，那儿一点儿也不通风，若同站在蒸锅里一般。
我一开始，头上顶着一个破草帽，身上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没过几分钟，那条裤衩已经湿淋淋地贴在了我的胯上，裆上的阳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胳，就像受了宫刑一般。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喊着，“不然该把龟头磨烂了！”
我抬头一看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迅速地低下了头，躲开了视线中男人都有的那件东西。始自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劳动记录中，劳改部门里的千奇百怪的事儿，我看到了不少；但是像那天的裸体大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喂！臭老九，别摆你的清高了！”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秀才，光着屁股干活是小事，要是磨损了那个玩艺，可是一辈子传宗接代的大事！”
“脱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们帮忙？”
嘻笑声与拍击牛忙（一种喝人血的飞虫，大如苍蝇）的声响，一块儿传入耳朵。与其说是受同类们的启示，还不如说是我自己要解脱磨裆之苦更为确切——又历经了片刻的犹豫，我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脱下了裆间那块湿淋淋的布片。我算什么？我在这个混沌年代不过是个“吃屎分子”之一，日日夜夜与小偷。流氓同吃一个大锅里的饭，同睡在一条大炕上——人家刑事犯，还属于“内部矛盾”；我虽然摘去了头上的帽子，仍然是“敌我矛盾”。在劳改队的位置，我比那些光着身子挖沟的“内矛”还要低下，还有什么必要让那裤缝磨裆？达尔文早有名言喻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污泥而不染”，在这块被炎热烧焦了的大盐碱滩上，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脱去了那块磨裆的布片，我当真感到免去宫刑之苦了。虽然这一切并非我的自愿，但是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活正在驱使我这么表演。
“怎么样？痛快点儿了吧！”姓刘的头人对我说，“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囚笼里多一份清高，就多受一份罪。”
“瞧！秀才的屁股比咱们的白，像白粉团！”
“白和黑卖一个价。”
“要是个妞儿的屁股就好了，可惜他也是带棒儿的！”
……
同组的成员，嬉笑了一阵，便不再闹了。因为拿我开心，也只能有片刻的精神转移。当他们浑身上下成了汗人以后，便骂起天上那轮火球来了。
由于气候反常，“头人”规定轮流跳上沟渠，喘几口气以防中暑。轮到我上沟休息时，我索性赤裸到底——这儿没有女人，没有可以忌讳的目光。大家轮流休息的地方，是世人难以想象的地方。几十年前，这片只长茂密芦苇的荒芜土地，因为靠近大海，原本是海盗出没和藏身的地方。有一个同类，在离我们挖沟不远的斜坡上，发现一口昔日埋过死人的空棺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见阳光的阴坡，于是我们便分头到里边去躲避炎阳。好在里边已经打扫干净，我用滴水的短裤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我是人？
我是鬼？
还是非人非鬼？
当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灵肉之裸，也是源于这个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