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汗，何况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赵鹏飞，与我在北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要骑上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 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给我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对，看您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