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上篇(4)-四月雪与四月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从维熙 本章:第三部上篇(4)-四月雪与四月血

    中国有句古老的命运谚语:倒霉的人才上卦摊。当我们被转移到曲沃劳改砖场,搬进这个四号房间时,张沪就对生活有过不吉利的推断。她说“四”字和“死”字谐音,这是第一不吉;第二,四号房门对着一排房的墙角,墙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来,这是看阴阳风水的老先生最为忌讳的。她看过的闲杂书比我多,不想劫难当真被她言中了。

    夜间,与我同炕而眠的赵光弟(他原是个“佛爷”,即扒窃的代称)对我说:

    “哥们儿,你们‘臭老九’吃亏就吃在嘴上。五七年吃了大亏,总是不长记性。那军代表是能顶撞的吗?怎么张沪的嘴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屋顶默不作声。

    “嘿,我跟木头人说话呐!你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放?”

    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这是一幕“煮豆燃豆箕”的悲剧,他能听得懂吗?写告密小纸片的孙西敏,进监狱的罪错也是右派,何以在那个非常的场合要在张沪身上浇点汽油?她只知道显摆她的积极了,她能想到这一张纸条能要了张沪一条小命吗?五七年划右之后,她因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然服毒自杀过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医院抢救了过来。这次……

    “我说哥们儿,我可是一片好意。”“小黑子”继续对我说,那姓孙的娘们儿这一手太歹毒了,得想个办法让张沪早点摘下手铐来。那铁铐子我戴过,她可经受不住。”

    “你说我该咋办?”我搭腔了。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付过去再说。”

    “我见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里来睡,不就是为了把我和她隔离开吗?”

    “你写个条子给她,我给你捎过去。”

    “不行。”

    “你信不过咱哥们儿?”

    “‘黑子’,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事万万干不得,万一‘小耗子’走风漏气,事儿只会越闹越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小耗子”张丽华不是一盏省油灯,她之所以落了个“小耗子”的美称,不外是善于在劳改队中钻营。“小黑子”身上还有点浪迹扒窃群中时染上的一点哥们儿义气,在那婆娘身上,我还没发现她有人性中的这个优点。

    “她敢于那吃里扒外的事儿,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对我表示,“你写吧,要有什么闪失,你拿我是问。”

    “好。”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十分清醒,在这风声鹤唳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留下任何字迹,不仅等于我自投罗网,还会构成张沪的另一罪状。隔离反省的含义,就是让她与我断绝信息;不管赵光弟是否真的对张沪怀有同情,这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事实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性。第二天,我到砖窑劳动回来,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刚刚走到四号囚舍门前,正好看见了张丽华押解着张沪,从食堂打饭回来。她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身上披着件蓝色棉衣,像“苏三起解”一般步履蹒跚地从食堂走了过来。

    我悲凉地望着她。

    所有刚刚收工的“同类”,都在凝望着这令人断肠的场面。此时,暮冬的斜阳刚刚落山,劳改号房前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树的干枝上,一群乌鸦正在飞回树巢,呱呱地绕树飞鸣。历史上苏三起解的遗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东北方向,舞台上苏三起解的押差官是个白眉白须的老者;而20世纪70年代押解张沪的,却是个矮矮胖胖的女“同类”。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之故,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冷酷。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就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她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只是凄然地向窗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寒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铐走到她那间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 ——但她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不断地泼洒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她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的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能不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躺在炕上仍然不能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的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子力气。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间关注一下那问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她掀门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的多大力气。”我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吗?”

    赵光弟海骂了她媳妇半天,连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在五七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的面,她平生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自她脱掉新四军军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以会有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那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苦吃嘛!”

    我无言以答。

    “哥儿们,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因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从这天夜谈之后,我当真发现张丽华对张沪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在周围没有干部的眼睛的时候,张沪上厕所或打饭回来,张丽华能为戴着手铐的张沪主动掀开门帘(为遮挡冬日风寒,山西的棉门帘又厚又沉),偶然与我目光碰撞时,也少了几分冷酷。只是我很难从张沪脸上找到一丝变化,她低着头走路,路过我们四号囚舍时,头都不歪一下,有时我故意咳嗽两声,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电的绝缘木桩,唤不回她对我的回应。

    “小黑子”对此解释是她怕牵连到我。因为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不止一家,而且门户相连。递上那张诬陷纸条的孙西敏,也住在这排窑洞里,万一她那双善于发现“敌情”的眼睛,再看出什么破绽,见缝下蛆,不是把我也牵进去了吗?!

    知张沪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之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黑子”全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窗外突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即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酣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我就是在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双眼的。大概到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的闪亮,耳畔传来一声吆喝:

    “起来!”

    我和赵光弟从炕上爬了起来。赵光弟睡眼朦胧地望着来者,我则看清了进来的人是支 “左”的吴排长和厂部负责内勤的郭干事。

    “你先出去。”吴排长命令赵光弟迅速穿衣离室。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吴排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 她……”

    吴排长平日是个喜欢与劳改队中知识分子交谈的人,曾与我聊过“样板戏”什么的,此时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对我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郭干事,因为昔日我回北京探亲时,他曾托我给他代购过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点儿接触的干部;他悲悯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头去检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里都是书。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场部退还给我的。

    吴排长说:“这些书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说:“《北京日报》早已检查过了。”

    “现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审查。”

    我能说什么呢!每天忙于修埋地球,书已然是我们身外之物,全部拿走还能减轻我的一点儿负担。在吴排长往麻袋里装书之际,郭干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给我戴在了手腕上。

    无需多说,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时来搜书,并给我戴上手铐,诱因不是我,肯定张沪发生了什么问题,联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脚步,我断定张沪又走上了轻生的绝路。

    吴排长看了看戴上手铐的我,低声说了一句:“从维熙,你要面对现实,心往开处想。别钻牛犄角。”

    “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眼中无泪,心中却承受着剜心之痛。

    “正在抢救,你作最坏的精神准备!”郭干事见军管的吴排长开了腔,才嗫嚅地向我吐露一点真情,“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要以理智对待。”

    之后,我被带离我的那间屋子,手捧着铁镯子进了严管号。

    我捶墙。

    我痛哭。

    刚才被惊愕占据了心灵的我,此时眼泪如同开了闸门的小河,泪水湿了我的双腮。严管号里共关着四五个“同窗”。班长就是演绎过李建源君“领口”和“袖口”问题的符××。天才蒙蒙亮,严管号的成员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塞进一个我来,已然使他们惊异不已;我捧着手铐捶墙大哭,迫使严管号的成员只好提前起床。

    “喂!你还是放老实一点为好。”符××终于第一个开口了,“这儿是严管号,你可得识点时务!”

    我仍然把墙捶得山响。

    符××一步从炕沿上窜了过来,从身后猛地一拉我的胳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坐倒在炕角上。这时,我才发觉手腕有些火烧火燎,低头一看,那副铁镯子已然磨坏了我的手腕,鲜血洇出了肉皮。

    我无力再挣扎了,好像刚才那短短瞬间,我用完了我的全部力气,渲泄了我的全部悲愤。我的思绪成了一团乱麻,符××再训斥我什么,我一律充耳不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北京那间低矮小屋中的母亲和儿子,老母亲将失去儿媳,小儿子将失去母亲,这一老一小远在北京,不会知道在晋阳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不禁恨起“小耗子”张丽华来,赵光弟已然把张沪无惧于死亡的秉性传递给了她,她怎么还能有监管中的疏忽呢?!

    严管号没生炉火,拂晓时刻冷得人直哆嗦。符××见我只穿着绒衣进号,不知是出于鳄鱼流泪,还是想探听一下我关进严管号的原因,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当他重新回到严管号时,把我那件棉袄从我的屋子里取了来,并披在我的肩上——我因双手戴铐,是无法穿上这件棉袄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间号房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点头是表示我知道缘由,摇头是想从他嘴里探知一点儿“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详情。

    完全是出于不折不扣的显摆,符××对我讲述了张沪自戕经过:昨天,她说她很冷,想回我和她的那间窑洞,取点儿衣服来。经张丽华向上请示,获准回房取她的衣服,就在她回屋取衣服时,趁张丽华没有在意之际,她把一瓶夏天杀蚊虫的滴滴畏,塞在衣服里带了回来。当晚,她背对着张丽华偷偷把多半瓶毒液喝了下去。当然,这是张丽华发现张沪死过去之后回忆起来的,而非张沪的交代——她不能开口了,何医生忙了大半夜,竭尽全力对她进行洗肠抢救,现在还在生死未卜的十字路口。“给你戴上手铐,是怕你重蹈张沪的反动旧辙,你应当感激军代表和砖厂领导,对你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符××叙述完之后,不忘对我进行劝导:“你老老实实在这间号子里呆着,你要是再擂墙敲窗,闹到军代表那儿,给你戴上弹簧铐,那可就自作自受了。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把利害关系跟你说透了为好!”

    我虽知符××是整肃受难知识分子而出了名的“内矛”,但他能把此话告诉我,我仍然对他不无感谢之情。因为我从他嘴里知道了张沪“自绝于人民”的手段,以及目前她身处生死线上的概况,这是身陷严管号的我,无法得知的信息。严管号除去放风解手,是不能离开号房的,它区别于禁闭室的标志在于这是一间房子,屋子上还有玻璃窗户;但是为了与外界隔离,玻璃窗户上都被刷了一层白灰,号子里的人不仅没有与外部说话的机缘,连向窗外投望的视线,都被那层白灰隔绝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符××对我训政时告知我张沪的事发原委,我上哪儿去寻觅张沪的消息?!

    我理了一下紊乱的心绪,马上确认了他说的情况属实。我和张沪住的窑洞里,确实留下了一瓶滴滴畏,那是为驱赶蚊叮虫咬我去曲沃县城关买来的。曲沃地处晋南,夏日天气闷热,花脚蚊子叮得人夜难成寝。我买来它是杀蚊虫的,张沪竟然想起了这瓶可以告别世界的毒液,谎说取衣服找到它,并把它吞下去自杀了。

    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天意的选择,偏偏在我生日的那天夜里,她选择了死,这倍增了我心中的悲凉。我坐在炕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手上的手铐,似乎更清楚了把我铐起来的用心:张沪如果当真死去,我会像刚才擂打墙壁那般做出抗争,我要申诉,我要揭发。尽管在那个年代,我的一切申诉都可能成为废纸,被省劳改局扔进字纸篓,但是对于连长之类人物来说,对死亡记录中的自杀追查多少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张沪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曾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她自身17岁时参加上海地下党,小弟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新四军……这些隶属于她周围的关系网,虽然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纷纷中箭落马,但她还有在空军中当军长的舅舅,“文革”中他的舅舅,比“文革”前更为显赫,一旦哪一条线提出质询,于连长将何以做答?难道仅仅为了一张纸条,就能要人一条命吗?!索性先下手为强,铐住你能写字的双手,以防患于未然。

    我缄默无言。

    我的心里在滴血。

    我被铐住的双手,在这巨大的刺激面前,竟然神经质般地痉孪起来,致使挂在手铐上的那把铁锁,如同钟摆似地左右晃动了起来——我的精神已全面崩溃,我的心被撕裂了,张沪生与死的问题,成了我心中惟一的一个结。由于几天急火攻心,当天上午严管号“放风”,我蹲在粪坑蹬石上解大便时,大便硬结成石头一般,久久排解不出。符××不愿意在茅厕挨冻嗅臭,先带着严管号成员回舍子里去了,他用不着担心一个戴着手铐的人;会发生什么闪失。

    突然,我身旁的蹲坑人,悄声招呼了我一句。我侧目看看,是“同类”中的病号阮祖铨,他来自商业部,在昔日“同窗”生涯中,与我有许多共同语言:“你知道她的情况了吗?”

    我点点头。

    “据说何大夫还守候在她身边,但愿好人能抗拒死神的召唤。”

    阮祖铨说完这两句话,匆匆用纸片擦干了屁股,走出厕所。之后,他折身回来,轻声对我说:“都出工了,院子里没有人。我叮嘱你两点:一、你一定要放宽心,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二、你还要提防万一张沪走了,给你罗织罪名——这并不难,什么‘同请反革命妻子’,‘为反革命右派喊冤叫屈’等等。一句话,眼泪往肚子里流,不能给他们——”他指了指天,“留下任何一点整肃你的把柄。千万千万!”

    我在茅厕不禁再次潸然泪下:“我记住了。”

    “我给你擦屁股吧!你带着手铐是无法完成这个事儿的。”是的,我当真忘了大便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自己不能完成的。点头应诺阮祖铨帮我之际,心中突然一惊:阮君也是老右,专门善于对付知识分子的符××,要是给他扣上一顶兔死狐悲,同情反革命分子张沪及其丈夫的罪名,是不是会牵连到阮君?!

    阮祖铨对此心领神会。他走出茅厕,有意在院中大声喊叫道:“严管班!来人给你们号里的人擦屁股!”

    “你顺手帮个忙吧!”符××的声音。

    “我没这个义务。”

    “我来干吧!”正在打扫院子的赵光弟,被喊声召唤过来。他隔着玉米秆糊着泥巴的厕墙空隙,向外看了看,严管号确实没人出来,一边弓下身为我擦屁股,一边趁机用极快的速度对我耳语道:“眼下,我和我那口子住的那间号房,也成茅房了,给张沪灌肠洗胃,她的屎尿流了一炕。这是好事,至少她的魂儿还有从阎王殿飞回来的希望。我他娘的狠狠地扇了 “小耗子”两记耳光,倒不是因为张沪脏了我们的房。我扇她耳光是为她粗心大意,让张沪把滴滴畏偷偷带了回去。”

    我无心关注赵光弟与他老婆之间发生的矛盾,心急火燎地询及张沪的生与死。他说: “依我看,阎王有眼,不会收下这屈死鬼!”说着,他帮我拉起棉裤,又系好腰带,并安慰我说,“这么办吧,如果张沪清醒过来,我就假装去严管号外扫地,你听见扫帚把儿碰门两声,就还有个盼头。”

    “谢谢你了,‘黑子’!”

    整个下午,严管号在读报纸,内容不外是“文革”又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我盘腿坐在炕上,貌似在听符××读报,实际上在焦急地等待窗外扫帚扫地的声响。大约到了黄昏时分,我听到“小黑子”在窗外哼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和扫地的声音。这一霎间,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屏住呼吸静待我希望能听到的声响。

    “咚!”

    “咚!”

    间隔开的两声扫帚碰门的声响,使我凝固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长着灵敏阶级斗争嗅觉鼻子的符××,丝毫没有在意对我至关重要的这两声“咚咚”,他正在动员严管号的严管成员,结合“文革”形势,联系自己的罪错进行批判;而我则长出了一口气,压在心口上的那座山坍塌了下来。我心中默念着:

    “感谢何医生!”

    “多谢‘小黑子’!”

    我早饭没有能进食,午饭只喝下半碗白菜汤,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用被铐住的双手先后塞进肚里两个窝窝头还不觉得饱。但严管号只供应这么多“进口货”,只好把那碗粥,一扬脖儿灌进肚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这只是一线生命曙光的讯息,而不是张沪确实已从死神怀抱中挣脱出来的消息;但仅仅这一点,已然在我焦渴的心田,掠过了一阵潇潇春雨。

    但是,我未曾料到的是,入夜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夜,我躺在炕上,把手铐放在我的胸前,还沉溺在小黑子传递给我的喜悦中时,前院木工棚传来了“当当当当”的声响。起始,我并未在意这来自远方的捶打之声。符××凭着他鹰犬本能的敏感,仿佛从这声响中嗅出来什么异常,便从炕上爬起来(严管号夜里是不关闭电灯的),有意无意地盯看了我一眼,便倒锁号门出了屋子。我的中枢神经被他这一眼召唤醒了,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这叮当叮当的声音响在深夜,是不是木工们在赶制什么东西?

    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祥的预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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