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老的命运谚语：倒霉的人才上卦摊。当我们被转移到曲沃劳改砖场，搬进这个四号房间时，张沪就对生活有过不吉利的推断。她说“四”字和“死”字谐音，这是第一不吉；第二，四号房门对着一排房的墙角，墙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来，这是看阴阳风水的老先生最为忌讳的。她看过的闲杂书比我多，不想劫难当真被她言中了。

    夜间，与我同炕而眠的赵光弟（他原是个“佛爷”，即扒窃的代称）对我说：

    “哥们儿，你们‘臭老九’吃亏就吃在嘴上。五七年吃了大亏，总是不长记性。那军代表是能顶撞的吗？怎么张沪的嘴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屋顶默不作声。

    “嘿，我跟木头人说话呐！你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放？”

    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这是一幕“煮豆燃豆箕”的悲剧，他能听得懂吗？写告密小纸片的孙西敏，进监狱的罪错也是右派，何以在那个非常的场合要在张沪身上浇点汽油？她只知道显摆她的积极了，她能想到这一张纸条能要了张沪一条小命吗？五七年划右之后，她因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然服毒自杀过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医院抢救了过来。这次……

    “我说哥们儿，我可是一片好意。”“小黑子”继续对我说，那姓孙的娘们儿这一手太歹毒了，得想个办法让张沪早点摘下手铐来。那铁铐子我戴过，她可经受不住。”

    “你说我该咋办？”我搭腔了。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付过去再说。”

    “我见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里来睡，不就是为了把我和她隔离开吗？”

    “你写个条子给她，我给你捎过去。”

    “不行。”

    “你信不过咱哥们儿？”

    “‘黑子’，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事万万干不得，万一‘小耗子’走风漏气，事儿只会越闹越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小耗子”张丽华不是一盏省油灯，她之所以落了个“小耗子”的美称，不外是善于在劳改队中钻营。“小黑子”身上还有点浪迹扒窃群中时染上的一点哥们儿义气，在那婆娘身上，我还没发现她有人性中的这个优点。

    “她敢于那吃里扒外的事儿，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对我表示，“你写吧，要有什么闪失，你拿我是问。”

    “好。”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十分清醒，在这风声鹤唳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留下任何字迹，不仅等于我自投罗网，还会构成张沪的另一罪状。隔离反省的含义，就是让她与我断绝信息；不管赵光弟是否真的对张沪怀有同情，这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事实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性。第二天，我到砖窑劳动回来，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刚刚走到四号囚舍门前，正好看见了张丽华押解着张沪，从食堂打饭回来。她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身上披着件蓝色棉衣，像“苏三起解”一般步履蹒跚地从食堂走了过来。

    我悲凉地望着她。

    所有刚刚收工的“同类”，都在凝望着这令人断肠的场面。此时，暮冬的斜阳刚刚落山，劳改号房前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树的干枝上，一群乌鸦正在飞回树巢，呱呱地绕树飞鸣。历史上苏三起解的遗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东北方向，舞台上苏三起解的押差官是个白眉白须的老者；而20世纪70年代押解张沪的，却是个矮矮胖胖的女“同类”。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之故，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冷酷。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就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她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只是凄然地向窗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寒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铐走到她那间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 ——但她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不断地泼洒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她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的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能不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躺在炕上仍然不能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的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子力气。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间关注一下那问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她掀门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的多大力气。”我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吗？”

    赵光弟海骂了她媳妇半天，连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在五七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的面，她平生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自她脱掉新四军军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以会有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那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苦吃嘛！”

    我无言以答。

    “哥儿们，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因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从这天夜谈之后，我当真发现张丽华对张沪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在周围没有干部的眼睛的时候，张沪上厕所或打饭回来，张丽华能为戴着手铐的张沪主动掀开门帘（为遮挡冬日风寒，山西的棉门帘又厚又沉），偶然与我目光碰撞时，也少了几分冷酷。只是我很难从张沪脸上找到一丝变化，她低着头走路，路过我们四号囚舍时，头都不歪一下，有时我故意咳嗽两声，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电的绝缘木桩，唤不回她对我的回应。

    “小黑子”对此解释是她怕牵连到我。因为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不止一家，而且门户相连。递上那张诬陷纸条的孙西敏，也住在这排窑洞里，万一她那双善于发现“敌情”的眼睛，再看出什么破绽，见缝下蛆，不是把我也牵进去了吗？！

    知张沪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之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黑子”全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窗外突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即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酣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我就是在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双眼的。大概到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的闪亮，耳畔传来一声吆喝：

    “起来！”

    我和赵光弟从炕上爬了起来。赵光弟睡眼朦胧地望着来者，我则看清了进来的人是支 “左”的吴排长和厂部负责内勤的郭干事。

    “你先出去。”吴排长命令赵光弟迅速穿衣离室。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吴排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 她……”

    吴排长平日是个喜欢与劳改队中知识分子交谈的人，曾与我聊过“样板戏”什么的，此时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对我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郭干事，因为昔日我回北京探亲时，他曾托我给他代购过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点儿接触的干部；他悲悯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头去检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里都是书。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场部退还给我的。

    吴排长说：“这些书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说：“《北京日报》早已检查过了。”

    “现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审查。”

    我能说什么呢！每天忙于修埋地球，书已然是我们身外之物，全部拿走还能减轻我的一点儿负担。在吴排长往麻袋里装书之际，郭干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给我戴在了手腕上。

    无需多说，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时来搜书，并给我戴上手铐，诱因不是我，肯定张沪发生了什么问题，联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脚步，我断定张沪又走上了轻生的绝路。

    吴排长看了看戴上手铐的我，低声说了一句：“从维熙，你要面对现实，心往开处想。别钻牛犄角。”

    “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眼中无泪，心中却承受着剜心之痛。

    “正在抢救，你作最坏的精神准备！”郭干事见军管的吴排长开了腔，才嗫嚅地向我吐露一点真情，“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要以理智对待。”

    之后，我被带离我的那间屋子，手捧着铁镯子进了严管号。

    我捶墙。

    我痛哭。

    刚才被惊愕占据了心灵的我，此时眼泪如同开了闸门的小河，泪水湿了我的双腮。严管号里共关着四五个“同窗”。班长就是演绎过李建源君“领口”和“袖口”问题的符××。天才蒙蒙亮，严管号的成员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塞进一个我来，已然使他们惊异不已；我捧着手铐捶墙大哭，迫使严管号的成员只好提前起床。

    “喂！你还是放老实一点为好。”符××终于第一个开口了，“这儿是严管号，你可得识点时务！”

    我仍然把墙捶得山响。

    符××一步从炕沿上窜了过来，从身后猛地一拉我的胳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坐倒在炕角上。这时，我才发觉手腕有些火烧火燎，低头一看，那副铁镯子已然磨坏了我的手腕，鲜血洇出了肉皮。

    我无力再挣扎了，好像刚才那短短瞬间，我用完了我的全部力气，渲泄了我的全部悲愤。我的思绪成了一团乱麻，符××再训斥我什么，我一律充耳不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北京那间低矮小屋中的母亲和儿子，老母亲将失去儿媳，小儿子将失去母亲，这一老一小远在北京，不会知道在晋阳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不禁恨起“小耗子”张丽华来，赵光弟已然把张沪无惧于死亡的秉性传递给了她，她怎么还能有监管中的疏忽呢？！

    严管号没生炉火，拂晓时刻冷得人直哆嗦。符××见我只穿着绒衣进号，不知是出于鳄鱼流泪，还是想探听一下我关进严管号的原因，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当他重新回到严管号时，把我那件棉袄从我的屋子里取了来，并披在我的肩上——我因双手戴铐，是无法穿上这件棉袄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间号房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点头是表示我知道缘由，摇头是想从他嘴里探知一点儿“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详情。

    完全是出于不折不扣的显摆，符××对我讲述了张沪自戕经过：昨天，她说她很冷，想回我和她的那间窑洞，取点儿衣服来。经张丽华向上请示，获准回房取她的衣服，就在她回屋取衣服时，趁张丽华没有在意之际，她把一瓶夏天杀蚊虫的滴滴畏，塞在衣服里带了回来。当晚，她背对着张丽华偷偷把多半瓶毒液喝了下去。当然，这是张丽华发现张沪死过去之后回忆起来的，而非张沪的交代——她不能开口了，何医生忙了大半夜，竭尽全力对她进行洗肠抢救，现在还在生死未卜的十字路口。“给你戴上手铐，是怕你重蹈张沪的反动旧辙，你应当感激军代表和砖厂领导，对你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符××叙述完之后，不忘对我进行劝导：“你老老实实在这间号子里呆着，你要是再擂墙敲窗，闹到军代表那儿，给你戴上弹簧铐，那可就自作自受了。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把利害关系跟你说透了为好！”

    我虽知符××是整肃受难知识分子而出了名的“内矛”，但他能把此话告诉我，我仍然对他不无感谢之情。因为我从他嘴里知道了张沪“自绝于人民”的手段，以及目前她身处生死线上的概况，这是身陷严管号的我，无法得知的信息。严管号除去放风解手，是不能离开号房的，它区别于禁闭室的标志在于这是一间房子，屋子上还有玻璃窗户；但是为了与外界隔离，玻璃窗户上都被刷了一层白灰，号子里的人不仅没有与外部说话的机缘，连向窗外投望的视线，都被那层白灰隔绝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符××对我训政时告知我张沪的事发原委，我上哪儿去寻觅张沪的消息？！

    我理了一下紊乱的心绪，马上确认了他说的情况属实。我和张沪住的窑洞里，确实留下了一瓶滴滴畏，那是为驱赶蚊叮虫咬我去曲沃县城关买来的。曲沃地处晋南，夏日天气闷热，花脚蚊子叮得人夜难成寝。我买来它是杀蚊虫的，张沪竟然想起了这瓶可以告别世界的毒液，谎说取衣服找到它，并把它吞下去自杀了。

    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天意的选择，偏偏在我生日的那天夜里，她选择了死，这倍增了我心中的悲凉。我坐在炕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手上的手铐，似乎更清楚了把我铐起来的用心：张沪如果当真死去，我会像刚才擂打墙壁那般做出抗争，我要申诉，我要揭发。尽管在那个年代，我的一切申诉都可能成为废纸，被省劳改局扔进字纸篓，但是对于连长之类人物来说，对死亡记录中的自杀追查多少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张沪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曾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她自身17岁时参加上海地下党，小弟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新四军……这些隶属于她周围的关系网，虽然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纷纷中箭落马，但她还有在空军中当军长的舅舅，“文革”中他的舅舅，比“文革”前更为显赫，一旦哪一条线提出质询，于连长将何以做答？难道仅仅为了一张纸条，就能要人一条命吗？！索性先下手为强，铐住你能写字的双手，以防患于未然。

    我缄默无言。

    我的心里在滴血。

    我被铐住的双手，在这巨大的刺激面前，竟然神经质般地痉孪起来，致使挂在手铐上的那把铁锁，如同钟摆似地左右晃动了起来——我的精神已全面崩溃，我的心被撕裂了，张沪生与死的问题，成了我心中惟一的一个结。由于几天急火攻心，当天上午严管号“放风”，我蹲在粪坑蹬石上解大便时，大便硬结成石头一般，久久排解不出。符××不愿意在茅厕挨冻嗅臭，先带着严管号成员回舍子里去了，他用不着担心一个戴着手铐的人；会发生什么闪失。

    突然，我身旁的蹲坑人，悄声招呼了我一句。我侧目看看，是“同类”中的病号阮祖铨，他来自商业部，在昔日“同窗”生涯中，与我有许多共同语言：“你知道她的情况了吗？”

    我点点头。

    “据说何大夫还守候在她身边，但愿好人能抗拒死神的召唤。”

    阮祖铨说完这两句话，匆匆用纸片擦干了屁股，走出厕所。之后，他折身回来，轻声对我说：“都出工了，院子里没有人。我叮嘱你两点：一、你一定要放宽心，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二、你还要提防万一张沪走了，给你罗织罪名——这并不难，什么‘同请反革命妻子’，‘为反革命右派喊冤叫屈’等等。一句话，眼泪往肚子里流，不能给他们——”他指了指天，“留下任何一点整肃你的把柄。千万千万！”

    我在茅厕不禁再次潸然泪下：“我记住了。”

    “我给你擦屁股吧！你带着手铐是无法完成这个事儿的。”是的，我当真忘了大便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自己不能完成的。点头应诺阮祖铨帮我之际，心中突然一惊：阮君也是老右，专门善于对付知识分子的符××，要是给他扣上一顶兔死狐悲，同情反革命分子张沪及其丈夫的罪名，是不是会牵连到阮君？！

    阮祖铨对此心领神会。他走出茅厕，有意在院中大声喊叫道：“严管班！来人给你们号里的人擦屁股！”

    “你顺手帮个忙吧！”符××的声音。

    “我没这个义务。”

    “我来干吧！”正在打扫院子的赵光弟，被喊声召唤过来。他隔着玉米秆糊着泥巴的厕墙空隙，向外看了看，严管号确实没人出来，一边弓下身为我擦屁股，一边趁机用极快的速度对我耳语道：“眼下，我和我那口子住的那间号房，也成茅房了，给张沪灌肠洗胃，她的屎尿流了一炕。这是好事，至少她的魂儿还有从阎王殿飞回来的希望。我他娘的狠狠地扇了 “小耗子”两记耳光，倒不是因为张沪脏了我们的房。我扇她耳光是为她粗心大意，让张沪把滴滴畏偷偷带了回去。”

    我无心关注赵光弟与他老婆之间发生的矛盾，心急火燎地询及张沪的生与死。他说： “依我看，阎王有眼，不会收下这屈死鬼！”说着，他帮我拉起棉裤，又系好腰带，并安慰我说，“这么办吧，如果张沪清醒过来，我就假装去严管号外扫地，你听见扫帚把儿碰门两声，就还有个盼头。”

    “谢谢你了，‘黑子’！”

    整个下午，严管号在读报纸，内容不外是“文革”又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我盘腿坐在炕上，貌似在听符××读报，实际上在焦急地等待窗外扫帚扫地的声响。大约到了黄昏时分，我听到“小黑子”在窗外哼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和扫地的声音。这一霎间，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屏住呼吸静待我希望能听到的声响。

    “咚！”

    “咚！”

    间隔开的两声扫帚碰门的声响，使我凝固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长着灵敏阶级斗争嗅觉鼻子的符××，丝毫没有在意对我至关重要的这两声“咚咚”，他正在动员严管号的严管成员，结合“文革”形势，联系自己的罪错进行批判；而我则长出了一口气，压在心口上的那座山坍塌了下来。我心中默念着：

    “感谢何医生！”

    “多谢‘小黑子’！”

    我早饭没有能进食，午饭只喝下半碗白菜汤，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用被铐住的双手先后塞进肚里两个窝窝头还不觉得饱。但严管号只供应这么多“进口货”，只好把那碗粥，一扬脖儿灌进肚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这只是一线生命曙光的讯息，而不是张沪确实已从死神怀抱中挣脱出来的消息；但仅仅这一点，已然在我焦渴的心田，掠过了一阵潇潇春雨。

    但是，我未曾料到的是，入夜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夜，我躺在炕上，把手铐放在我的胸前，还沉溺在小黑子传递给我的喜悦中时，前院木工棚传来了“当当当当”的声响。起始，我并未在意这来自远方的捶打之声。符××凭着他鹰犬本能的敏感，仿佛从这声响中嗅出来什么异常，便从炕上爬起来（严管号夜里是不关闭电灯的），有意无意地盯看了我一眼，便倒锁号门出了屋子。我的中枢神经被他这一眼召唤醒了，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这叮当叮当的声音响在深夜，是不是木工们在赶制什么东西？

    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祥的预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