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钉棺木的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实际上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与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的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 ——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一具带铐的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之所以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以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9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是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读。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历经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说来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割般的深邃：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地人（因为他交代“罪行” 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毯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现在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把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相噬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站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是死是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五七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了严管号，他没有理睬符××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手铐。他先让我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副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该感谢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大多大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他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儿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安慰，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也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张沪真是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再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就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决定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的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他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著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那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里和杰克伦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

    “该怎么说呢，80％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情。”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驾驶室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 “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的处理不当，多少有点良心上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历经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5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峨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在那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