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田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晓声 本章:送田

    在南周村上,最不会算帐的人,也明白现在种田是出大力气赚小钱的职业。同住一个村上,多年来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在厂的人过什么日子?在采石场的人过什么日子?做小生意的人过什么日子?搞运输的过什么日子?凭技术做包工的过什么日子?干部过什么日子?种田人过什么日子?全都清清楚楚。瞎子看不见,哑子不会说,心里都明白。

    南周村是个富村,从外表上一眼就看得出。只要看那房屋,新房子把旧房子挤进地下了,挤在缝里了。可怜它们从前也住过人,如今能幸存下来,却是甘心受委屈做猪舍柴屋。它们原来的主人都住到新房子里去了。难得还有几家住老房子,那也并非特别念旧,不过是没有造出新的来罢了。而这样的人,自然越来越少,所以形势越来越好。更加难得的是,有一批造了新房的人,竟像造出了痛头来,每过三年四年,就要大动土木。比如周锡林,就最有代表性。南周村上是他第一个造新屋,十步两开间,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过了三年,看见造的人多了,竟赶上他了,这就显不出他独阔。好,干脆拆了重造楼房。造楼房先造二层,可是他有预见性,估计过几年村上二层楼又会普及,所以造二层楼的时候,墙脚里就下了大本钱,打的五层楼基础。果然,再两年,许多人造二层楼了。他便在二层上面轻轻巧巧加一层,变三层。到去年,村子上好些三层楼出现了。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层上面加一层,变四层。造来造去,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好,形势可真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最好最高的,还是周锡林那一幢。真了得!时代不会埋没英雄。

    南周村上的人靠什么赚到钱造房子?说起来简单,最初无非是靠几块石头。石头是天天看见的,可是想到它能让许多人过好日子却不容易。苏南这块地方,工厂也多,土地也肥,赚钱的门道多得很,谁的眼睛也不轻易会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头。南周村所在的丰裕乡,有几座光秃秃的小荒山,上肉瘦薄,山坡上的青草像唐痢头上的毛,没一点神气;种了树都不长,没一点出息。不知被大家咒骂了多少年。五八年大跃进,虽然我们没有提出以石为纲,但到处造桥、筑路、盖厂房,还要修补被英雄们踢破的地球和戳破的天,石头一下子也便像粮食一样,变成了基础的基础,宝贝中的宝贝。

    好家伙,这儿可不是四川峨眉山,整个地区都缺大量的石头。这儿的石头却在脚底下睡大觉,实在太冤了!于是,一点儿没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使不完。用不尽的金山银山。乡里办了个采石厂,各村各队都调人上山采石。采石工全年的工资,比在生产队种田的社员高三倍、四倍。可惜不能让大家都去,农业是基础,粮食是个纲,田地要人种哪!咱们不能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哪!

    那么,该谁去,该谁不去呢?极复杂,说不清楚。

    这不奇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比说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在说得清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不该说清楚、不便说清楚的,连不该和不便说清楚的原因也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呢。所以干脆莫说它了。反正去的、不去的,吃亏的、沾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外国人没有关系。

    且举两个代表人物做例子吧。比如周锡林,那自然是要去的。不但去,而且负点责任,因为他觉悟高,有经验,到任何什么地方去都能负点责任,到任何什么地方都能表示还可以多负点责任。在村里是这样,上采石厂是这样,后来又调去其他单位,也全是这样。而且虎父不生大子,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容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两儿两女两媳妇,没有一双手捏锄头柄的。领导、供销、会计、技术员、工人,这一家门都占全了。所以不管有没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他那幢房子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他一家倘若在田里苦,到哪一年才能闯出这个场面来!真是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呀!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这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他周锡林能识得《人民日报》上一半铅字,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治天下[注],那么,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总说“文官动动笔,武官干一日”,真是不错。那生活悠闲的情趣,冬天龟缩在屋子里不容易让外人看到,夏天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曾夜,一家子已经洗头洗脚洗身子,弄得干干净净香喷喷,坐在屋顶上吃晚饭。屋顶是钢筋水泥浇的,四周围着栏杆,还点缀有花卉盆景,真可算得是个屋顶花园了。吃过晚饭纳凉,周锡林就坐上一张特制的椅子,这椅子的四只脚装在两根抛物线型的木棍上,人坐在上面,只要重心略略变动,那椅子便一前一后摆动,俯仰之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全过了目。像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样,舒舒服服,安稳得叫人不想动脑子。

    真开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房子高了不光威风;风还大,蚊虫也少(下面有血吸,它花力气高飞干什么),再一个好处呢,就是看得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一说那么多,真弄糊涂了。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就说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就是该让别人去的。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若问为什么,不必写出来,一则被人写烂了,二则事情过去了,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各有不同情况,写了周炳南一个,别人就会骂不公平,为什么不写他们呢?

    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结果是什么?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下飞出来也好,甚至你鄙弃他、认为不能写人小说也好,都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着大家,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一点不比你差。他风格高,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知道水涨船高,他横竖也在船上呢。这看法完全没有错,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钱造房子,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该不去”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那儿安全、干净、轻快,赚的钱更多,原来在采石厂工作的人,有办法的都钻到新工厂去了,比如周锡林一家,原来有三个在采石厂,现在剩了零。采石厂缺人,抬高工资公开招工,还招不足。许多人嫌吃苦,费力气,脏,不小心还会伤筋动骨,打炮的时候万一砸死了更是倒楣。这时候周炳南去干,自然开着大门表示欢迎。

    也不过是四年不到,三年多点时间吧,周炳南父子俩在山上干着干着,一天天把钱积聚起来,就足够造两间二层楼房了。他们究竟积了多少钱,一角一分都有数。可是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谁量过!谁称过!

    周炳南父子在采石厂干了这几年,最重要的结果,其实并不在挣到了一笔造房子的钱,而是把两个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所以他们的精神气质变了,有气魄办事情了。要是在过去,周炳南积了这么些钱,还不敢造房子。他会想着万一碰上天灾怎么办?母亲万一倒下来怎么办?儿子良良找到了对象怎么办?造房子造亏了要借债怎么办?现在就不在乎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来源,用不到留后步,敢于放开胆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惬惬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说。倘若又碰着要用钱的事情,先借了,以后还。”周炳南有了这样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说,“你看,全村还有几户不造房子的?也该轮到你了。”

    “哈哈,太阳光也有照到我家门前的一天。”周炳南心里很乐。

    他原不是没有计算的人。前几年分田包产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造新房的地皮。离他家老屋不满五十公尺,有块大约一分半的空地,其中六厘是他的老自留地,另外九厘是周锡林的老自留地。当时周炳南要求生产队把周锡林的九厘也划给他做屋基,生产队没法同意,因为有个公约,划给屋基之后,一年之内要把房子造出来,周炳南没那个财力,只好作罢。有人还笑周炳南说:“你能在原来的六厘地上把房子造满了就不差了,那也靠近四十个平方呀!”周炳南又要求划给他做自留地,周锡林当然不肯,他说:“你老弟若是造房子呢,我不能不成全你,只好让。倘若拿去做自留地,那我种着不是一样吗?况且是我种惯了的,为什么让给你!”周炳南没有理由,输了。

    等到现在,村子上的地皮都造得差不多了。还是那块地,因为自己占了六厘,剩下的九厘别人不够造,总算还空着。也只有这块地,出路宽敞,走水快,同前后左右的邻居不会有“你遮了我的阳光,我被你挡了风”的矛盾。所以周炳南旧话重提,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

    没有疑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村民委员会有义务满足周炳南的合法要求。可是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牵涉到许多方面。不错,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却在社员手里。村主任感国平年纪轻,上台不久,论资格别说同周锡林比,连周锡林的儿子都不如。于是个人和集体、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都得换一个位置。他很客气,开口就称“炳南叔”,说:“你要那块地,村委会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和锡林伯商量,要他答应才行。”

    “那就请你同锡林去讲讲吧!”炳南说。

    “你去,你们直接商量好了就行。”

    “你去!”

    “你去!”

    推来推去,非常客气。炳南不是笨人,越见主任客气就越觉得里面有难处,就更加不敢直接找周锡林,怕当面弄僵了没有转弯的余地,便央求说:“主任,你帮帮忙,无论如何你去同锡林说一说。说得通也好,说不通也好,哪管探一探他的口风也好,我都感谢你,你就把他的意见告诉我,让我心里有个底,然后再商量。能让这块地给我,我不会白沾光,有什么条件,只要我办得到,我都办。总不让别人吃亏。”

    话说到这个地步,村主任周国平点点头,答应了。

    三个月没有回音。同在一个村上,见面不难,周炳南白天上山,没有空,只好晚上做工作,上门找主任。他深知“皇帝都不差遣饿兵”的道理,先行起“东风” 来,巴望有“夏雨”。主任也为难,情面难却,无法沽名钓誉,只得顺水推舟。不过“虽然在一个村上,大家都很忙,”他这样说:“我有空的时候,他没有空;他有空的时候,我又没有空。我找过他几次,都不曾碰着。有两次我约了他来,他倒真来了,我又不在家。在路上还碰到过两次,他去上班,又没时间细谈……你别心急,我上个劲……”

    到了第四个月快过完的时候,周主任主动跑来找炳南说:“我同锡林伯谈过了,没有问题,他绝对不要你什么,不让你受一点损失,你当面去同他商量就行。”

    周炳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事情能够这样容易地解决,毕竟是新社会。

    “不错。是新社会。”周锡林在自家的四层楼房里接待周炳南,三言两语就提了这个纲:“要是在旧社会,老弟,别说你我同姓一个周,就是同一个娘肚里出来的,我也不答应。”

    “那自然。”周炳南感恩戴德地说。虽然同在一个村上,虽然同姓一个周,周炳南从来没有到这儿来坐过,如今是第一趟,算初见世面,开了眼界:“好!”他暗叫一声,肚里寻思,“总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话还不曾说到家。金装的佛还要住在大雄宝殿里才相称,这多舒服!房子就要造得这样气派,长人的威风。” 跟周锡林比一比,他的根基实在差。

    “造房子的地基是寸金地呢。”周锡林轻轻松松地说,“买的话,比普通水稻田贵三倍价,还是客气的。”

    “那是旧社会,我也造不起。”

    “我是讲旧社会。”周锡林声明,然后内行地说,一碰到这种事,难得讲客气的。村东洪富家那六间老屋,现在不像什么样子了,以前他祖父造这六间房,有八厘地基是水田填出来的,光做墙基就多花了几倍钱。可是那水田在人家手里,你谋他们的宝,他们不肯。你买,他不说价。你知道洪富的祖父怎么做的?他在一棵稻根桩上放一块银洋钱才买下来。好大的气派!”

    “是气派。”周炳南点点头。这是老故事。

    “这种尴尬事情多呢。当年刘根大房子造好了,大门外面是别人的地,要买一条出路,硬硬头皮任别人敲竹杠。吴志洪呢,他父亲造那两间房,只为了后包檐檐头水滴下来滴在别人家地方,花了十担米,办了两桌酒,才真真叫做寸金地呢。”

    一讲好多,周炳南只能唯唯,插不上嘴,谈不上正经事。好不容易让周锡林说完了这些,夜都深了,周炳南起早要上工,赶忙告辞,说:“老哥,谢谢你了。”

    “为啥谢我。”

    “谢谢你答应把地基让给我。”

    “这个不用谢,你去同国平主任具体商量好了。”

    “国平说他没意见,你答应就行了。”

    “他没有具体同你谈吗?”

    “谈什么?”

    周锡林笑笑说:“你去找他谈。我的意见都告诉他了。他怎么没有同你讲呢?总是年轻,做事不到家。你问他吧。”

    送客,关门。周炳南的心掉在门里了。他晓得不顺遂。

    究竟有什么话要,转个弯才能说呢?不弄清,周炳南睡不着,白躺。他当天夜里就去敲国平主任的大门。

    “他并不想你什么。”周国平披了衣服开了门,对着炳南尴尬地斟字酌句地说, “滩南有他包产的两亩三分田。他没人种。你要他九厘地皮造房子,他答应。条件是连那两亩三分田都让给你。”

    周炳南听说,就“哎”了一声,呆住了。

    半晌,周国平轻轻叹了口气说:“你看呢?”

    周炳南两手是汗,在布衫上抹着说:“我能受吗?”

    周国平轻轻地说:“我也晓得你的难处。所以他要我告诉你,我都不曾肯;劝他当面同你说。你看,他还是推我开口。”

    一时间,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世道变得多快,五年十年就连底翻了个身。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的种田人,田地历来当做命根子。远的不说说近的:十年以前,谁把田地包产到户是反革命;四年以前,田地分户包产还怕分不公平打破头。可现在呢,田地成了许多人的累赘,送都送不掉。周锡林的做法,是学的官商做生意,把滞销商品搭在紧俏商品一起强迫顾客买。虽然这里是奉送,但毕竟搭得太多,多得连他自己都内愧。内愧也还要这么办,可见机会太难得。

    周国平还是要帮周锡林说话:“他也实在难,你看他家六大一小,哪一个还会下田去做!”

    周炳南苦着脸说:“他要把尾巴装到我身上来,我也吃不消。自家已经有五亩,加上这两亩三,我父子两个就得从厂里抽一个人回来种田了,这一年要亏多少?!”

    周国平没话。听他说。

    “算粗一点吧。”周炳南说,“一亩田统算全年做三十天工,两亩三分田就要做六十九天。我上山推石子每天七元钱不用开口,在田里做一天呢,能保住二元五角就差不多了。做一天我要损失四元五角,六十九天一共要三百一十多元。这又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长久下去得了吗?”

    “话是不错。”

    “况且滩南那地方离村又那么远,施肥的话,一天能挑几担呢!”

    “那倒不要紧,一路都是大道,可以开拖拉机运。”

    “为那两亩地,我还搞机械化吗?我没那个本钱,安安稳稳上山做工不好吗?”

    “那怎么办?”

    是呀,那怎么办?

    周炳南没有能耐回答。

    没有办法就拖着再说吧。历史不就是“拖着”才那么长的吗?厌烦死了!

    周炳南原也没有同周锡林硬到底的骨头。尽管他有理,但是周锡林有权,谁胜谁负明摆着,怨命吧!此处不能造,总有造屋处。另找一块地方怎么样?当然可以,向村主任周国平申请就是了。

    谁知道这也行不通,周国平嘴里一口答应,却今天推明天,这月推下月……横竖不落实。一拖又是几个月。周炳南这才尝出味道来了,原来情况又翻了个儿了,现在不是他要不要那块地皮的问题,是周锡林看中了他,粘着他不放了。这么一来,周国平他听谁的话,听周锡林还是听周炳南,不是明摆着的吗?嘿!

    谁说“拖”不是办法呢?

    糊涂!“拖”不正是办法吗!

    周炳南牙齿一咬,低头认输。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意思。

    经过了一番微妙的较量,不但没有死人,没有伤筋动骨,没有擦破皮肤,就连脸蛋儿都没有红过,双方便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这好比是少林寺的武术大师同三岁小孩儿比武,高低、胜负最容易显出来,倒反一点不会惊动社会舆论,影响社会治安。

    不过,前前后后,时间几乎拖了一年。是上年秋后闹出的矛盾,到下一年大暑,周炳南才答应接受对方“割地求和”。他选择这个时间也有原因,那时候青苗都抽三眼了,周锡林总得收了这一熟才麻烦他去种麦子,也算讨得半年的便宜。

    有了地基,说造就造。稻子还没有成熟,周炳南两间新屋就落成了。钱是用了不少,可不曾用亏,好像还挺能再花费点,意外地显示出底子挺厚呢。

    过了霜降,大秋全收完了。周锡林把滩南那块田空在那儿,由周国平出面通知周炳南去种麦。这自然用不到举行什么仪式,就算把使用权无偿奉送给他了。

    究竟是新社会啊!从前谁肯!?

    周炳南说话算数,接受了。可是,过了小雪也不曾去种麦。

    让它荒掉吗?不,大家都知道周炳南不是这种人。周国平走来劝他不要赌气,周炳南笑笑说:“我赌什么气?还早呢!”

    “还早?”

    “对,我要种的东西还早。”

    “你种什么?”

    “我种什么?我可不能同锡林哥比。你记得滩南那块田,原来就是旱田改成的水田、能改吗?改了这些年,年年收不着几斤稻。它盛不了水,通底都漏!集体嘛,横竖不在乎,周锡林嘛,横竖也不在乎,都亏得起。我可亏不起,我要改过来。”

    “种旱田更费工,一夏一秋浇不及!”

    “我不浇。”

    “不饶就干死!”

    “有干不死的。我种树。”

    “种——树——吗?”周国平大出意外,觉得挺别扭。怎么种树呢,不是已经习惯了种稻子吗,管它收成多少呢!

    可是他没有反对。不好反对,时代不同了,反对也没有用。周炳南肚里也装着对付他的话。他不反,也就不说出来了。

    说干就干,只要一有空,只要忙里能抽得出空,必要的时候哪管向厂里请了假,周炳南带着一家人冒着尖利利的钻骨寒风,在冻土上挖出一个个穴,点人基肥,栽上树苗。整整辛苦了一整个冬天,在二亩三分地里栽了三千棵树苗。密是密了一点,但也不会棵棵成活的,有一部分是后备军。

    对一个家庭来说,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并不容易。现在看上去还都是光秃秃的枝条,很不起眼。但只要到了春天,气候暖起来,下几场春雨,树苗苗的枝条便转青、发芽、放开嫩叶,那么,这田里就会像聚了许多孩子的幼儿园一样活泼、欢腾。这该多美!

    一家人忙忙碌碌,没有想到历史的车轮还在转,不知不觉“又一村”。真没完。

    树苗栽好不久,临近春节以前,有一天傍晚,周炳南父子俩下了班,从采石厂走出来。刚上了回家的大路,便听到前面有人在喊炳南老弟。周炳南抬头一看,不觉惊疑。那不是周锡林吗!要说是周锡林,他叫人的声音怎么这样顺耳好听?要说不是周锡林,岂不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就在这判断不定的刹那间,周锡林已经扑面到了身边。没有错,是他,无可怀疑。他原来就有这种好听的声音和好看的面孔的,只是以前周炳南没有看见听过罢了。

    “炳南老弟。”周锡林亲热地眯着眼睛说,“我找你,找了好半天,人家告诉我,你在这里,我却不相信。都快过年了,你还天天上班。真亏你!”

    “没有办法呀!”周炳南从没戴过高帽子,这会儿手脚无措,应付不过来, “你……

    “有办法,有办法。”周锡林抢着话头说,“有共产党领导,都有办法。你老弟造两间楼房,还不是说造就造了,干干净净,屁股后头没有一分钱债。”

    “锡林老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周炳南要不来嘴唇皮,不会绕弯子,想快点问清楚了好回家。不是年底了吗,忙着呢,况且肚皮还饿在背上。

    “没事,我们一同走。”周锡林说。他回身就和他们一起走,一面说,“真没事,回家去,同到我家去,你老哥请你吃顿年夜饭。大侄子也一道去。”

    这不是颠倒了吗?周炳南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半晌才说:“不能呀,老哥,该我请你才是。怎么你请我呢?”

    “一样。”周锡林马上截住说,“同宗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来、我往,完全应该。今天你来了,明天我也上你家尝尝弟媳烧的菜味道。客气什么,总不成你怕我上门吃你的!”

    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尽管厚实到了他那把年纪,也能懂得点世故,闻出点气味,但却如身人囹圄的囚徒,无法摆脱镣铐的束缚,一面唯唯诺诺跟着别人走,一面咒骂自己连推脱的话语都找不到。他原想最低限度应该让儿子逃出这口罗网的,结果连这一点也不曾办到,竟被锡林老哥揪住了不放。

    “什么话!你是嫌伯伯家烧得不好吃?不行,尝也得尝一尝,不肯尝也得进去坐一坐!你放心,伯伯家的凳子咬痛了你的屁股,都不用你出一分钱医药费,放心好了!”

    父子俩像一对呆瓜,一个都没走脱。其实一切顾虑都不必。幸亏被拉进去了,一进去,他们就肃然。客堂里坐着六个人,除了周锡林的大儿子大媳妇以外,其余四位都是父母官。官衔最小的就算周国平了。另外三位,因为平时在路上碰到了都胆怯,不敢招呼,他们见了周家父子进来,居然也含笑点头打招呼,使周炳南父子的骨头也加重了四两,一抬腿,一举手,只怕闹笑话,都呆板了。心里只是想着莫让人家看不起。别的念头都丢了。

    这是一套绝妙的催眠术。华丽的堂屋,高贵的客人,精致的餐具,丰盛的酒菜,使周炳南父子像两个木偶一样,被钉在桌子边头。周锡林非常熟悉这种精神状态,他非常喜欢他们,他对于自己习惯了的虚伪早就找到了充足的辩护理由,想当然地把装腔作势当作真诚的感情。

    “老弟我敬你一杯酒。”周锡林郑重地站起来,举杯向周炳南说,“来,来,你别客气。今天我请的就是你,书记,主任,都是陪客。你一定要先饮一杯。老哥我这是向你做检讨,你饮下了,就算是肯原谅我。”

    “老哥你……”

    “凭道理讲呢,我是欠缺了些。考虑不周全,没想到你也不愿意要田。早知道呢,也就算了,你又不肯说明。田拿过去了,种麦呢,不显眼;一种树哪,就起舆论了。不错,是要有舆论,是你老哥亏待了你。”

    “老哥,我可不是……”木偶被牵着说。

    “我晓得,你不是有心要拆台。是别人利用了这件事大做文章。我们兄弟俩不能让别人钻空子,我向你认个错,那块田你让我收回,莫让旁人说我欺了你。”

    “老哥你……”

    “老弟你只管相信,我都是说的真心话。书记、主任都在这里,我是诚心诚意要挽回这影响。我原本没有想在这里边图谋什么个人利益,何必让别人说得那么难听,我吃点亏就是了,你让我收回来。就是我没空去种,荒掉一年赔几十块钱公粮,算不了什么,两个朋友上趟饭店就吃掉了。”

    周锡林越说越有感情,越表现出无可怀疑的诚意,使周炳南忽然内愧起来,觉得自己也许从前真的把他看错了,也许他真的不是想沾什么光(实在无光可沾哪,又不曾拿他的钱),不过是省一点麻烦罢了,看来倒是自己用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想着这些,便期期艾艾地说:“老哥呀,你怎么不早些说呢?我把树都种上了哪!”

    “没有关系,我早替你想过了,决不让你吃一点亏。你买树苗花了多少钱?肥料花了多少钱?人工一共花了多少?你只管告诉我,我付给你。”

    这真是考虑周到,公平交易,仁至义尽。兄弟之间,还能不答应吗!

    这时候,一直不敢开口的周炳南的儿子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老伯伯,别的倒有帐,只是人工花了多少,谁还记得。”

    “这个没关系,大行大情,估得出来的。你请人估,估出来了我再加你一成。工钱呢,照采石厂的标准算给你。”

    天,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都叫人不敢相信。

    “唉,我是做了不妥当的事。”周锡林非常了解对方的心理,故意沉重地努了努书记、主任低声说,“是我们内部不允许,有文件的,能不执行吗?”

    周炳南父子都哦了一声,这才恍然。

    “这件事办好了,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大侄子,采石厂是件苦差事,你青年人在那儿,前途不大。我以后有机会,让你转到好一点的工厂去。”周锡林关心地说。又看看周炳南,“还有个女儿在家里吧?几岁了?一有机会我来安排她进厂。”

    ……

    成功了。地球是照着周锡林的意志旋转的。

    周炳南植树是挺认真的。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三千棵树苗几乎都长出了绿叶。之后不久,滩南那一片土地,一共三十八亩四分,包括周锡林种了树的二亩三分在内,都被国家一个大工厂征用了。征用单位付了村委会一笔征用土地的款子,答应安排三十九名社员进厂做工。那些土地的包产户得到了一年产值的赔偿费,大家都觉得很满意。周锡林言而有信,把应该归他的两个进厂当工人的名额让给了周炳南的儿子和女儿。一度有过的误解消除得干干净净,相互之间的感情十分亲昵。

    又过了几个月,传出了一些谣言,说周锡林那二亩三分田地里的三千棵树,是论棵让征用单位赔钱的,有说一棵赔五元,有说一棵赔十元,有说是二十、三十…… 甚至五十的。议论纷纷,又掀起了如浪般汹涌的舆论。为此周锡林不得不辟谣,村主任周国平也说是谣言,不要相信。但对知己人则私底下说道:其实也只拿到十元一棵,也不是锡林一个人装进去的。

    这话很难说是真是假。

    周炳南当然也听到了,不免也起了疑心。怪不得这位老哥要把尾巴拿回去,大概当时已经知道有了出路。自己种的树,倒他得了很大的好处,很觉得不平。转念又想,这也是周锡林的能耐,倘若这田在自己手里,也不会想到去敲国家的竹杠,这财不是他发得的。周锡林毕竟也做了好事,儿女两个都得益。他周炳南不能贪得无厌,也该心满意足了。

    于是他心里也坦然。不管怎样,大家都是在好起来啊!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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