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编辑郑理的电邮，告诉我有关这本书的事情已经差不多是在俄罗斯，郑理说，我们大家每天都在电视上看你，希望你多加小心。

    因为飞机晚点，坐在莫斯科机场二楼的咖啡店里面，喝着咖啡，打发着等待的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五月份，我在莫斯科，那个时候，刚刚从伊拉克回来，采访完北京的”非典”，正在赶写我的第二本书。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我的第三本书也已经写完了。

    有这本书，关键是郑理，他是我复旦的师兄。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上海的签售会上，一个高大斯文的男孩子，签完书之后递给我一张卡片，然后用飞快的速度对我说，我也是复旦的，我是王若梅的同学，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写一本书，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在人群里面消失了。拿着那张卡片，我没有太当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写点什么。

    后来他通过王若梅找过我，希望我写写自己的经历，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并不值得写成一本书，因为我还年轻。再后来，变得很忙很忙，忙得连自己也不知道过去的一年都做过一些什么，去过什么地方，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我问若梅，可不可以给我郑理的电话，若梅问我，你想写东西了吗?我说，是的，因为过去这一年，我走过中国十多个城市，去了几十所大学，特别是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对话交流，让我开始考虑很多问题，也让我有了很多感受，我想把这些写下来。

    若梅没有反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郑理，刚开始还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他对像我这样的作者还感不感兴趣。还好，电话的那头，他的响应算是热情，让我放下心，开始动笔。

    我写一篇就发email给郑理一篇，一开始他就给了我算是不错的评价，这才让我真的放手写起来，因为我总是担心，我的这些个人的感想，个人的经历，别人到底有没有兴趣。我也给了若梅还有海燕看了几篇，她们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若梅非常直率地批评我的文字缺乏美感，但是也赞赏我的直率。

    直到有一天，我说，我写完了。

    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的，我不关心这本书能够发行多少，我只要看到它变成一本书。但是我很怀疑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些感受和经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经得起推敲。

    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先生来到北京，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时间很短，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谈这本书，而是海阔天空，然后我就赶飞机去了。又是一段时间之后，我跑了几个国家回到北京，收到郑理的email，

    这本书才算定下来了。

    说了这些，其实我是想说，有很多的事情是急不来的，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心情，适当的环境，于是就做成了。

    写这篇后记断断续续的，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再到北京，没有办法让自己静下心来，直到现在，坐在北京机场的咖啡厅里面。

    正好是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刚刚从大会堂采访完国庆招待会，一个人拖着行李，匆匆赶到机场。为的是能够在十月一号赶回香港，因为我答应了女儿，国庆节三天假期，会好好陪她。

    只是飞机晚点，到香港会是十月一号的凌晨二点多，不过delay总是好过cancel。

    因为这已经是最晚的航班，咖啡厅只是开了一个角落营业。灯光暗暗地，可以让我放松地躲在角落里面。望着落地玻璃窗外夜色中的停机坪，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机场里面度过的，自己就好象那些飞机，从这一站到那一站，稍稍补充一下，然后又上路了。如果没有大碍，只是定期检修一下，直到有一天便彻底不再飞了。

    别人问我，过去一年，做了什么，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做的事情太多，但是又不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让人印象深刻，我只能够说，我每天都在工作，唯一的变化是，我来到了北京。

    人生就是这样，做好了计画，还是要面对变化。好象飞机航班，可能会延误，也可能会因为天气等等的原因取消。不过我倒是已经习惯，如果出现变化，我会对自己说，好吧，想想可以做些什么:

    好好利用等待的时间，或者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行程，因为这个时候，你无力改变现实，只有自己做出调整， 人生就是在不断进行调整。

    这本书，是给那些喜欢凤凰，从而熟悉闾丘的人，是给那些喜欢闾丘，也希望了解闾丘的人，更是给那些希望从别人的成长路程当中得到启发的年轻人，因为看别人怎样走，可以让自己少走一些弯路，走得更快一些。

    每天和我的那些同事和同行们一起工作，让我欣慰的是，他们从来都是把我当成他们的同事和同行，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在他们看来，我的名气是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他们从来不关心的事情。

    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敬业的记者，不得不承认，也是一个幸运的记者，正因为这样，才有了这本书。

    2004年9月30日于北京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