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以自己女人的魅力制造出某种迷惑性的气氛，在那样的气氛中他们回顾婚姻的历史，似乎忠诚才是道德败坏的。王舒明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就是无法从中摆脱，因此神情越发暗淡，感到内心有愧。多多并不让他有任何另作它想的机会，进一步问道：“你没有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但你想过吗？”“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每个健康的男人都会有丰富的性幻想。”她不理睬他的搪塞，追问说：

    “你有没有想过和一个具体的女人睡觉？一个具体的女人你很想得到她，对她的身体垂涎三尺？”这个女人当然是有的，而且只能是费嘉。王舒拿不定主意是否将她和盘托出，以争取一时半刻的主动地位。他既怕无辜的费嘉遭到来自多多的恶语中伤，同时也担心作为相应的坦白为时已晚。他踌躇着，一脸的难言之隐。多多满面含笑，循循善诱地说：“你是不是爱上了什么人？是不是你们班上的某个女学生？”

    王舒点头称是。“哈——”多多不禁要抚掌大笑了，她为自己的意外言中而手舞足蹈起来。

    由于时光的流逝，一切毕竟已不再相同，包括人们对事物的反应。要是在以前多多准会破口大骂，或者掀翻吃饭的桌子，她会做出种种极端之举。可此刻她却十分镇定，只是略显好奇罢了。她说：“怎么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她的确比刚才更加激动，然而这是为了她的预知能力，为了她的聪明才智。接下来她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的直觉、预感，有种种事实证明她在这些方面的超凡出众。王舒小心翼翼地强调说他从没有与费嘉做过爱，他只不过觉得自己喜欢她，对她有某种感觉。

    他试图纠正多多的理解，认为事情并不是像她认为的那样。也许是他多虑了，多多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可接受之处。她表现得那样正常大度，甚至友善的脸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关切之色。

    也许费嘉的公开卸去了多多心头良心上的负担。也许，由于旧情依在她的确关心分手后王舒的着落。当然，这一高尚的情感是建立在她自己前程似锦的前提之上的。她即将与那个王舒未曾谋面的男人办理结婚手续（因此离婚才如此仓促），并奔赴大洋彼岸陪读，留下孤零零的王舒就交与那叫做费嘉的小姑娘照顾吧，多多也好放心。这是善后工作的一部分。由于有诸多的细节需要讨论他们延长了这顿午餐的时间，多多又叫了许多酒菜，并表示她来买单，她请王舒（在此之前并未说明由谁付账）。

    多多开始盘问费嘉的年龄、长相、专业和家庭，以及他们接触的情形，并非出于嫉妒，而是要解决问题。王舒就其所知—一道出，毫无隐讳。长期以来他太需要一个人和他谈论此事了，作为一个了解自己的女人再也没有比多多更合适的人选了。

    她不仅了解王舒，作为一个女人也能洞察女人的心理，况且在智力方面工舒一直是十分推崇多多的。她的聪明无以伦比，即便是费嘉也不可企及（王舒相信）。

    在行动的具体步骤上他表现出很大的畏难情绪，多多微微而笑，话语越发温和，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她开始赞扬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不然，像她这样出色的女人当年怎么会爱上他的呢？他们之所以分手是由于其它原因（比如婚姻生活固有的沉闷、她的个性以及工作上不顺心），并不是由于他的不济。何况二十七岁是男人最好的时候（她的未婚夫也正好二十七岁），对不请世事的小姑娘尤其有吸引力（虽然她本人已不再是一个小姑娘了，但她是打小姑娘过来的）。她一面吃喝一面歌颂着他，王舒权且把这当做对眼前美味佳肴的歌颂吧，否则的话，如果是在歌颂他他还真的会感到不好意思，并且会产生某种怪诞之感。

    王舒决定对费嘉采取行动。一来，障碍已经拆除，他和多多已经离婚。二来，离婚之后他也的确没有别的什么目标了。更关键的原因当然还是多多给了他信心，在她的教导和激励下他觉得费嘉其人简直就是唾手可得，这与他当初的想象（“一层纸一捅就破”）不谋而合。

    多多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在制定具体行动方案时她反复告诫王舒须小心从事。第一步首先是了解对方的情况，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嘛！

    那天他们从饭店里出来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多多温柔地挽着他的胳膊，后者发现楼梯上铺着深红色的化纤地毯。那地毯虽然被油烟污染得不堪人目，但在王舒看来却是一个征兆：他正行走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

    发动群众也属多多的教诲之一。如若单凭王舒有限的接触如何能了解到对方的真实情况？智慧的多多告诉王舒：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你想认识任何一个人都不难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张鱼网，人们彼此联系就像那网上的绳结。认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中间最多通过六七个人月B 人必定是你熟人的熟人的熟人的熟人……就是你想认识美国总统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况且费嘉生长于本市，又在王舒任教的学校读书，在王舒与费嘉之间一定存在着了解对方底细的人，这个人简直已呼之欲出。

    问题是王舒不想求助于他的同事、领导和所教班上的学生。如若向他们打听费嘉等于不打自招，他的心思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后就别想在学校混了。即便如此也不碍事，多多对她的理论充满了信心。即便不求助于那些直接了解费嘉情况的人也照样能得到所需的情报，只不过多费一些周折罢了。

    一天晚上王舒去了另一所大学，他有几个朋友在那里读书。他们是本科在校生，普遍比他要小六七岁，年龄与费嘉相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或许认识费嘉，或者与费嘉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熟人（按多多的理论）。这几个朋友都毕业于本市的中学（和费嘉一样），他们与王舒交往是因为文学，因此虽说年龄差距较大但彼此间并无师生关系。他将他们从自修教室里叫出来，在外面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他的来访有些突兀，显得心事重重，好在由于夜色的掩护他们看不出此刻他脸上激动的表情。

    一番关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讨论后他将费嘉的事和盘托出。这是他第一次向朋友们谈论自己隐秘的感情，由于他的信任他们深受感动，开始时交谈尤其郑重其事。

    王舒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开阔的草地上紧张得发抖，那时他们还未加入进来。后来他们参加进来，并渐渐地抛弃了他。大家各抒己见，相互之间争论不休，逐渐地有了好胜心和表现欲。在女人方面谁都觉得自己是老手，经验丰富。他们举出大量的事例，力图向对方证明这一点，并希望得到认可。后来话题被进一步偏离，他们开始谈论遗精、处女膜之类的问题，其间加入了一些王舒听说和未听说过的男女生的名字—一显然，谈话进入了他们所熟悉的轨道。

    此刻王舒完全可以悄然离去了，但他只是由坐姿变成了仰躺。他们中的一个提醒他草地上有露水，小心着凉，说完之后又回到交谈中。他叫黄强，是他们中唯一带着女朋友的人，因此在争论中显得更有权威和说服力，待人接物也因此比别人周到。即便如此王舒仍感到迷惑：他们毕竟比他小了许多，来向他们讨教和谈论自己的事也许是一个错误。另一方面他也真愿意是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般大小，生活在校园之中，这样接近起费嘉来就不是一件违情悖理的事了。他们谈论着自己的业绩，不无吹嘘夸大的成分，但他并无资格笑话他们。他们只是不能从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谁让他是那样的特别和古怪呢（与心身健康的他们相比）？他安慰自己说：他并不是来找他们商量问题和寻求支持的。他此行的目的只是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些费嘉的情况。也许他们会意错了，也许只是想借机表现一番。他们为他设计的行动方案可谓五花八门，其中也不乏巧妙与诗意（如献花、借书、在必经之路上守候等等），但除了适合他们自己并不适合于王舒。

    比较而言黄强更加务实，他无情地嘲弄了同伴们的幼稚与愚昧。在他看来唯一可靠的方法是设法接近费嘉，而后见缝插针。作为该校老师的王舒可堂而皇之地采用课后辅导、走访女生宿舍等办法，与学生打成一片。

    王舒十分感激黄强能部分地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已属不易。他无法说明的是自己并非是一个通常的老师（否则就不会狂热地爱上自己的学生了），可以方便地做到以校为家。他是那种除了讲课对学校的一切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突然之间热衷起学校的事务来怎能不令人起疑？别提什么堂而皇之了，他所体会到的只是做贼心虚占这是老问题，不可克服，也得不到大家的原谅。

    后来他们反复说服王舒应改变形象，爱情之路将由此开始。他们突然赞同起黄强自然稳妥的办法来，这就使王舒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在他们看来事情十分简单，主要是勇气和信心问题。看着王舒畏缩不前的模样，大家恨不能取而代之。由于对自己的了解，改变形象一节王舒不予考虑。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鬼，由此而来的一切只能是咎由自取了。

    应该说王舒还是有收获的，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世界里黄强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

    他保证一周内了解到费嘉的情况，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他所倡导的接近对方既是必要的，甚至也是唯一可行的。反倒是多多强调的知己知彼并无关紧要。就算是对费嘉一无所知，既已爱上难免要有所行动。情况了解得周全仔细也还是一样的。

    钟建珊是那种大块头的姑娘，大乳大臀细腰，身体发育得近乎完美。她是王舒班上的学生，和费嘉同学，但由于后者的存在王舒几乎没有注意到她。钟建珊不知从何处搞到了王舒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单独见面。她竟然知道王舒在教学之余进行写作，并读过他发表的诗歌，她想就校园文学等问题与尊敬的王老师交换意见。信中钟建珊没有提及王舒讲授的社建课程，显然她愿意彼此的接触在学校事务之外。拿到信后王舒激动了很久，他的第一个反应那信是费嘉寄来的。后来他想：要是写信的是费嘉那该有多好？避开学校的方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他诗人的名声已经传播到了他讲课的班上，说不定费嘉也听说了……一时间他思绪纷飞，想了很多。

    王舒没有给钟建珊回信，也没有以其它隐秘的方式做出反应。但这件事里存在着某种诱惑。如前所述，写信人来自费嘉所在的班上，信也寄自费嘉所在的学校，地理或空间上的某些因素使王舒想人非非，迫使他踌躇再三。但如果按照钟建珊的要求与之约会就有对费嘉的不忠之嫌，因此他决定采取折中的方式。课间休息时王舒叫住了从讲台一侧经过的钟建珊，在此公开的场合下他告诉她收到了她写的信，并表示可以和她交流，地点约在他的办公室里。高大的钟建珊脸腾的红了，她别无选择地接受了他的安排。

    钟建珊并不是一个人来找他的，她还带来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后者也是他所教班上的学生，显然她还是钟建珊最好的朋友，看得出来她们无话不谈。她来此只是为了陪伴她的朋友，由于事不关己所以比较放松，钟建珊反倒扭捏不安。办公室里王舒的同事进进出出，开始时他们感到奇怪（从来没有学生到此找过王舒），后来也就不以为意了。面对两个不合时宜的来访者王舒表现得很消沉，满脸的疲惫之色，并不加以掩饰。他穿着一件臃肿的皮夹克，谈话过程中感到身体顺着椅背渐渐下滑。

    戴眼镜的姑娘终于将话题从三毛苏童转移到他的精神状态上来，问他是不是总这样严肃和不开心？在她看来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多，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任。她的说法刺痛了王舒，使他顾不得老师的身份开始挖苦讽刺她。戴眼镜的姑娘张皇失措，过大的眼镜框滑落下来，使得她的鼻尖变得更小了。王舒毫无怜悯之心，克制不住他的恶意，用她们所不能理解的言词道出一番宏论。说什么人生在世纯苦无乐，苦是苦，乐是苦因，所以也还是苦，他真不明白她们怎么还笑得出来的！两个姑娘被他的虚无和愤怒所震惊，吓得不敢出声。随后是令人难堪的冷场，姑娘们起身告辞，王舒缩在他的夹克里哼了一声。出门后戴眼镜的姑娘再次折回，她递给王舒一张字条，那上面写着钟建珊的信箱和她家里的电话号码。显然是事先就准备好的。

    一周后黄强如期来到王舒家，有关费嘉的情况通过黄的一个中学同学已经了解清楚。她家住钟楼附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在研究所上班。费嘉本人在班上学习成绩突出，追求者很多，但没有男朋友。值得一提是：费嘉梦寐以求的是将来出国留学。凡此种种使得费嘉在一个以技能训练为目的的学校里显得卓而不群（她的同学普遍关心的是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

    虽然如此，依然没有抵达的正常道路。也许是钟建珊的来信启发了王舒的灵感，他决定给费嘉写信，坦白自己的心事。这一方式显然十分陈旧，黄强告诫王舒千万慎重。他断言：如今年轻的一代再也没有人写信了，他们的方式更加直接了当，或者干脆浪漫得一塌糊涂。王舒因有钟建珊给他写信在先，因此对黄强的说法并不以为意，何况除写信之外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说钟建珊启发了王舒未免夸大其辞，但她的确给了他切实的帮助。她给他留下了准确无误的通信地址（一次在来信的信封上，一次在戴眼镜的姑娘给他的字条上，两相对照完全一致），而钟建珊的信箱号码就是费嘉的信箱号码，她们是同班同学。

    王舒继续等待了一段时间，直到费嘉或钟建珊所在班上的社建课程全部结束。

    现在他与她们的隔绝变得如此完全，如果不是刻意联系的话直到老死也无机会接触。

    压力使王舒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他对写信的后果也确无把握。如果她拒绝了他，无法设想怎样面对她的眼睛继续讲课。写信犹如对遥远异国的一次空袭，由于国土互不接壤也许是唯一可能的出奇制胜的方式。

    他的紧张和兴奋也如一个战争狂人，给费嘉的信几易其稿。王舒对自己的字一向不满意，写这封信时几乎成了一个致命问题。他曾想过将草稿交誊印社打印，如此一来又太像一份公文。或许可以让黄强帮忙抄写，对他的书法王舒无比信伍。可他指望的是与费嘉继续通信的可能（并非一锤子买卖），总不能今后每次给费嘉写信都得让黄强抄一遍吧？就是对方愿意也太不方便。应该说王舒的确想得很远。

    至于行文，他则有相当的把握。作为一个诗人，写情书应是拿手好戏，况且由于长期压抑，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对费嘉说。具体措辞时他没忘记明确节制的原则。

    这封信写得比预期的简短，总共不超过三百字（稿纸一页）。在信中他表达了对费嘉的爱慕之意，并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存在同样的好感（这是他写信表白的前提）。

    他并无奢望通过一封信去说服她（还没有不切实际到如此地步），如果她对他本没有意思，就是施展出全部的文学才华也是白搭。他不过想从她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写信的目的不在于蛊惑煽动。之所以拖延至今王舒也作了解释：当时他在婚姻中，现在已经离掉了，他是自由之身。唯一的障碍已经拆除，他对她的爱会负全部责任。

    当然，如果他判断错误（她并不爱他）还请她为他保密，不要将他给她写信的事外传——一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信任她的品质，否则就不会写信给她了。如果她的确不打算考虑做他女朋友的可能，他的这封信就算没有写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退还给他。

    这封信逻辑严密。毫无漏洞，就是读上去有些冷冰冰，与他对她的满腹柔肠不很相称。王舒考虑再三，决定不再修改，为弥补缺憾他将那首“孩子们的合唱”也一并附上了。这首诗已经发表，王舒将它从杂志上剪下，用胶水贴在信的末尾，并说明是写给她的。

    他粘好信封，下楼寄信。在他家附近就有一家邮局，门前竖着一只绿色的邮筒。

    是走进去寄挂号（这样比较保险）还是直接投进邮筒？王舒颇费踌躇。如果寄挂号势必要写明自己的姓名住址，这样就有暴露的危险，因此最后他还是走向了邮筒。

    他将信从邮筒宽阔的扁嘴塞进去，一只手捏着信封的一角，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勇气几乎全部丧失。后来他松开手指，那信便掉向深处。他似乎听见那信落地时咚的一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他像傻子似的在邮筒旁站了很久，看着热闹的马路上车来人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人们忙于自己的事务，目的明确，来去匆匆，并没有人关心他为何站在此地。王舒设想过如何央求邮局的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取回他给费嘉的那封信，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接下来的一周他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计算信件往返所需的时间，恰当估计可能耽搁的种种因素。除了每天数次察看信箱，更要命的是还得照常去学校参加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当他骑车进入校园与同事学生点头招呼时，拿不准此刻费嘉是否已经收到了他的信。或者他给她写信的消息已传遍了学校，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听说了？然而他最怕见到的还是费嘉本人。以前他期望这种巧遇，而现在唯恐避之不及。她收到了他的信，或者没有收到，两种不同的情况要求他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季，王舒却感到脊背阵阵发凉。他像逃离前线那样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家中，喘息未定。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费嘉的回信还没有来。这时他想起黄强的英明之处：直接接触虽不能保证成功，但至少可以免去听候判决的折磨。要是那封信如石沉大海，费嘉永不回答，他将如何处之？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回信终于来了，王舒没有马上拆开。他拿着那信在灰蒙蒙的楼梯上攀登，犹如做梦一般。突然间他变得迷信起来，认为在楼梯上拆信结果一定不妙。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室内，故作轻松地将信仍在桌上，锁好房门，甚至还在炉子坐了一壶水。他在沙发上稍事休息，这才拆开费嘉的回信。

    确切地说，这并不能算是费嘉的回信，信封里除了他给她写的那封信外什么都没有。她没有给他写一个字，除了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按照他与她的约定，这情形表示她已经拒绝了他。

    由于无事可干，他将写给她的信展开，重读了一遍。他想象她怎样撕开他的来信，读着他写的每一个字，读信时她那冷漠刻薄的心情他完全能够体会到。就像是有一个人从他那里分离出来，成为那读信的人。他们共同读着这封信，这信是他写给她的，同时也是她给他唯一的回信。他十分赞同她坚定无情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轻蔑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当他读到那首“孩子们的合唱”时才感到了些许温柔暖意，王舒抑制不住他的感动，几乎要潸然泪下了。而她是那么的骄傲自信，一心盼望着出国，如何能指望这样的女孩也像他一样有感于一首浅显的诗歌呢？

    费嘉不懂诗歌，这是唯一的遗憾。

    她使用的信封是学校统一印制的，右下角有学校的名称地址。她没有写她的信箱号码（担心信被退回？），但在方格内分别填进了六个数字—一学校所在邮区的邮政编码。此时邮政编码制度尚在试行阶段，寄信时邮编并不是非写不可。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王舒觉得还有希望。他断定费嘉盼望继续收到他的来信，其根据就是这串阿拉伯数字，至少，有这种可能。也许这串数字不过出于她的潜意识（随手写上的），她并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除这串数字外王舒也确无理由再与费嘉联系，就算有了这数字与她联系也很勉强。但在性命攸关之际他并无挑拣的余地。

    王舒给费嘉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言辞恳切，几乎达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它不再是一纸公文般的通告（通知她他爱她），并要求回执。这是一封以打动人心为目的的信，长度是上一封信的三倍。王舒本可以写得更多，但考虑到这是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因此有所保留。在这封信中他不再要求对方答复。

    事情既已开头，邮路也证明畅通，王舒准备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直到某一天费嘉受到他的感化。这一过程中他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暴露的危险和等待的焦虑），然而费嘉已经拒绝了他，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接受的吗？

    他越是不考虑费嘉回信的可能那信来得越快。当他还在酝酿第三封去信的时候她的第二封回信已经到了，就躺在楼下的信箱里。这次他没等来到室内，在楼梯上拆开来信。和上次一样，信封里套着信封，他的信被完整地退了回来，甚至都没有拆。

    当然和上次相比他另有所获：从两只信封之间掉出一张纸条，是她写给他的。

    确切地说并不能算作一封回信，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她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王舒心想：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王舒在楼道里找了半天，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带往室内，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费嘉的亲笔所书。她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由于用力不够，字迹十分模糊。

    她这样写到：“您只是我的老师！”既无落款，也不见他的名字。但他知道这是写给他的，那个“您”显然就是指王舒了，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费嘉。她给他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她不想在他面前现身，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她的行文多么简短（不乏有力），书写这样浮浅（没有力透纸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她只想在他的眼前隐去，不复存在，理由是她作为他的社建课学生，课已经上完了。她给他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他作为口实的数字帖p 政编码），可见上次她完全是出于无心。这多余的数字曾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王舒骑车去学校，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横贯东西全城。有时候他也乘公交车，雨雪天气，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没有直达线路，他得在汉府街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走路。骑车虽然耗费体力，但有一种自由之感，毕竟是你在骑车，你带着它向前走。身体暴露在日光下，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费嘉事件以后王舒就很少骑车了，他心灰意懒，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他颠簸而去。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开始的时候他坐车的时候多了，骑车的次数减少，后来他干脆买了月票。他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开始的时候王舒还想着拿去修理，后来就置之脑后了。现在他不仅去学校，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当然他很少出门，除非迫不得已。

    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不得不去，这关系到饭碗问题。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越接近学校他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心情压抑，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他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有一段路他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费嘉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他的），因此他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他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

    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他不得不与他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王舒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他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王舒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他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他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他给费嘉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他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王舒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费嘉所在班级的社建课程结束以后他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王舒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他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他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他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他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王舒的传闻，有人说他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他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生病了。他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他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王舒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他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王舒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他给费嘉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他，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王舒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他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

    他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他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王舒已无法接受。

    由于他的古怪表现，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王舒担心时间一长真相不免大白（就算目前他们尚不知情），因此他的反应变得尤其激烈。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下定决心要离开任教七年的学校的。

    本来，他继续留校的可能寄托于费嘉毕业离校的前提上。她的离去将带走有关他的秘密—一假如她尚未泄漏的话。距费嘉毕业还有一年，王舒原指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也能平静下来，可现在校方逼得那么急，使他完全没有喘息之机，况且夜长梦多。而且费嘉一走，他留在学校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费嘉的存在使他心惊肉跳，而她一旦离开他也无意久留了。王舒后悔自己没能及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院长办公室里他们向他指出两条道路，供其选择。一，专注于本职工作，以校为家，同时放弃文学创作，至少应限制在业余爱好的范围内，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必要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二，如果王舒的兴趣在别处，他们也不强求，只好请他“另谋高就”了。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宣判王舒不禁欣喜万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他借故与学校领导大吵一架。这一架吵得空前激烈和声势浩大（使平时无声无息的王舒在当年同事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无可挽回的，使得他的离去成为必然。

    离开学校前夕王舒再次看见了费嘉。

    那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门开着，她恰好从走廊里路过。当时他从桌前抬起头，随便向外看了一眼，没想到竟与她的目光相接。费嘉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只是脸一直侧向办公室所在的这边。当她就要从门口消失的时候并没有回头，虽然他还能看见她，但他们已不是面对着面了。在此情形下如果她还想看见他必须转动眼睛，费嘉正是这样做的，眼波扭转，使王舒怦然心动。随后，他就被那堵无情的墙壁代替了。他听见她的脚步声远去，上了二楼。他想她并不是特意来看他的（听说他就要离开学校），那短暂的邂逅不过是碰巧。他虽然心情激动，但比以前更加真实。刚才她定然是去学生处，或者他们系办公室（这些部门都在楼上），总之是有事办。当然，她可能预先估计到在办公楼里会遇见他。费嘉选择了一条经过他所在办公室的道路，至少，经过政治教研室的时候她意识到这是他所在的教研室，因此她的脸一直侧向右边（否则的话，为什么不直视前方或侧向左边的财务科？）虽然办公楼里昏黑一片，她还是看见了他，并认了出来—一这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当然他不知道此刻她的心清如何，对他又作何感想。她的头发剪短了，穿戴似乎也比以前要时髦，她比一年前更漂亮了，简直成了一个美人儿。她像以前那样的机警，但显然更加自信了。她的自信没准还得益于他对她的肯定呢。王舒回想起他给她的第二封信中有这样英明的论断：看来你的情感方式就是拒绝，以拒绝别人而获得满足，看来你已经被宠坏了。

    王舒的沉思被几个走进办公室里来的同事打断了。在此临别之际，他们变得亲热起来，显得十分依依不舍。互留电话号码后，他们反复唠叨说：今后一定要加强联系，同事虽然做不成了，但大家还是朋友，也许这样做朋友更好，更纯粹。他们建议开一个茶话会，欢送王舒，并站在他的立场上指责校方的种种不是，说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开一个茶话会是最起码的，要是他们不出这个钱，我们出！

    王舒婉拒了众人的好意，表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拿走了抽屉里的一本小说以及一些空白信笺，装进带来的挎包，而将有关他教学生涯的一切（教课书、备课笔记、辅导材料和学习文件）留了下来。当然，他带走了那张费嘉所在班级的名单，倒不是要留作纪念，他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王舒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同事，与他们挥手作别后走下办公楼的水泥台阶。

    只一年。一年前

    无法预测这些变化

    你脱离孩子的形体

    像一次成功

    阳光下缩小瞳孔

    一些雄性物质绕着你飞

    一年，分分秒秒都出了差错

    你的头发不再是光滑的布匹

    我从未看出你是个美人

    你我行我素，走上美人之途

    坚持月光下的进军

    再灿烂的东西也经不住

    这冷静的光辉

    正好一年，太阳改造一个孩子

    像最后时刻的淬火

    为了另一批孩子的诞生

    我走下台阶，记着你的幼稚体态

    感到成长是一个错误

    其次是时间

    这首诗题为“成长的错误”，与“孩子们的合唱”在写作时间上大约相距一年。

    从此王舒彻底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去过。

    谁都认为他的离去是因为文学，因为文学与教学生活的互不相容，王舒不想委屈自己。大家为他的执着和果断而感动。他昔日的同事和他一样，认为这个学校丝毫不值得留恋，但他们缺乏他那样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乏他那样的才华（可以卖文为生），因此只有在此烂下去了。与他相比，他们不禁自惭形秽。不仅王舒的同事，就是了解他平时为人的亲友也是这么解释他的辞职的。他们先是力阻他的意气用事，事后又对他的毅然决然表示佩服。后来王舒的有关事迹进一步传播至文学界，几乎成为一则神话：他是中国为文学理想而辞职的第一人，在文人纷纷下海做生意的今天他的逆向运动不仅难得希有，而且弥足珍贵。在舆论的压力下王舒有时也信以为真，体会到自己的高尚和不凡，至少，这对他的小说发表和销售是大有帮助的。

    离开学校以后，加上小说写作和发表等方面也比较顺利，王舒比过去放松了许多。他努力不去回忆往事，尤其是致使他辞职离校那件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他想起曾给费嘉写信，想到给她写信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他的脊背就会出汗。一时间王舒热血上涌，两腮发烫，虽然当时并无别人在场。王舒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得无地自容。这里面没有所谓的痛苦或者伤感，但就其情绪强度而言一点也不比后者缓和，由于其内在的特性使内心冲突更加激烈。也许，这不过是对自我的蔑视和厌恶。当此种情绪日益强烈发作日趋频繁，王舒明白他已经从对费嘉的迷恋中摆脱出来了。他明白自己已不再爱她，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他的神经系统以贬损自己的方式使他摆脱了与她相爱的可能。他是如此的低劣和丑恶，怎么能与和她有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呢？爱她这件事无论在今天还是在过去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觉。

    他对她没有爱，也没有恨，她留给他的最后感受就是无限的羞愧。当然她不必负任何责任，是他自取其辱。

    但他并没有就此中断与学校有关的一切联系。王舒给钟建珊去过电话，对方的反应也很热烈。现在，她就躺在他的床上，在单薄的被子下面一丝不挂。虽然她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她的很多朋友仍然是当年大学里的同学，和那些仍留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她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钟建珊性格外向，交往甚广，但从她轻易献身于他的事实看，她并不知道工舒给费嘉写信的事。当然，他也从不提及。

    他并不爱她，也不奢望通过与她的结合抵达费嘉。甚至，他也从未把她当成任何意义上的替代品以安慰变态的心灵。他之所以与她来往只因为她曾经写信给他，从她的态度上他看出有机可乘。他留给她的印象既虚无又绝望，这样很好，他并不试图改变。王舒极为坦诚地向钟建珊谈起他不幸的婚姻，谈到多多的不忠和偷情。

    他不再相信爱情，认为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片刻的温暖，这些都是她必须了解的前提性事实。钟建珊点头称是。

    有时，他从她的眼神里会看见某种令人担忧的同情，甚至比同情还要热烈百倍的东西。也许他的遭遇激起了对方的好胜心，看得出来她试图感化自己。她变得比以前更加顺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提令他尴尬的问题，比如：你爱我吗？或者：我是你的什么人？或者：你认为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看得出来她的计划是长期无限乃至永远的，王舒不禁感到害怕。

    他知道自己在利用对方的感情。他从不对她说爱，也抑制了她如此表达，看似平等的交往却是完全不公平的。他不对她说出那个字是因为灵魂空空如也，而她却满腔热忱。如果说利用是一种堕落，有目的的欺骗则更加不可饶恕。有时候王舒真觉得毫无自我辩护的余地。

    他一面默默地吸烟，一面用手臂将钟建珊搂向自己一侧。她的身体刚进来的时候微凉而光滑，慢慢地开始升温，此刻摸上去也稍有阻力了。他将一只烟缸放在自己光裸的胸脯上，轻轻地弹着烟灰并开始东扯西拉。每次，原则性的问题过去后总是这样的，钟建珊积极响应，聊起各种无关紧要的话题。不知怎么地谈到了黄强，她居然也认识他。他们毕业于同一所中学，黄强比她高一届。在十一中他绝对是一个名人，他是团委干部又是学校篮球队队长。“他打篮球的时候所有的女生都跑去看，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爱上了他。”她说。

    “你呢？”王舒问。

    “我也不例外。当然，我只是所有爱上黄强的女生中的一个，单相思而已。”

    王舒说：“这叫做柏拉图，你知道吗？柏拉图是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他的理念论主张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葱宠的物质世界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拙劣模仿，一切学习和研究都只是回忆，是对灵魂曾寓居其间的理念世界的回忆。后来人们把非肉体的精神恋爱称为柏拉图，单相思就是其中的一种。你在听吗？这难道不比卿卿我我更有意思吗？”

    钟建珊回忆起一年前的一天黄强跑去找他，向她打听费嘉的情况。他告诉她他的一个朋友看上了费嘉，托她帮忙了解情况。当时钟建珊还在上学，和费嘉同班，虽然他们的关系一般，关于她的事还是知道一些的。当钟建珊问及那个看上费嘉的人是谁时黄强死活不说，至今这仍是一个迷。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始终低垂着。突然她睁开双眼直视着王舒问：“那人别是你吧？”

    这一瞬间非常短暂，由于她的姿势未变，看着他时眼球必须转动，因此看上去像是白了王舒一眼，在阴暗的室内有如电光石火。随即，她的眼睛复位，两片细嫩的眼皮再次覆盖了她的目光。

    王舒听见自己不诚实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响起，他颤抖着说“怎么可能呢？

    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

    1998．7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