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的年鉴上，没有任何哪位人物会像西格蒙·弗洛伊德这样倍受吹捧而又惨遭诋毁，既被目为伟大的科学家、学派领袖，又被斥责为搞假科学的骗子。他的崇拜者和批评家都一致认为，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对西方人看待自己的方式的影响，比科学史上的任何人都要大得多；而在其他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谈论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知识体系。
社会学家和弗洛伊德研究学者菲力普·里夫1959年说，“这个人的伟大之处不容置疑，这使他的思想更加伟大”，而他的写作“也许是20世纪汇成著作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可是，几年之后，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人文学教授艾里克·海勒却在《时报》文艺副刊中说，弗洛伊德是我们这个时代吹捧太过的人物之一；诺贝尔桂冠的彼德·梅达沃爵士称心理分析理论为“本世纪最惊人的知识欺诈”。政治科学家保尔·娄森认为，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保尔·蒂利希认为他是“所有深层心理学家当中最有深度的一位”。可一位英国学者索顿却收集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按她自己的意见，是可以证明“（弗洛伊德的）重要的假说，即‘深层意识’不存在，他的理论毫无根据而且荒唐可笑”，说他是在可卡因的毒力影响下编制出这些理论的，说他是“一个虚伪而且没有信仰的预言家”。
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包括他最近的传记作者，历史学者彼德·盖依在内，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大无畏的人，是真理的勇敢卫士。恶意毁谤他的人却视他为精神病患者和野心勃勃的人，企图通过发表耸人听闻的理论哗众取宠。不过，出语不凡的一位学者杰弗里·梅森却宣称，弗洛伊德实际上还有重要的发现没有照直说出来，因为那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损害，这个发现即是，精神病是一个成人（通常是父亲）对孩子进行性虐待造成的后果。
大部分心理学史学家都把一长串有影响的发现归功于弗洛伊德，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原动无意识的发现。可是，科学史学家弗兰克·索罗维曾颇有见地地评论说，弗洛伊德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于神经学和生物学当中的一些思想的“创造性的转述”，而学者亨利·埃伦伯格也颇费心思地提出，弗洛伊德对原动无意识的发现，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或者同时代人早已提出来的一些流传中的思想明确化了，并给它们一个清晰的外型而已。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看法，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也是这样看的，既他自己是一位局外人——一位在反闪米特的维也纳被隔离开来的犹太人——勇敢无畏地与保守医学作斗争，希望他的发现能造福人道精神。贬诋他的人却说，他在夸大自己周围的反闪族氛围，企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勇敢战斗的英雄，而且，无论怎么说，他的许多思想皆来自他的朋友威尔汉姆·弗莱亚斯，可他却全部据为已有。
这么多正反不一的意见，我们该采用哪一说呢？
可是，再一看，我们对一个本身就是一串矛盾的人说些什么呢？他关于人性的理论异常激烈，他还是一位强硬的无神论者，除了他的早年以外，他在政治上是一位保守派。他在性欲问题上采取了极为自由的学术态度可在自己又是一位礼仪的模范和采取性节制态度的人。他宣称自己通过有名的自我精神分析解除了精神烦恼，可他一辈子都在遭受某类精神症状的痛苦，其中包括偏头疼，尿道及大肠问题，对电话几乎病态的讨厌，在极度紧张的个人压抑时经常有晕倒的倾向，还有对雪茄几乎病态的着迷。（他一天抽20支，哪怕是上腭因此而得了癌之后还停不下来。）他不喜欢维也纳，从未参加到当地很随便的喝咖啡的人群里去，可又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去找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直到1938年纳粹占领了奥地利之后才搬到伦敦去。
有时候，他是个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者，他把自己比作哥白尼和达尔文，而且还对一位称赞他的晚期作品的人说：“这是我最差的一本书，是一位老人写的书。真正的弗洛伊德是位了不起的人。”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像是极其谦逊，在他的晚年，在“一份自传性研究”中，他写道：
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些杂碎工作，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将来，某些东西会从中诞生出来，不过，我自己还不能够说这东西是大是小。然而，我可以表达一个希望，即我打开了一条通道，沿着这个通道，我们的知识会有长足的进步。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里，周围有很多忠实的信徒，可是，他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追随者进行了好多年的争斗。他在古稀之年还悲哀地写道：
许多人的爱我不能够指望。我并没有逼他们高兴，没有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也没有给他们以熏陶。这些也不是我的本意所在，我只想去探索，解开一些谜团，揭开一部分真理。
在照片中，弗洛伊德总是一脸严肃，表情沉重——穿戴无可挑剔，发式整齐，肃穆而不苟言笑——然而，他自己的作品，还有了解他的那些人写的回忆文章里都证明，他是一个极为机智的人，他喜欢讲一些好笑的故事，把一种心理学观点带进故事里。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从他对幽默的研究《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中选出来的：
如果（一位医生）问一个年轻病人，说他是否与手淫有关系，答案一定是：“O, na, nie!（德语：‘呵，不，从没有”——可是，在德语中，onanie的意思就是“手淫。”）
还有一个长一点的幽默故事，弗洛伊德很喜欢讲，讲得也不错：
沙申（犹太媒人）站在他推荐的姑娘一边，替她平息那年轻男子的不满。“我不在乎岳母如何，”后者说，“她是个不逗人喜欢的蠢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并不是要去娶岳母，你想要的是她女儿。”
——“是啊，可她也不太年轻了，而且她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人。”
——“没有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也不美，那她正好就是对您忠实的那一类。”
——“而且她也没有多少钱。”
——“谁在谈钱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跟钱结婚？你要娶的毕竟是个老婆啊。”
——“可她的腰也驼了。”
——“哎呀，你到底想要什么？她连一点缺点都不能有吗？”
很明显，弗洛伊德的本色最起码来说也算不上简单。可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吧。
关于弗洛伊德，有一点是非常明显也不容置疑的：他跟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有名望的心理学家不一样，他游离于自己文化的主流之外甚远，从背景上来讲，他也最不大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泰斗。
他于1856年出生于弗赖堡，这是默拉维亚地方的一个小镇（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沿门叫卖羊毛、布匹、兽皮和生食的贫苦犹太贩夫的儿子。他在家里做小孩子的时候，从没有听说过科学这类事，更别谈现代心理学了。他的祖先当中没有哪一位曾经上过大学，连预科学校都没有去过，他翻十八个斤斗也只应该跟他父亲雅可布一样当个贩夫走卒。
在他最开始的多少年里，他跟年届中年的父亲——一位曾经结过婚，还哺养过另一个家庭的人——和他年轻的母亲生活在一间租来的公寓里，不久还添了位保姆挤在一起。当西格蒙4岁时，他家搬到了维也纳，虽然父亲的生意渐渐好转，可一家人在那里的生活——后来又增加到7个孩子——是在许多年的艰辛中度过的。
因此，弗洛伊德一辈子总对金钱有一种焦虑感是有情可缘的。再谈他的社会地位。尽管到19世纪60年代，帝国的法律改革已经解放了犹太人，他们不必再住在贫民窟里了，还可以进入预科学校和上大学，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游于社会之外的流浪者，社会禁止他们从事大部分职业，也不准进入高层公职。
弗洛伊德更是双重的局外人。他的父亲早已抛弃祖辈的东正教信仰，成了一位具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是空怀一腔热血，想进入非犹太社会的愿望所致。尽管弗洛伊德一向以犹太人自居，而且也与犹太人来往，但是，他曾对一位清教徒说过，他是一位“没有上帝可言的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也不参加犹太社区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想从心理学中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就毫不奇怪了，他所问的一些问题，是他年轻时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如亥姆霍兹、冯特和詹姆斯不会去问的。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意识是怎样起作用的？”而弗洛伊德却问：“我是什么，是什么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可是，他只是在努力了许多年，成为一名亥姆霍兹式的心理学家以后才会问到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出生后，一位农妇曾对他母亲说，他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他的父母也时常在他的儿童时代经常给他讲这件事。不管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很早就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学习非常用功，他在预科学校的7年当中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法律和医学是当时对犹太人开放的两种职业，他在预科学校的最后几年当中读了哥德论自然的一篇很有启迪作用的文章，遂决定一辈子投身科学。1873年，他上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那里，他尽管受到班上反闪族同学的排斥——或者正因为这一点——他仍然是最好的学生。
可是，他发现，医学对他没有什么智力上的吸引力，而且从实际工作上来讲，他也觉得前途暗淡。在医学培训中途，他开始受到恩内斯特·布吕克的强烈影响，布吕克是生理学教授，还与艾米尔·布瓦雷蒙德一起是伯林生理学协会的共同发起人，这是当时统领了整整一代心理学人的机械论-生理学派的核心。弗洛伊德对布吕克的生理心理学讲演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他热情和长者风度的吸引。布吕克比弗洛伊德长近4O岁——如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对自己这位聪明的年轻学生产生了个人兴趣，并成了弗洛伊德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父兄。弗洛伊德后来说，布吕克“在我的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这句话，对一位花了近50年时间形成一门与布吕克完全不一样的主观内省心理学的人来说，确属不易。
可是，弗洛伊德对内省法的关心还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作为一位严肃认真，勤奋好学的医学学生，还没有时间或者兴趣来研究内视心理学。的确，他被生理心理学深深吸引，甚至推迟自己的医学研究而去布吕克的生理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在这里，人们想象总会躲在一张躺椅后面听精神病人唠叨的这个人，把6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解剖鱼类和龙虾，追寻它们的神经通路，透过显微镜观察神经细胞。
他醉心于学术上的生理心理学，希望成为一名生理学家而进行纯粹的研究。可布吕克却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弗洛伊德没有钱——他还住在家里，靠他父亲供养——当时，从事纯科学研究对一个没有额外进项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能够指望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地位，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弗洛伊德放弃了这个梦想，勉强完成了医学课程，1881年拿到了硕士学位。
他在这个研究院呆了一段时间，可第二年，他邂逅并爱上了妹妹的一个朋友，是位名叫玛莎·柏恩雷的姑娘，不久就提出了结婚的事情。她被这位偏黑的年轻漂亮医生所吸引，并接受了他的求爱，不过，他只能在自立并保障一个妻子和家庭的生活之后才能结婚。对他最为合适的可行办法是去一家私立诊所，可他需要在一个他可以忍受的专业当中获取临床经验和培训。神经学是离神经科学最近的一个专业，因此，他离开了布吕克的学院，加入了维也纳总医院，在当时世界最有名的脑解剖学家西奥多·梅那特的指导下学习。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他对诊断不同类型的脑损伤和脑部疾病有了相当的专业经验。
（在这期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弗洛伊德进行了可卡因的短期试验。他自己使用了可卡因，并在医学圈里鼓吹它的止痛和抗抑郁作用，直到发现一位上了瘾的朋友遭受其毁灭性的毒害之后，他才戒掉了。可是，为时已晚，他已经在当时的维也纳医学圈子里遭到了怀疑。）
他在总医院的艰苦工作是孤独而令人倒志的；玛莎·伯恩雷跟她母亲一起生活在汉堡，而弗洛伊德很长时间才能偶尔看一看他的情人，再后来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他们靠鸿雁传书，几乎每天一封，他在情意绵绵、充满爱意的长篇情书里把自己称作在私营医院的神经科学家，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薪水很多，幸福地与心爱的玛莎结婚成家。只在很少几封信中，他才透露出了内心的狂乱（例如：“一直以来，我感到无所适从，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情绪低落，一天接着一天，像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疾病，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可是，信中没有任何暗示，预示他日后会搜寻自己的灵魂，以理解自己感到压抑的根源所在，也不曾有一丝迹象预兆他在思想和生活当中都会让深层心理学胜过神经学。
弗洛伊德步入自己独特的职业生涯，缘自与约塞夫·布罗伊尔之间的友谊跟合作，后者是位成功的医生和生理学家，比他大14岁，是通过布吕克认识的。虽然岁数和地位各有悬隔，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依然成了莫逆之交。弗洛伊德经常造访布罗伊尔。他们的友谊在弗洛伊德于总院获取了医学经验之后更是上了一层楼，他们甚至经常谈到一些病案。
1882年11月，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他的一个病人，一位年轻的妇女，患有歇斯底里症，他已经为她治疗有一年半了。这位妇女在历史上有一个个案研究的假名叫安娜·欧，她就是贝尔塔·帕本海姆，她的父母是富有的犹太人，她还是玛莎·伯恩雷的一个朋友，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弗洛伊德受这个病案的吸引，让布罗伊尔详细透露了病情，并在数年后与布罗伊尔一起写了一份报告，就是经常被称作心理分析学的第一份个案报告，不过，这只不过是一粒种子而已，心理分析学生根发芽开始成长是从这里开始的。
贝尔塔·帕本海姆是位漂亮而有头脑的21岁姑娘，她深深地迷恋着自己的父亲，在他生病期间仔细照料他，直到她因严重的歇斯底里症而病倒在床，她失去了胃口，肌肉无力，右臂麻痹，还有一紧张就咳的严重毛病。她的父亲两个月后故去了，她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她有遇见黑蛇和骷髅的幻觉，语言发生障碍（有时候，她不能讲德国母语，但是却能说英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哪怕渴得要死她也不能喝水，还有一阵阵的“缺失”，或者晃若梦中的时空错觉，她把它叫做“时间消失”。
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他一直定期为她看病，可无能为力，直到有一次碰巧撞上了很奇怪的一种新方法。在她发生“缺失”的时候，她常会呢喃地说出一些从一长串思想当中冒出来的词，而布罗伊尔发现，给她稍加催眠的话，他就可以让她以这些词为起点，为他重现他思想意识里的一些图景和幻想故事——这之后，很奇怪，她会有好几个小时不再有精神混乱。第二天，她也许又会进入另一种缺失，可布罗伊尔又可以通过稍加催眠而驱赶走这种缺失。她把它叫做“谈话疗法”或者有时候叫“扫烟囱”。
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谈话疗法比暂时使其脱离精神混乱的意义大得多，如果他可以让她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某种特殊的症状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话，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例如，有一次，她追踪自己为什么不能喝水，想起以前某个时候曾看见一条小狗在水杯里喝水，因此而十分恶心。她醒过来以后，就可以喝水了，这个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地，谈话疗法还使她摆脱了右臂麻痹——她想起来，有一次，她在照顾父亲的时候，她的那只肢膊垂在椅背后面麻痹了，这之前，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条黑蛇向她爬来而她却不能用胳膊赶走它。
通过这个方法，布罗伊尔一个接一个地攻下了她的病症并控制了所有的病情。可是，有一天夜晚，他发现她又一次发生了混乱，因腹部痉挛而疼得打转。他问她是什么毛病。“布医生的孩子要出生了。”她说。他惊愕地意识到，她正经历着歇斯底里的怀孕幻想，是从有关他的狂想中产生的。他突然把她交给了一位同事，与妻子一起外出旅行，不再管柏莎·帕彭海姆的病案了。
事实上，她并没有从谈话疗法的宣泄中康复过来，而只是暂时性地消除了症状。这提醒弗洛伊德在几年以后发现，这些病人不仅仅需要回忆起引发了各个症状的事件，他们得寻找隐藏在其背后的一些意义。他将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的背后是有关性欲的，如在“布医生的孩子”情节中一样。可是，布罗伊尔对性欲这个话题深感不安，尽管在歇斯底里的怀孕情节发生时，他已经“掌握了那个钥匙”（如弗洛伊德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把钥匙丢掉了……（井）因为传统原因而害怕，选择了走为上计的办法。”
（贝尔塔·帕本海姆在精神病院呆了一段时间，最终在那里治好了病。她继而走上了一条成功的事业之路，先在一家孤儿院当养母，后在一个专为未婚母亲和少年妓女服务的机构当领导，再后成为一项长期保护“濒危少女”运动的领袖。她从未结婚，也没有有记录的爱情生活，在她的歇斯底里之下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却得以升华——这个过程弗洛伊德会在以后详细说明——在为沦落女子服务的工作中得以升华。）
1886年，布罗伊尔告诉他有关这个病案的事情4年之后，当时31岁的弗洛伊德开了一间诊所（这年晚些时候娶了玛莎），作为一位神经和大脑疾病的专家开始了私人营业，用当时已有的医疗方法治病。可是，很少有病人来，因此当他得到布罗伊尔推荐来的歇斯底里病人时当然就很高兴了。这之前，他在这个课题上刚刚进行过专科进修，他从布罗伊尔的神经学研究院得到一小笔资助，去巴黎接受让·马丁·夏尔科的指导。夏尔科当时是著名的神经病理学专家，还是萨佩特里尔医院的院长。除开其它的方面以外，夏尔科还是歇斯底里现象的发现者。他还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催眠师，可他只是在向学生展示病人的病情时才去引发歇斯底里。他相信，虽然可能是某种创伤性事件，如铁路上发生的事故等引起的，可是，歇斯底里是一种遗传造成的神经系统软弱，而且他认为这种病是进行性的，并无法逆转。
弗洛伊德一开始受到夏尔科的观点的影响，他处理自己的歇斯底里病人时也如此，就好像精神病的确是由神经上面的毛病引起的一样。他多半使用“电击疗法”，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疗法。他把电极接到身体受影响的部分，放出一种轻微的电流，使其产生微颤或者肌肉抽动。他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初期疗效，但是，由于他熟悉催眠术，因而就怀疑，这些效果归因于电流的程度没有暗示的大——他对病人保证说，这种疗法会驱除病症。
想到这里，他开始更直接地使用催眠暗示，不过，这在当时维也纳医学界中是没有得到认可的，且被认为几近江湖骗术。弗洛伊德知道，法国“兰西学派”的成员是医学催眠师奥古斯特·里尔波的信徒，这人我们在前面已经听说过，他们在用后催眠暗示法治疗歇斯底里症。他们会让病人进人催眠状态，并告诉他们说，当他们醒过来时，所有的病症都会消失。弗洛伊德接近了这个疗法，也因为其结果而沾沾自喜。1887年12月，他写信给当年认识并已结下深厚友谊的柏林耳鼻喉科专家威尔汉姆·弗里士说：“在最后的几个星期，我一头扎入催眠术里，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成就虽小，倒也特别。”
可好景不长，他很快悲哀地发现，病症的解脱都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因此他改换法子，用布罗伊尔诊治柏莎·帕彭海姆的办法使用催眠。有好几年的时间，弗洛伊德摧发了歇斯底里症，然后要病人回忆并讲述第一次引发病症的“创伤性事件”。对有些病人，他得到了相当满意的结果，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病情的好转要么是暂时的，要么一个病症立马又被另一个病症所代替。另外，这门技术对许多无法催眠的病人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尽管有这么多的局限，他和布罗伊尔还是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讨论了一系列病案——贝尔塔·帕本海姆和弗洛伊德最近的一些病人——最终慢慢形成了一种与夏尔科不同的歇斯底里理论，就是整体意义上的心理学理论。他们的结论是，“歇斯底里症受到回忆的影响”——就是一些痛苦的情感体验的回忆——它们因为某种原因从意识中排遣出来了。在这样一些回忆保持被遗忘的时候，与此相关联的情感被“纠缠着”或者被拴住并被转换成一种生理能力，表现为一种形式的病理症状。当记忆通过催眠而得以恢复时，情感可以被感知到并表达出来，症状也就因此而消失。
这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于1893年发表的一篇简短文章，和1895年发表的、有很多细节的长篇大论，即《癔病的研究》的要点。这些文章报告了布罗伊尔的一个病案和弗洛伊德的四个病案，提出了他们的歇斯底里理论，并讨论了解脱病症的办法，即通过催眠宣泄——以及由弗洛伊德发现的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进行，后者可以一次根治歇斯底里症，它不是暂时的解脱，而是实际的疗效。
在科学进程中，没有哪一种历史和社会学的论述足以解释心理分析学的突然出现，也无法解释其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发现。19世纪末期，许多在维也纳和主要的欧洲城市长大的人们都接受过医学的培训，并浸润在生理心理学的传统之中，可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人继续进行神经科学的实践，然后使用歇斯底里症催眠医术，最后发明了心理分析学。他的思想的进化有一部分受到了社会条件和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滋养，可是，也有一部分是他的天才和个人问题引起的，这些个人问题使他对别人身上类似的问题非常敏感。
弗洛伊德向心理分析学的发明迈出的第一步不是靠预先设计，而是针对其中一个病人的需要作出的反应。她就是男爵夫人凡妮·莫塞尔，一位他在《癔病的研究》中称作弗劳·艾米冯恩的40岁的寡妇。她于1889年请来了弗洛伊德，当时她面部抽搐，幻遇扭动的蛇和死老鼠，做一些有猫头鹰和可怕野兽的恶梦，由于口唇痉挛发出嘘声或者卟卟声而经常中断说话，害怕社交，讨厌陌生人。
弗洛伊德利用宣泄式的布罗伊尔法，经过一段时间治好了她的一些症状——她是第一位接受他这种疗法的病人——还使用了兰西学派的后催眠暗示法。如他后来在《癔病的研究》中所言：
从整体上来说，这种疗法颇为成功，可是，疗效并不长久。病人在新的创伤的影响下，以类似的方式再次病倒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除。任何希望治愈类似歇斯底里症的人，都必须比我更进一步，更彻底地深入这种复杂的现象。
然而，他从弗劳·艾米这里得知了某种异常重要的东西。请她回忆引发了某些症状的创伤性事件时，她常常百无聊赖地唠叨不停，说不出一点对路的东西来。有一天，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会有胃疼，是什么引起的：
她非常勉强地回答说，她也不知道。我请求她第二天一定要想出来。她就带着明显的抱怨口气说，我不应该问她这问她那，而应该由她来把想说的东西告诉我。
这一点给了他启发。弗洛伊德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请求，应该让她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下去。她开始谈到她丈夫的死亡，她从这里开始东扯西拉，最终讲到了夫家亲戚和一位“意图不明的记者”对她的诽谤，大约是说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这与她的胃疼毫无关系，可还是使弗洛伊德想到她为什么会与人隔绝，不爱交际，以及她为什么会讨厌陌生人。以前催着问这问那并没有讨出个真口信，可让她自己由着性子讲开去，反而得着了重要想法。他于是就想到，尽管让病人东扯西拉听起来很乏味，可让病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倒是个比直催诘问更为有效的路径，可收曲径通幽之妙。久而久之，他最终就想到了要使用这个对治疗和研究都是至关紧要的方法，即“自由联想法”。
弗洛伊德还想到，这个技巧可能还会省去一些麻烦，特别是那些催而不眠的病人，此法可派大用场。他请这些难以催眠的病人——不久之后让所有的病人——都在诊所的躺椅上躺下（弗洛伊德觉得，使用躺椅会帮助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思想上面而不是去注意分析师，可是，他承认这也是出自个人动机：“我无法忍受一天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让病人瞪着眼睛看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回忆，把随便想起来的任何东西讲出来。可他们常常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想起来的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这当然自有原因：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凡是很难想起来的一些记忆，都是病人力图忘记掉的东西——这些记忆涉及一些羞耻的事情、自责、“精神痛苦”，或者是实际上的伤痛。不愿回忆起创伤性情节的病人都在无意识地保护自己不受痛苦的折磨。
弗洛伊德把这种不能回顾痛苦记忆的现象称作“抗力”，并发明了一种办法来打破这种抗力。他首先在1892年使用了这个办法，当时，一位少妇不能够催眠，也讲不出任何有用的回忆细节。他用手按着她的前额，向她保证说，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记忆。事实也如此。她第一次想起来的事情，是她回忆到了有一个夜晚，当她从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回家时，她站到了父亲的病床边上。从这里开始，她继续想下去了，很慢，东一句西一句的，可她想到了一些相关的思想，过一会儿之后，她想起来，她曾感到非常内疚，父亲深卧病床而她自己却在开心聚会。最终，经过很大努力之后，弗洛伊德使她认识到了其中一个症状的原因，即她腿部的疼痛，那是因为要防止作乐，以免带来内疚感。她后来完全恢复了，并且结了婚。这个过程最关键的部分，倒不是弗洛伊德用手做到的事情，而是病人同意去做的事情。如他后来解释的：
我（向病人）保证，只要额上有压力，他都会看到眼前有一个图片形式的回忆，或者在他的思想里面，将出现一个突然想到的想法，我还请他把这个图片或者想法告诉我，不管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应该把这个想法保留在心底，因为他可能碰巧认为那不是所需要的东西，不是正确的想法，或者因为这个想法或者图片太令人不快，他不愿讲出来。不要对它作出批评，也不要因为情感上的原因，或者因为认为这东西不重要而沉默不语。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而只要掌握了这个方式，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地找到它。这样想出来的东西很少是一个已经忘记的痛苦记忆，而多半是一个联想链中的一段，如果加以追索，会慢慢导向一个病源性的思想，和它隐藏的意义。在《癔病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做“分析”，次年，即1896年，他开始把它叫做“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迅速得出结论，仅仅是另一种暗示形式的掌压，作为技巧是不值得推荐的，因为它让人想起催眠，而且，在病人试图集中精力进行回忆的时候，会使医师在现场过于突出。到1900年，他已经抛弃了这个方法，从那以后就完全依靠口头暗示了。
这样一来，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方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让病人在躺椅上放松，医师重复一些暗示，说自由联想会得出有用的想法，病人同意说出任何想起来的事情而不收回去或者实现自我查禁，通过这种方法会在病人的记忆和思想当中得出无意识的联想。这个方法证明不仅对歇斯底里症有效，而且对别的精神病也有作用。弗洛伊德用这种方法治了几十年的病，可是，它的基本内涵，即旨在通过仔细探讨心理动力无意识状态而获取治疗性的洞察力，却是在他不用催眠术治病的十多年间确立的。
当然，关于心理分析的技巧，还有很多的东西，许多还非常隐晦复杂。但是，由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心理学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精神疾病的治疗，我们不必在此久留而去探讨心理分析的方法，也不能去了解后来在方法和理论上都与他分道扬镳的弟子们所设计的一些变化方法。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其它两个由弗洛伊德发展出来的心理分析因素，因为它们不仅对治疗病人非常重要，而且对他把心理分析法用作调查方法，并通过它形成最主要的心理学发现也十分重要。
第一个是移情现象。弗洛伊德早先在《癔病的研究》中曾简要而且以有限的定义提及这个概念，可是，5年以后，即1900年，一次失败的治疗使他更进一步地探讨了这个概念。这时候，他开始治疗一位18岁的女孩子，在他的研究病案报告中称作多娜。他们一起把她的歇斯底里症追溯到了她的邻居，一位K先生，对她所发动的性接近，并追到了她对这位先生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感到恶心，同时又感到了他在性上面对自己的吸引力。可是，多娜只在3个月后就中断了治疗，其时她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弗洛伊德大感困惑，他想了很长的时间，深入地探讨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重新检查了她做的一个关于逃避治疗的梦——这是对她在K先生家受到性抚摸时从他身边逃出来的一个类比，他终于发现，他自己，作为一个烟劲很大的人，说话中带有很浓的烟味，会使她想起K先生，因为K先生也是一个抽烟的人，他还发现她也许开始把她对K先生的感情转移到了他本人的身上。由于他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就没有以建议性的方法来解决她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
我自己早就该听一听这个警告了。我早就该对她说：“听我说，你把对K先生的感情转移到我身上了。你有否注意到任何让你怀疑我有与K先生类似（不管是公开的或者是以某种升华后的形式产生）的恶意？或者，我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你，或者你了解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你的幻想，就如同以前发生在K先生身上的情形一样？”
他说，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让多娜清除掉对他自己的感情，继续进行治疗，并进一步探索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更多的回忆。
移情作用，他说，不能够回避，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最为艰难的一部分任务，可是，要打破抗力，把无意识揭示出来又是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步骤：
只有在解决了移情作用之后，一位病人才有可能最终相信在分析期间建立的各种联系是有效的……（在治疗中）病人所有的倾向，包括一些充满敌意的想法，都被激发出来了，把这些倾向揭示出来，使其进入有意识的思想里边，接着被转换成对分析目的的解释……移情，它好像是心理分析医师最大的障碍，如果每一次都能够注意到它的出现，并向病人作出解释，它就会成为最有用的盟友。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问题，对移情的分析是一种纠正的经验，它会把创伤暴露出来并加以修复。弗洛伊德如果及时采取了行动，多娜可能早就看出来，他（其他许多的人也应该如此）与K先生不一样，他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她也不必害怕他们对她的感觉，也不必担心她对他们的感觉。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移情的分析是一种调查的办法和可以起证实作用的假设，可以推想不可解释的行为后面一些无意识的动机。
分析技巧的第二个要素后来成了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就是释梦。尽管他没有能够看出多娜的梦是她向他移情的迹象，可是，5年来他一直在利用病人的梦来获取无意识的材料，而且很有成果，后来，他把释梦叫做“通往了解精神生活中无意识状态的成功之路”。
对梦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远远不是第一个，在《释梦》一书中，他列举了115处对此话题的讨论。可是，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把梦看作低级荒唐和无意义的一些思想，认为它们的来源不是精神过程，而是一些干挠睡眠的肉体过程。弗洛伊德却认为，无意识不仅是清醒状态之外的一些想法和回忆，而且是被强制遗忘的一些痛苦感情和事件的积淀，他认为梦是在保护性的清醒自我不在岗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隐蔽的重要材料。
他提出假设，认为梦会满足一些愿望，否则我们就会醒过来，梦的基本作用是要使我们能够继续睡眠。有些梦满足简单的肉体需要。弗洛伊德在（释梦）中说，任何时候，只要他吃过很咸的食物，他在晚上就一定会感到口渴，而且梦到大口喝水。他还引证了一位学医的年轻同事的梦。他喜欢晚睡，有一天早晨，房东在门外喊他：“起床啦，佩皮斯先生！该去医院啦！”那天早晨，佩皮斯特别想留在床上，于是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位病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时，他对自己说：“我已经就在医院了，没有必要再到那里去了。”说着，扭头又睡。
可是，许多梦所满足的愿望却复杂得多，也更深奥。经常的情况是，深藏在无意识里的一些愿望威胁着要挣脱封闭状况，在睡眠的轻松状态下进入有意识状态，如果成功的话，它们会产生压抑，足以唤醒睡眠的人。为了保护睡眠，弗洛伊德假设，无意识的思维会把造成干扰的一些因素隐藏起来，再转换成相对不那么刺激的一些因素。梦的确是非常神秘的，因为它好像要讲述什么事情，而实际上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可是，通过自由联想，把我们能够记得起来的梦的内容想出来，我们或许就可以认出躲在后面的真正的内容，并制探我们自己无意识的思想。
弗洛伊德是在对自己的一个梦进行分析过后得出这个观点的。1895年7月，他做了一个梦，是关于他所治疗的一位名叫“艾玛”的少妇的。这个梦很复杂，弗洛伊德对它的分析很长（达11页之多）。简单来说，他是在一个大厅里遇见她的，客人们都到来了，并从她那儿得知，她的喉咙、胃和腹部都很疼，他担心他自己没有仔细地看病，可能疏乎地轻视了她的一些机体毛病。还有很多其它的细节，之后发现，他的朋友奥托，一位年轻的医生，曾用一支不清洁的注射器给艾玛打过针，而这就是她的毛病根源所在。
通过自由联想来追寻这个梦的许多构成部分的真实意义，弗洛伊德想起来，头一天，他曾见到过他的朋友奥斯卡·莱，他是位足医，认识艾玛，并曾对他说过：“她好些了，可还不是好到那样的程度。”弗洛伊德曾感到有点生气，他把这话当作掩盖起来的批评，认为他在艾码的治疗上只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在梦中，他把奥斯卡转变成奥托，以掩盖这个事实，再把文玛剩下的精神症状变成生理毛病，让奥托来负这个责任——奥托跟自己不一样，他自己总是对针头这类的东西十分仔细的。下面是弗洛伊德的结论：
奥托事实上惹我生气过，他说艾玛的病并没有完全治好，因此，梦就让我去报复他，把责任都推回到他的头上。梦把我应该对艾玛负的责任推卸掉了，说这是因为其它一些因素造成的……梦代表了事物的一种特别的状态，是按我希望的样子表现出来的。因此，它的内容就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的动机就是一个愿望。
通过对自己的一些不那么高尚的动机进行残酷的自我检查，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其价值不可比拟的技巧。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分析了一千多个病人的梦，并在《释梦》一书中报告说，这个方法是心理分析治疗和有关无意识思维的研究当中最为有用的工具之一。
使用心理分析方法来实现研究目的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它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自由联想引导病人和分析师去解释一个梦，可是，人们怎么能证明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呢？在少数几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有历史证据，即一个从梦的符号当中重构的创伤事实上出现过，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在弗洛伊德的艾玛之梦中，没有办法能够客观地证明，对梦的解析就是梦的真正内容。
然而，任何在治疗中解释过他自己的梦的人都会知道，总会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震动，他会产生顿悟，产生灵现，产生一种突然摸索到了情感真实的感觉。到最后，梦的解析就会因为受解析者自己的反应而显得很真实——“啊！这一定就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它感觉起来就像是真的一样！”——而且因为这个反应使他或者她能捕捉引起梦的那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情况下，自由联想和梦的解析只不过引导他去了解到了突然的理解这类经验，并把他从一个严重的科学错误中解救出来。在他进行心理治疗的最早期间，他猜测到，性欲上面的麻烦问题往往处在大部分精神疾病的根基上面。他可能是从《时尚》杂志上得知这一点的。尽管维也纳社会当时在性欲问题上持假正经和虚伪的态度，可在医学及科学圈中，它却已经是一个很多人感兴趣的事情。里查德·冯克拉夫特·伊宾已经发表了很长的一篇有关性偏差的文章，人类学家也在报告世界各地一些民族的性习俗。
可是，这些著作都是关于成人性欲的，儿童被认为是天真、纯洁的，没有受到性欲望或者性经验的污染。可是，弗络伊德却不断地听病人在经过很大努力之后回忆起儿童时代的性感觉，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曾受到成人的性玩弄，他们的经历，从被抚弄到被强奸不等。歇斯底里是一个解脱的出口，很严重的精神病，恐惧和偏执是另外一些出口。这些有罪的成人是保姆、管家妇、家仆、教师、兄长——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女性病人的情况下，还有父亲。
弗洛伊德深感迷惑，他认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发现。到1896年，在进行过五六年的催眠治疗和分析后，他在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和由伟大的克拉夫特·伊宾主持的当地精神病和神经学协会上，宣布了他所谓的引诱理论。这次讲座的反应平淡如水，克拉夫特·伊宾告诉他说：“听起来像是一篇科幻故事。”这次讲座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弗洛伊德感到自己被医学界所排挤，感到完全被孤立起来，推荐来的病人数量剧减。可是，尽管他有一阵子还坚守自己的发现，可最终自己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怀疑起自己的理论到底有没有效。
一方面，他自己在治疗一些曾挖掘出少年时代受到性戏弄回忆的病人时，只不过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事实上，有些他认为已经开始好转的人，病还没有治好就放弃治疗了。另外一方面，他越来越难相信父亲对女儿的倒错性行为普遍到了那种程度。由于在无意识当中没有无可争辩的真实指示出来，这些有关受引诱的回忆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这个想法真令人灰心丧气，他以为是一项重大发现和“几千年来一个老问题的治病良方”的东西竟然可能是个谬误。尽管到目前，他已经把家庭成员不断增多的家搬到了伯格斯19号一个宽敞的公寓里，而且进展非常顺利，可以享受一份安宁的生活，每年去一次意大利，可是，他还是有很多其它的原因使自己感到很压抑和焦躁不安。1896年，他父亲去世，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比预期的大得多（他感到自己“被连根拨起”）；布罗伊尔对他的一生帮助甚多，可不能够接受他越来越激进的精神病理论与治疗方法，他们之间的友谊分崩离析；尽管他在大学里一直担任着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位，虽然十多年来不拿工资，可这是份值得人尊敬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就没有被评为更受人尊敬的教授，否则会对他的事业大有帮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弗洛伊德的精神症状开始加剧，特别是他对钱的事情担心，对心脏病的担忧，挥之不去的死亡念头，还有对旅行的害怕，这使他不可能去参观罗马，尽管他极想去，但一想到这一点他又产生了无法解释的恐惧感。
1897年夏天，41岁的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企图理解并解决掉自己的精神毛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在分析自己的一些梦的时候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可是现在，他每天耽于对自己的详细分析，非常卖力，非常有系统。笛卡儿、康德和詹姆斯——甚或还有苏格拉底——都曾检查过他们各自的意识思想，可只有弗洛伊德想到要去揭开自己的无意识思想的秘密。
自我分析在词汇上可能是个矛盾。一个人怎么可能指导又被指导呢？同时既是分析师又是被分析者？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病人也是治疗者，他这个病人是怎样把感觉传过去给自己的医师来分析的？可是，没有任何人受过这样的培训，或者有资格去当弗洛伊德的分析师，他只好自己来做了。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请威尔汉姆·弗里士来做他的代理分析师，因为他对威尔汉姆有很强的依赖感。弗里士虽然是位耳鼻喉科专家，可他也有很多方面的兴趣，包括心理学，还就此发展过自己的一些理论，有些理论非常不错，还有一些是神密和荒诞的。弗洛伊德经常和定期给弗里士写信，把他的研究和自我分析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他，还不时地与他见面，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开会”——两人聚在一起两三天，激烈地讨论他或者弗里士的工作和理论。弗里士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不复存在，他们在聚会中的谈话也没有记录留下来。可是，一般相信，他在自我分析中是帮了忙的，或者至少，弗洛伊德在把自我分析的结果告诉一位可信赖的人的时候，是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的。
一连数年，弗洛伊德每天花时间用自由联想和对每天晚上做的梦的检查，来寻找隐藏的回忆、早期的经历和隐藏在每天的愿望、情感、说话走题和很小的记忆消失后面的一些动机。他要了解自己，并且通过他自己来理解全人类共通的心理现象。“这种分析比任何别的分析都要困难些，”他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对弗里士说，“可我相信，应该做这件事，而且也是我的工作当中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一次又一次，他以为已经做完了，哪知发现并非如此。一次又一次，他走入了死胡同，努力找寻一个出口——终于找到了，如他后来在一封信中所言：
在我的内心，我现在体会到了我自己作为第三方看到在我的病人身上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一天接一天，我陷入情绪的谷底，因为这天的梦、幻想或者情绪我一点也没有理解，可在别的日子里，当一束亮光把一种连贯带到图景之中时，以前消失的一切又一次作为目前的铺垫而显示出来。
毫不奇怪，这工作很难做。他是在揭示他自己的“粪堆”，如他所言，是一些因为令人难堪或者会产生内疚感而深藏起来的记忆，比如他在儿童期对一位兄弟的妒嫉（他在摇篮期就死掉了，从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内疚感），他对父亲又恨又爱的矛盾感情，而且特别是有一个时期，约在两岁半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母亲光着身子，而且自己有了性冲动。
欧内斯特·琼斯在他为弗洛伊德写的一篇划时代的传记中说，这次自我分析并没有产生什么神奇的效果，弗洛伊德的精神毛病和对弗里士的依赖，实际上在一些令人烦心的材料曝光出来的头一年左右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可是，到1899年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症状有了很大的好转，感觉比四五年以前好多了。到1900年，这个任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不过，在他后来的一辈子当中，他还是坚持把每天最后半个小时用来分析自己的情绪和体验。
这次自我分析，据大多数弗洛伊德研究学者的说法，尽管不太完善，可产生了很多个人好处，而且得出了一个更大的成果。弗洛伊德通过这个方法形成了很多有关人类本质的系列理论，或者确证了他与病人在一起时体会到的一些理论。
这些理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儿童，哪怕是在其早年，的确就存在很强烈的性感觉，他们特别容易包含受到父或母的性吸引，通常都是与自己性别相反的父或母。可是，儿童感觉到，这些欲望和幻想在父母和别的成人眼中是如此的邪恶，以致于他们只得将这些东西深理进无意识之下，并忘记掉自己曾经有过这些冲动或者欲望。
现在，弗洛伊德终于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都说自己在儿童时期受到过引诱。他们所揭示出来的“记忆”是一些儿童期的幻想，而不是事实上的引诱。他一直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是没有前进到可以探索精神真实的地步。杰弗里·梅森宣称，弗洛伊德放弃了他的引诱理论，是因为它得罪了他的医生同行们，而且于营业不利。可是，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发现他的新儿童性欲和乱伦欲望理论比引诱理论更令人产生敌意。当时，弗洛伊德尽管对钱有所顾忌，尽管有孤立感，还有他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还是感到非把真实情况公布出来不可，而且也的确这么做了，一部分是在1900年发表的，1905年更全面地发表了这个主张。
到1900为止，他已经不止发明了一种新的精神疗法和发现了儿童期性欲。他还研究出了一系列高度连贯的人类心理学理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心理学都在内。尽管他吸取了一些心理学家最新的发现和一些观点（法国心理学家彼尔·热内甚至可以起诉弗洛伊德剽窃他所谓的“潜意识”观点），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当中很有创意的部分——而且绝大部分就是的——都是来自他对自己和病人的思想通过一种形式的探索而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史上没有任何人超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