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弗洛伊德极为出名，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理论，描述的是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过程。弗洛伊德曾经是机械生理学的门徒之一，这种理论把所有的精神现象都说成是可以使用，或者以后可以用生理学术语来解释的。直到他放弃了这个观点之后，他自己才有了重大的发现。
弗洛伊德在转入催眠疗法和心理分析法以后，曾依附过生理学的一些理论。1895年，即他和布罗伊尔发表主要用生理学方法探讨歇斯底里症的《癔病的研究》的那一年，他起草了8页的“科学心理学项目”的草稿，在这份草稿里，他雄心勃勃地要利用在大脑里发生的生理学现象来解释精神过程。虽然他的“项目”当中包含了他自己的一系列刚露芽的心理学理论，可是，它解释这些理论所用的术语却都只是下面这些物理学上的术语，如运动法则、神经元当中的神经激发数量、这种能量的惯性，或者释放，释放的通道，以及能量守恒的原则。
弗洛伊德把草稿送给弗里士，可他自己却狠劲地批评它，而且还没有写完。他发现，神经科学还没有先进到可以使用这种方法的程度，跟威廉·詹姆斯一样，他感觉到，心理学在目前还只能以心理学的方法去对付思想和感情。弗洛伊德在把他的“项目”寄出去之前写信给弗里士说：“我再也不能理解我借之筹划出来的思维状态……它好像就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几年以后，他又说：
我一点也不想让心理学就这样悬在空中，没有一个有机的基础。可是，在这个确认的感觉（即应该有这样一个基础存在在那里的）之外，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理论上的也好，治疗方法上的也好，都没有，无法借此进行工作，因此，我只好假装自己所面对的仅仅就是心理学上的因素。
尽管他放弃了找出一个统一理论的努力，他还是没有回到以前的传统二元论调上，即意识是一种与肉体分开、也各不相同的物质。他经常使用Seele这个词，在正式出版的作品中，他把这个词翻译成了“灵魂”，可是，这个词在德语中有很多意思，心理分析家布伦诺·贝特尔海姆曾很有说服力地说，弗洛伊德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精神”，即一个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或者简单地说，思维和情感的整体作用。弗洛伊德一辈子都坚信，思维的任何哪一方面都不可能与大脑分开而独立存在，而且，其神经元中的生理过程是思想现象的材料。同样，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彻底的决定论者，他相信，每种精神活动都有其根源，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个错觉。
弗洛伊德放弃了在生理学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精神活动的理论的努力，这之后，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仅仅5年时间内（1895-1900），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心理疗法，并形成了若干有关人类心理学的革命性理论。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会对这些理论进行扩充、修正和增补，但是，假若他1900以后什么也没有做，对心理学也会带来一个新的景象。他有关意识的理论散见于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各种文章里，其主要内容如下：
动力无意识：弗洛伊德之前的心理学家们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研究和理论归纳，都是解决意识精神过程的，比如感知、记忆、判断和学习。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和西方文化所做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套有关无意识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关键作用的理论。欧内斯特·琼斯说，一般认为，这是他对科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确切地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发现了无意识。两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从理性主义者莱布尼兹，到19世纪的催眠大师们，从浪漫主义运动中的诗人和哲学家到亥姆霍兹，到沃兹堡学派的成员们和威廉·詹姆斯。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都只是把无意识看作是一个存储器，一个存放经验和信息的仓库，等待着被人调用。弗洛伊德经常把这个相对蛰伏但又很容易进入的精神生活区域叫做“潜意识”，并认为它与无意识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在弗洛伊德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特别是催眠大师们的作品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线索，说是无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当中起一种积极的作用。还有些人甚至把“动力学”这个词运用到上面了。弗洛伊德采纳了这些思想，并以他的临床经验和自我分析为基础，把它们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他认为，意识有三种功能层次：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最后一种是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它远非一种处于不活跃状态的材料仓库，而且一个极活跃的区域，而且是非常有力的原始驱动力及被禁止的欲求，它们会对有意识的思维不断造成压力，其形式是掩蔽的或者变形的，因而也促成和决定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行为。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临床工作当中已经是很清楚明白的了。他的精神病人在接受分析之前的思维和行为，都是受他们自己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也无法掌握的一些力量所控制的。心理分析的目的，乃是要给病人的“自我”、“自行决断的自由”。这并不是说要有自由意志，而是要了解自己的无意识动机，并使自己处在一个可以由有意识的思想作出选择决断的状态里。
弗洛伊德慢慢相信，对精神病人适用的东西，对正常人也同样适用。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他们不可为人接受的欲望，藏在清醒头脑之外的那些东西，都转变成了可为人接受的行动方式。因此一来，健康的行为，如同病态的行为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由无意识的力量来促发和引导。
原初过程及二级过程：
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无意识思维不仅仅只是我们用来羁押思维当中原初和不成熟部分的不可忍受的思想和欲望的地方。他把发生在这里面的精神过程叫做“原初过程”，它们是要通过行为，或者，在这些行为因为现实世界的力量而受阻的时候，通过像儿童时期的引诱概念或者梦想这类幻想来打破禁忌，实现愿望。无意识的内容虽然不是来自现实世界，却是促使我们行动的精神现实。
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得知，不能按那些不受控制的原初过程的催促来行动。我们得知哪些是在现实世界里可以被接受，可以成功实现的，哪些不能。有意识的思维操作的方式，是按照“二级过程”来进行的，即我们构想并实现一些满足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一些欲求的办法时所需要的那些思想、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精神活动。
快乐原则：
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趋乐避苦所致。弗洛伊德把这种理论归入他的无意识理论里去，但改变了其重心。他说，整个精神机关的基本促进动力，来自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或者没有得到平息的激动——一个释放由此而产生的未满足感（不快）的愿望，从而消解紧张，得到快乐。在早期，弗洛伊德把它叫做“不快乐原则”，可后来重新命名为“快乐原则”，这个标签后来成为心理学词汇的一部分。
“快乐和不快乐原则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是最基本的概念，”琼斯说。“它自动调节精神贯注的过程。”“精神贯注”在弗洛伊德的写作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这个词是标准版的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根据弗格伊德所用的Besetzung这个德语词改制的，原来的意思是“全神贯注”或者“充满”，弗洛伊德用这个词表示“精神能量的装载”，或者，按后来的说法，是“情感投入”。
饥饿是一个典型的愿望。当原初思想（想象食物，梦见食物）不能达成画饼充饥的效果时，二级过程思维便会接过驱除苦痛的任务，会神贯注或者精神能量会被转移到现实世界的活动上去，如购买食物，烧制食品等，这些活动过一阵子就能排除饥饿感，并带来轻松快乐。因此，原初过程是按快乐原则来行事的，而二级过程是按现实原则行事的。可是，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补充的那样：
用现实原则来替代快乐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快乐原则，而是它的防护。一种暂时的快乐，由于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愿望的那些结果），会被放弃掉，可只是为了便于顺着这个新的路径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里获取确定的快乐。
性欲：俄狄浦斯情结：
尽管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一些思想直到1900年以后才初具成熟的形式，或者在他的系统里才开始显示出重要性，可是，我们知道，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慢慢地相信，性欲驱动力是最威猛的力量之一，它甚至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正常人格和精神病人格的形成过程当中都起很大的作用。
他认为，这个驱动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儿童时期，它通常因为原初过程而导向异性的父母。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把这些驱动力叫做俄狄浦斯，因为在希腊神话中，这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杀了亲父并娶了生身母亲。在小男孩中，这种导向母亲的性驱动力伴随着对父亲这个情敌的仇视，还有甩掉他的恶劣愿望。可是，通过现实的二级过程思想，这个孩子认识到，他的父亲远较他为强，在彼此的争斗中父亲必赢无疑，而且，俄狄浦斯式的愿望包含了很严重的危险。结果，这种愿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不可忍受的焦虑。弗洛伊德直到1910年才把这个东西叫做“俄狄浦斯情结”，可在90年代末期给弗里士的一些信件当中，他已经开始把这个类比引向俄狄浦斯神话了，在1900的《释梦》中，他已经以简单的形式公开论及这个理论了。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把最初的性冲动导向我们的母亲，并把最初的仇恨和我们最开始的谋杀愿望导向我们的父亲，这也许”——他后来把“也许”砍掉了——“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我们的梦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的。”后来，他又形成了有关女孩子当中一些不同但类似现象的理论。
抑制：
为了排遣俄狄浦斯情结造成的焦虑。孩子只好抑制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把它们藏在无意识里。抑制是思维最重要和最紧要的机制，是精神自我防范的基本方式，以避免由于原初愿望和会在现实世界里受到伤害的担心而产生的焦虑引起的冲突。琼斯说：“它可能很确定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最为重要和富于创造性的贡献。”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弗络伊德会把俄狄浦斯情结及其通过抑制来解决问题的理论扩展开，使其成为儿童成长理论中的核心。
衡定原则：
虽然弗洛伊德不再用生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过程，可是，他仍然相信，亥姆霍兹的能量守衡原则——任何一个封闭系统中的能量总和为常数——可以应用到精神现象当中去。如他和布罗伊尔在《癔病的研究》中所说的：“在这样一个有机体内，存在一个使脑内激发保持为常数的倾向。”当一些事件引发过多的激发时，比如发生了某件使我们很生气的事情时，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来消解这种愤怒，以保持我们正常的激发平衡。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由二级过程思维所管束——或者有时候是突破它——的原初过程思想发生作用的结果。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
“当俾斯麦必须在国王面前压抑他的愤怒时，过后他往往把一只昂贵的花瓶摔到地上泄愤。”
衡定原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信条，这是他对精神病和其它一些现象的解释中最基本的部分。其它的一些现象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位移。由于精神激发保持为一个衡定的总量，如果在一个思想当中受到了削减，它会在另一个相关的想法当中增补回来。它是被“移了位”。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依靠这个概念来解释精神症状和梦想，在这两种例子里，得不到允许的一些愿望中蓄积的能量被移位至一个允许的活动中去了。以后，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升华”的解释中去——即，用积极的方式将没有能够实现或者受到压抑的一些愿望中的能量去从事建设性的活动。例如，敌对的冲动，可以重新导入为了获取成功而进行的努力。弗洛伊德一向善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或者文学例子来说明问题，他在这里引用了海涅想象上帝解释创造的一首诗：
创造之冲动
源根于病痛；
借由创造，我康复；
借由创造，我硕健。
1900年，尽管已经完成了他的自我分析，已经年届44的弗洛伊德却有很多原因感到元气大泄，颇不如意。他原指望自己的得意之作《释梦》会哄动一时，可后来，他说：“这样的见解命当如此，可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然而，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即1899年12月，虽然听到一些恭维话，在维也纳还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评论，而在别的地方却没有丝毫反应。从商业角度看，这本书亏成了无底洞，6年时间只卖出去351本。
弗洛伊德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感到无人问津，孤立无援。他的门诊业务，原指望这本书会有所帮助的，哪知还是要死不活，他仍然遭受着害怕贫穷的痛苦。他与布罗伊尔的友谊早就断了线，他对弗里士作为自己的密友、支持者、合作人和偶象的、非常热切的亲密和无法独立的依赖也在崩溃之中。在他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曾仔细地分析了他对弗里士近乎崇拜的感情，发现这里面有几乎精神病的倾向和一种掩盖起来的、含有同性恋成分的因素在里面。当自我分析使弗络伊德从对弗里士的情感依赖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后者变得很容易激怒，经常是鸡蛋里面挑骨头。1900年8月的一次大会上，他们彼此疯狂地攻击对方的观点，弗里士告诉弗洛伊德说，他怀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研究有什么价值。他们再也没有碰过面，他们通信往来的热情也逐渐消失。几年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突然间完全终结，当时，弗里士谴责弗洛伊德把他尚未出版的万有遗传双性论理论透露给哲学家奥托·魏宁格（他然后在出版物中使用了这些观点），而又没有指明这是弗里士的观点。
但是，从这年起，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了。1902年，他终于被提升为维也纳大学的特命教授，他余下来的一生都是以弗洛伊德教授闻名于天下的。这项荣誉来得是迟了些，可是，从名分上和实际上都还是雪里送炭，使他受益不浅的。
也是在这一年，维也纳的一位医生威尔汉姆·斯特克尔给弗洛伊德出了个主意，这人曾患阳萎，被弗洛伊德治好了。他建议弗洛伊德每周开一次晚会，让一些对他的工作有兴趣的同事来参加。弗洛伊德喜欢这个主意，向其他3位医生发出了邀请函。1902年秋天，这5位把自己叫做“星期三心理学会”的医生开始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内定期碰面。一位成员交一份论文，之后，几个人一边喝咖啡用茶点，一边讨论这篇论文和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和疗法。按其中一位成员的说法：“最初几年，这屋子里有某种宗教盟誓的气氛。弗洛伊德自己是它的新教主和预言家，他使当时心理学调查当中的一些方法流于肤浅。”
这个团体慢慢成长起来，它早期的成员包括奥托·兰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山达·弗伦茨和欧内斯特·琼斯，后来注定都成了心理学运动中的大腕。到1906年，共有17名成员，两年后，这个不断成长的团体组成了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不过已经分出了教派，争吵不断。这时期，在欧洲和美洲也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学会，到1910年，在纽伦堡的一次大会上，国际心理分析协会也成立了。
弗洛伊德的教授地位和组建星期三心理学会的工作，使他在门诊业务和收入上都获得了丰收。他单独开了一个办公套间，与他家宽敞的住宅完全分开。他开始收藏罗马和希腊小雕像及他喜爱的其它一些古董，把它们摆放在视线所及的桌子上，他自己就坐在病人的躺椅靠头那一边的后面。他现在还有钱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过更豪华的度假生活。他习惯于非常努力地工作9个月，再休3个月的暑假。他与全家——玛莎、他们的6个孩子、玛莎末嫁的姐妹明娜——一起先到山区度过假期的前面一部分。尽管他在照片里显得神情严肃，甚至目光可惧——有人说他的眼神有穿透力，还说他颐指气使——可在私人生活当中，他可以是个热情、豁达散荡、不拘小节的人，度假的时候还背一个背包，穿上远足衣和长靴，带着稍大些的孩子们行走在森林里，爬山，找蘑菇，还钓鱼。这样过几个星期之后，他会离开家人去到意大利，拜访罗马市，这也是他自我分析的成果之一。玛莎不跟他一起去，弗洛伊德是个很保守的维也纳中产阶级家长，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女主人，她惟一的人生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亲爱的家长”服务。她保持住了安宁与次序，让弗洛伊德从烦琐的俗务中解脱出来，替他整理衣物，甚至为他把牙膏挤在他的牙刷上。有这样的支持，怪不得弗洛伊德这位特别喜欢工作的人会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尽管他每天看病长达八九个小时，可是，他在晚上和周末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他一生的心理学作品共有23大卷。
弗洛伊德在新世纪头几年完成了大小不一的许多著述，其中有两部特别重要，一部使他声名大噪，另一部令他恶名昭彰。
第一部是1901年发表的《普通心理病理学》。它谈论的是诸如遗忘、说话走嘴和做事笨手笨脚这些话题，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不光是一些小毛病，而是有非常重要的无意识原因的。尽管该书的目的非常严肃，可是，满篇都是从弗洛伊德自己的生活、病人的生活和从报刊及其它来源收集到的许多逗笑的材料。有个例子是弗洛伊德最喜欢举出来的，他后来在其它一些作品中也引用过的。说是，奥地利国会众议院的主席知道，特别召集的一次会议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因此暗地里希望它早点结束，会议开始时，他正式宣布：“先生们，我注意到占合法大多数的出席者已经到场，因此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普通心理病理学》成了弗洛伊德最为畅销的书，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出了11版，并且翻译成了12种外语。
第二部著作《性学三论》是1905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在把性描述为人类行为当中最为根本的力量时，比以前的作品走得更远。第一篇论及性错乱行为，认为这是不完整或者扭曲成长的后果。第二篇论及婴儿性欲，这篇文章进一步扩展了弗洛伊德早年对这个课题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所有的人生而具有倒错的潜能，只是在健康的成长中，这种倒错欲被控制了而已。第三篇文章讲青春期性欲和因解剖学差别而形成的男性人格与女性人格的差异。
《性学三论》里有很多显明的细节，书中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思想触犯了欧洲和美洲的中产阶级中一些思维受约束的小镇居民们。弗洛伊德被称为思想肮脏的泛性论者和“维也纳的浪荡子”，他写的书被定性为“色情作品”，是对儿童纯洁本性的玷污。按琼斯1955年的说法：“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声名大败，非难雀起，到现在仍然如此，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儿童天真无邪的诽谤。”可是，该书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人们广泛地讨论此书，再版了好几次，并被翻译成9种外语。詹姆斯·斯特雷奇说，这本书，连同《释梦》一书，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知识领域最为重要和最具开创性的贡献”。3年之后，弗洛伊德接受了一项邀请，准备去充当心理学大会的主讲人，该活动是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对他个人和他的工作第一次的肯定。他接受了邀请，去了麻省的沃切斯特市，同行的还有两位同事，圣多尔·弗伦兹和卡尔·荣格，并在由处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听众面前宣读了5篇论文，论题涉及心理分析学历史、其主要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有一些听众觉得这些材料大不敬（著名医师威尔·迈克尔说弗洛伊德是个“肮脏可恶的家伙”，一位加拿大校长说，弗洛伊德好像是要提倡“回归到野蛮状态”），可是，大多数听众，包括威廉·詹姆斯在内，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演讲在各家日报和《国家报》的讨论中受到好评，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使弗洛伊德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这次会议以后，弗洛伊德名声鹊起。
并不是说，这就给他带来了片刻安宁。弗洛伊德是个骄傲、敏感、倔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跟其他许多伟大的开拓者一样，他埋头扎入由他开创的这个运动之中，企图控制这个运动之内因为理论和治疗方法而产生的纷争。他好像感觉到，维也纳心理学会不应该以一视同仁的方法来运行，而应该分成层次来，这个态度对一个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可是，这个观点也许还是合理的，因为一个有了很多发现的人肯定希望保护这些发现，使它们免遭扭曲和玷染。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争斗，因此而产生的一些裂痕，一直就是心理分析学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个模式也许只是其开创者人格特征在一个机构中的反映。弗洛伊德曾是布罗伊尔，然后又是弗里士的密友，可后来，他们的友谊都冷淡下来，而且，在别人发展出一套与他自己不同的理论时，彼此间竟恶语相向，直到不相往来，他与两个人的情况都是如此。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与最亲密的门徒和同事间都出现了类似的裂痕。
阿尔弗莱德·阿德勒慢慢认识到，影响儿童成长的最主要的一些因素，与他或她在家庭中的位置有关，与父母的育儿方式也有关系。如果这些位置和方式有造成病态的倾向时，它们会在儿童身上形成“自卑情绪”，从而导致希望进行补偿的行为。阿德勒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在性格形成和精神病的发作当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不敢苟同，他认为，打个比方说，女性的性格并不是因为阴茎缺失造成的，相比对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嫉妒要弱得多，而且，男孩在约5岁时的冲突，在俄狄浦斯情绪上的根源相比他的竞争渴望和无权的感觉要浅得多。阿德勒与企图用自己的理论来包容阿德勒理论，而又不成功的弗洛伊德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之后，与其他几个门徒于1911年退出了维也纳学会，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学会。
瑞士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有关精神病的性欲起源的重要理论。他认为，精神病是当前调节不良的表现，而不是婴儿期或儿童期的创伤由起的疾病。荣格还坚信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信条，相信所有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精神现象。这些学说是他和弗洛伊德之间产生争论的根源。荣格曾经是弗洛伊德热切的信徒，可是，他慢慢地退了出来，1914年，他从弗洛伊德运动中正式分裂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奥托·兰克在许多年里一直都是弗络伊德的忠实信徒和亲密助手，他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认为焦虑的主要根源是出生的创伤，男性性渴望是希望重返子宫的欲望。弗洛伊德希望用自己的观点来调和兰克的观点，但没有成功，两人的关系开始紧张，最后于1926年结束了。
有一次，在弗洛伊德家的餐桌上，大家谈到了他无法团结信徒这个话题，弗洛伊德的一位姑姑说：“你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了解别人。”
可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令人不快的日子里，弗洛伊德还跟以前一样高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清苦的生活，以及因之出现的社会混乱使他的业务急剧下降，而战后的通胀把他一辈子存的钱都吞掉了。
他继续通过与病人进行的临床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并通过信函和国际会议与同行们交流思想，不过，他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与他和布罗伊尔或者弗里士那样的合作。他不断地通过文章、病案史和著述来丰富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
当然，弗洛伊德心理学只是人类心理学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这么看的。这门学问并不关心所有那些似乎是作为进化和文化最高成就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推理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创造性。关于行为主义理论，关于严格以外部探索的方法来解决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它也只字不提，而对于20年代风行美国各大学心理学系的东西，弗洛伊德本人在一个脚注中说完全不予考虑。
弗洛伊德心理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完全内窥的方式和好像没有时间的方式来探索的，它与发生在他周围世界里的那么多东西形成鲜明对照。电能、内燃机、汽车和飞机、电话和无线电，都在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模式；战争和革命摧毁了帝国，孕育了新的民主和独裁政体；等级结构和家庭生活的维多利亚基础分崩离析，并导致更广泛的选举权、社会流动性、女权和离婚。在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里，弗洛伊德还是专注于原初和永恒的内在真理：性欲和其它的本能，它们与外部世界要求之间的冲突，儿童期的事件及其对他们的人格和情感造成的影响。
然而，也许因为社会变化的速度，因为传统的解体，因为突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一系列社会选择，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反而特别令人着迷，尤其是在美国（除开学术界和行为主义论者的圈子外）。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它陈述了人性中不变的一些方面，在一个极重物质利益和实用科学的时代，它强调了人的一些精神现象——欲求、挫折、良心、道德价值；面对一个强调个人主义和乐观精神的文化中，它指明了行为当中的个人禀性，并提出了一些理论和疗法，借此支持人可以改变自身而向善这一观点。
不管出自什么原因，心理分析学作为一种疗法和一种心理学获得了成功，弗洛伊德本人的名声也自1909年起扶摇直上，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达顶峰。他的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尽管只有很少的人真正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但是，每一位读过书的人照理都知道他是谁。他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常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许多著名的学者都给他写信或者找机会攀龙附风。媒体业巨头试图以他的名字和声誉大捞一把。1924年，审理里昂波德和里欧波谋杀案的时候，《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人罗伯特·麦克哥米克上校出资25000美元，请弗洛伊德到芝加哥来分析这两位年轻的谋杀犯，可弗洛伊德拒绝了。萨缪尔·高德温提出给弗洛伊德10万美元来帮他制作一些描述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故事的电影，弗洛伊德的答复使自己的名字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弗洛伊德婉拒高德温。维也纳心理分析大师对高额电影协作款不动声色”。弗洛伊德对这些显赫声名兴趣不大，可是，1930年他被授予哥德奖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人生高峰”。
1923年，弗洛伊德67岁，因为抽了一辈子的雪茄，他的上鄂长了癌，并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在以后的16年当中，他一共进行了30次这样的手术，以便切除反复癌变的组织。他只得在口腔里装上很大的支架，以分隔口腔和鼻腔，它使谈话和进食都非常困难，还得定期忍着疼痛取下来，以清洗感染的创面。
他的晚年生活因为纳粹德国的兴起而蒙上阴影，他的书自1933年起也被纳粹烧掉。眼看着纳粹运动就要席卷奥地利了，朋友和家人都力劝他离开，可他坚决不从。直到德国占领奥地利，纳粹也收缴了他的护照，这位脆弱、年老体衰的人才意识到了危险，并同意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离开。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弗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总统和他派驻法国的大使威廉·西·布立特的干预，纳粹只好放行。这年晚些时候，忠实的玛莎与他一道迁入伦敦。尽管他的癌症已经无法做手术了，可意识还是清楚的，他仍然坚持写作，还看一些病人。最终，由于无法忍受的疼痛，他请自己的医生注射过量的吗啡结束痛苦。1939年9月23日，他逝世了，离二战爆发仅3个星期。
1900年到1923年，弗洛伊德发展和修正了他的心理学理论，可自此以后，如他所言：“对心理学再没有决定性的贡献了。”1923年到1939年，他的确写作了3篇大作，可这些著作讨论的是超出心理学以外的一些东西，因此也不是本书关心的议题。（三篇大作是：1927年《一个错觉的未来》，讲宗教的起源；1930年《文明及其不满》，讲人类对欲望的控制，此乃有可能形成团体的要素和1939年的《摩西与一神教》，讲一神教的起源）
他还写了一些论文，完善了有关心理分析治疗的一些思想，可基本内容仍然没变。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治疗方法本身并无兴趣，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办法，借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谋生，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人性并对思维科学有所贡献。“心理分析学，”他晚年时期曾说，“最初只不过是一些解释病理精神现象的方法……（后来）发展成为一门探讨正常精神生活的心理学。”
作为探索精神生活的一种方法，心理分析疗法以极细微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弗洛伊德最伟大和最大胆的一些理论思想都是从细微的小事上得出来的——病人梦中的一个图形或者一个名字，说话走了嘴，一个玩笑，一个奇怪的病症，儿童时代某个场景的回忆，一种面部表情等。在一次有关“闪失”（小毛病，小过失）的讲座中，弗洛伊德对听众说，他知道听众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属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研究，可是，他以那无法摹仿的迷人风度解释说，这都是些线索，可以追踪到隐藏起来的心理学真情：
进行（心理学）观察的材料，通常都是由不足挂齿的一些小事情提供出来的，而其它一些科学往往对此不屑一顾一一认为那不过是现象世界中的一些残渣废铁……（可是，）难道不存在一些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在某些时间里才以极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吗？……如果你是位比方说年轻人，难道不是通过一些非常细微的事情来判断你已经赢得了某位少女的芳心的吗？你会一直等待着爱的直接表达，或者一次热烈的拥抱吗？或者说，一个不易为外人察觉的青眼的流盼，不是已经足够了吗？一阵细微的摸索，手上的轻抚多停留了一秒，这不足够了吗？再比如你是位追捕凶犯的侦探，你会寄希望于在作案现场找到凶手的照片，照片后面还贴有他的住址吗？能够发现有关案犯比较起来算是非常细微和隐晦的一些痕迹，你难道就不应该感到相当满足吗？
正是因为他对病人和无穷无尽的一些细微琐事的高度注意，弗洛伊德才把他创立的心理学当中的一些主要因素串起来了。他对早期发现的主要扩展和修正如下所示：
儿童期性欲：
弗洛伊德尽管早就注意到了性欲是儿童期的一个重要力量，可直到1905年以后，他才在《性学三论》里把这个激烈异常的结论提了出来，说性驱动力甚至在婴儿期就存在了。他可能受到弗里士的一些影响和左右，后者对儿童期性欲的观点比他更为极端得多，但是，使弗洛伊德相信和被说服的是他自己临床积累下来的证据，再加上医学文献中对此的确认性观察。他的结论是：“儿童自小就有了性本能和性活动；它们是与生俱来的。”
可是，他指的婴儿期和儿童期性欲，其概念是比成人性欲更为宽广，更为广义的冲动。弗洛伊德尽管把它叫作性欲或者力比多，可实际上指的是追求任何意义上的肉体快感的普遍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婴儿是多重倒错的。最开始，嘴唇是主要的快感带，最初是通过吮吸，然后通过衔咬和进食获取的。孩子到了1岁半和3岁之间时，肛门区成了主要的快感来源，因为他或者她已经开始控制并意识到粪便的排泄或保留。到了3岁和6岁的时候，孩子通过生殖器的自我刺激来获取快感。
可是，对于这些原始的满足，父母会施加很强的压抑影响，大部分是通过排泄训练和不准许，或者惩罚手淫来实现的。最原始的多重性欲本能变得狭窄一些了，并导向别的地方，这样一来，到成年期，它会集中在与性伙伴的生殖器性欲上。
不适当的育儿方式——对进食或者排泄训练的过分强调，或者没有禁止禁忌性的冲动——会阻挡儿童向生殖器性欲的发展。孩子会在成长的较早期固结起来，这种固结以后会表现为成年生活当中的性偏离（例如，只喜欢口交或者肛交），但更常见的是它会形成性格特征。例如，在口唇期过度沉溺的孩子，今后可能会在成年期内极喜欢吃、喝和抽烟。在口唇期内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满足不够的孩子可能会很消极地成长起来，通过对别人的依靠而产生自我价值感。同样的，在肛门期内没有能够调节过来的儿童，可能会在成年生活中形成“肛门特征”——强迫性洁癖吝啬（守物）和倔犟。
性发展的后期阶段：
儿童期最关键的心理学事件，是发生在他们成长的“阴茎’期的（弗洛伊德用这个词指两个性别），年龄从3岁到6岁。人童的性欲主要通过自淫满足，对两种性别的人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可是，在阴茎期内，儿童已经通过许多线索得知哪种人可能提供合适的性渴望满足。最理想的模型——也是最近、最容易得手的——主是相反性别的父或母。
这一点，弗洛伊德早年曾说过，会直接导致俄狄浦斯情节，他曾描述它为一个关键的阶段。现在，再往前一步，他推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对于性格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男孩与父亲的对抗引发他担心，强大的父亲会通过阉割（而不是杀害）战胜自己，而他对这个恐惧的反应，不仅仅是完全压抑住自己对母亲的性感觉，并用亲情来替代，而且把这种对父亲的敌对和反抗变成对他的认同，并承认他在生活中的作用。
在女孩子这方面，情况稍有不同，按照弗洛伊德后来对女性成长的观点，她们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并想象她们已经被阉割掉了。她遭受着“阴茎嫉妒”的痛苦，她对母亲的爱变成了敌意（她想象是自己的母亲允许自己没有阴茎就出生下来或者被阉割掉的），她梦想通过与父亲生一个孩子来弥补这个损失。可这个梦证明不可能实现，最后，她只好放弃，与母亲认同，解除容易引起自己的焦虑感的敌意。但是，由于她没有阴茎，她对伤害的恐惧比男孩子的少。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感觉并没有像男孩子对母亲的感觉那样完全彻底地压抑下来，这就限制了她的性格成长。在她的整个一生中，她认为自己已经被割除了阴茎的感觉，都对她的性格形成、她的人生目标、她的道德感和她的自我价值观产生负面的影响。如盖依所言：“到1920年代，弗洛伊德好像已经采纳了这个观点，即小女孩是一个没有成功的男孩，而已经成人的妇女就是一种被阉割后的男人。”（最近几十年，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理论已经广泛地被认为是狭隘和受文化约束的，而且，由于在过去几十年内，女性性格和妇女的地位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理论也已经完全被证明是错误的。弗洛伊德本人承认，他对女性心理学的理解是“不完全和片断性的”，并曾说：“从来没有人搞清楚，我自已经过对女性心灵30年的研究也没有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女人需要什么？’”）
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约5岁的时候，都经历过其性欲的压抑过程，进入人生的“潜伏期”，这期间，他们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由性本能引起的担心和焦虑，并把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转入上学和成长中。可是，被压抑下去的性冲动只是被锁起来了，而并没有被消灭掉，它们一直想着要冲出牢笼。它们以梦的形式找到间接和隐蔽的出口，而且，在一些没有完全解决好俄狄浦斯情结的儿童中，他们是以病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最后，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青春期的荷尔蒙变化会唤醒沉睡的性冲动，被压抑下来的感情开始以社会可以容忍的形式向外宣泄，通常是导向家庭之外的异性。在儿童成长的最后的“生殖器”阶段，性渴望转变成“目标之爱”——性欲和感情欲望通过对另一个人的爱而以可接受的方式得到满足，这个人通常是与被禁止的性爱对象相类似的人，即父亲当中与自己的性别相对的那一个。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成长理论，通常被狭窄地误解为只关心性欲望和性行为，可实际上，它要解决的是大得多的一些问题：孩子气与成熟之间、本能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以及愿望和现实之间基本和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性格发展和社会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
精神的结构：
弗洛伊德最初认为，精神是由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组成的一幅图画，可是，随着他编制出了心理性欲发展理论，他发现这作为一套理论是太简单了点。他后来以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精神状态来描述它。这些东西不是任何物质上或者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概念，而只是一组或者一串实现不同功能的精神过程。
在新生婴儿中，所有的精神过程都是本我过程，它们处于无意识和原初状态。本我是不可以任何类似逻辑推理的东西来理喻的。它是一支大锅，装满要满足原初欲望的一些本能性的要求，这些原初欲望与自我保存（饥饿、渴望，如此之类）、性欲和进取有关。本我的要求按快乐原则进行，它们要满足紧张感的释放，而不管社会规则或者由这些寻找释放行为而产生的现实后果。
在本我指挥行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了，因此，养孩子和社会生活都旨在控制本我的力量并把它导向可接受的行为。从某一部分来看，这是通过对有意识思维进行培训和教育来实现的，因为它会理解、推理，并按第二思维原则发挥作用。这就是自我，或者是自身，它在孩子成长时逐渐成长并与本我有所不同。（可是，自我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无意识的，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自我与本我并无绝然分界，反而有所重合和相互包容部分。然而，本我进入了自我并形成了如俄狄浦斯情结这类的焦虑中的思想和感情，都被压抑推回至本我最遥远的角落里去并加上了壁垒，再也无法重新回到意识之中。
很多其它的冲动，对比而言都是由自我有意识地控制起来的。孩子慢慢懂得，除开别的事情外，一个人不可取他人之物，不能没有正当理由就去打击别人，也不可当众手淫。我们教孩子们懂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恶果会招致恶果。我们虽然进行了一部分的培训，就像训动物一般，通过奖赏和惩罚来进行，可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在抚育他们成长的时候告诉他们哪些是正确的行为，为什么。接受了这些教训的自我慢慢就能够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了。
然而，自我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却不是有意识的。它的很多过程都是潜意识的——没有压抑下去，但也没有处于焦点之下。例如，我们是在意识之外完成很多解决问题的活动的，我们继续考虑一些收集到的信息，考虑实现目标的一些方式，可并没有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东西。当一个主意突然来到脑海里，就像来自虚无之中一样时，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在寻找这个主意。同样地，潜意识会操纵我们早已娴熟得体的一些技巧，让有意识的思维在别处自由地使用它有限的注意力。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的手指，是在他读乐谱的时候自动弹奏正确的音键的，他不需要就此思考。
反过来，负责监视和督促自我的超我却是无意识的，而且对管理我们的社会行为至关重要。它在自我之中作为俄狄浦斯的后果而发展，在这个时候，已经与同一性别的父母产生认同的孩子会接受父母的训谕和信仰，并使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认同，像“你不能”，“你应该”等的命令都转变成“我不能”，“我应该”。第一道命令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可同一机理会把所有的道德价值转变成内化和自我谨记的教条。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形成“自我理想”，或者叫超我，即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道德话题是由自我在意识范围内进行比量的，超我会唤起一种强烈的“应该”和“不应该”感觉。一个在救生艇上漂浮的人，他的自我可能会推想，把食物和水递给一个行将死去的同伴可能是个浪费，甚至导致两个人都死亡。超我却会胜过自我，坚持分享剩下的东西。
早些时候，弗洛伊德曾坚持说，超我在女孩中的发展与男孩子情况下的发展非常接近。后来，如我们所见，他慢慢认识到，女孩子没有阉割焦虑，她的俄狄浦斯危机感没有那么紧张，因此在她们的一生中，超我和道德感因此也少得多。（奇怪的是，他表达了家长观点的这篇论文，是在他的要求下，由他最喜欢的女儿，心理分析师安娜·弗洛伊德，在1925年的国际心理分析大会上代他宣读的。）
这样一来，个人的行为就是精神里面的三个机关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我寻找最直接的欲望满足，自我使用现实原则思维来压抑这个冲动，并寻找可接受的方式来满足这个欲望，而超我是通过已经溶入无意识之中的父辈的教诲来施加控制的。当本我的力量强得自我和超我都无法控制的时候，这个人的行为要么就呈病态的，要么就去犯罪。当超我太强，超出自我时，这个人就会充满负罪感、挫折感，对别人一幅道德面孔或者惯于迫害别人。在健康的人身上，自我会控制这个系统，寻找让本我得到充分满足的各种方法，但并不是以招致从愤怒的超我那里得来的沉重的负罪感为代价的。
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心中的“本能”与生物学家眼里的概念不一样：它是指以代码形式编入基因之中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形式——如蜘蛛结网，鸟儿筑巢——这些行为形式他是用德语词Instinkt来表达的。可这个德语词在标准版中翻译成“本能”意义的是trieb，它有“冲动”、“变动的力量”或者“驱动力”的意思。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他曾假定，与嘴唇、肛门和性器官相关的性本能构成精神力量的总和。可是，他后来对“重复的强迫性冲动”（重复自我打击或者痛苦行为的趋向）的研究，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的一些事件扩大了他的思路。他逐渐相信，还有一种毁灭本能。当这种本能向外导出时，它以侵略的形式出现，如果受阻，它会锁定在内心，向里发展，如在重复的强迫性冲动中所表现的样子。
因此，他形成了一个双重本能的理论：生存本能，或者依洛斯，由所有的生存保护冲动构成，其中就有性驱动力；再就是死亡本能，或者坦那托斯，它包容了所有导向敌意、虐待狂和侵略——他甚至小心地提议还有一种导向自我死亡的神秘冲动。一般来说，这最后一种本能的冲动比生存冲动要弱得多，但表现却难得多，可是，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于受虐狂现象和其它一些与快乐原则相左的行为来说，这是惟一可能提供解释的办法。
焦虑、症状和自卫：
弗洛伊德原来的想法是，精神性焦虑及其症状——跟一个人在面对现实世界中一个危险境地时产生的真实的焦虑感相对——是从压抑下去的性本能中受阻的力量中产生的：没有释放出去的性紧张感会生成焦虑。可是，收集到临床数据后，他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总结了俄狄浦斯情结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并把这个理论扩展开来，用以解释其它一些精神性的焦虑形式。作为一个幻想或者大胆行动进入意识的本能欲望会形成对伤害的预见。这会引起儿童感到不可忍受的焦虑，而自我为了保护它自己就会压抑这个本能欲望，此时，焦虑就会消失。
可是，精神怎样能够渲泄这憋足了劲的能量，怎样消解没有得到满足的本能需要制造的令人不快的紧张感呢？精神怎样阻止它突破重围进入意识之中呢？有一个解决办法——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病人当中看到的一种有缺陷和病源性的办法——这就是病症的形成：
受到压抑的不利影响会从本能冲动中产生一个病症……本能冲动找到了一个与压抑相对的替代物，可这是一个逊色不少、移位和受到禁止的替代物，它作为一种满足已经无法辨认。当替代性的冲动实现的时候，没有什么快感可言，反过来，它的实现有强迫性的冲动性质。
他举了最为著名的一个病案，即小汉斯的病案。这个孩子在俄狄浦斯阶段时产生了一个使他不能上街的恐惧感。他害怕马（当时街上到处都是马），他认为马会咬他。弗洛伊德说，他不能够外出的原因，是因为这是“自我施加的一道限制，以避免激起焦虑病症”。可是，害怕被马咬这个恐惧从何而来？经分析，追踪到了小汉斯的俄狄浦斯欲望，即他想干掉父亲的愿望，结果，他害怕父亲会伤害他。他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健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移位到马身上（很有意义的是，他父亲以前常爱扮马让他骑），并把这个阉割恐惧转变成怕马咬。
简单说，不能允许的一个愿望，如果被压抑下来，又以不当的方式加以处理，就会变成精神病症。这个病症对患者来说是沉重的，可并没有它所释放的焦虑所造成的代价大：
广场恐惧症患者可能会是在街上受到焦虑袭击的，这就可能在以后反复在街上发作。他现在会形成广场恐惧症的病症，这也可能被描述成一种禁忌，一种自我功能的限制，通过这个限制，他就可以避开焦虑的袭击。我们可以在病症形成的时候加以干扰，这样就可以看见其相反的一面。比如，我们可以用迷恋来干扰他。如果我们阻止一位病人，不让他完成自己的洗涤仪式，他就会陷入无法忍受的焦虑之中，很明显，他一直就是靠病症来保护自己的。
因此，压抑是针对所有容易产生焦虑的愿望、记忆或者感觉的基本防卫办法，也正是心理结构的基石。它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一个小孩子可能压抑了自己希望自己的小弟妹死去的愿望而不自知，如果有人暗示这一点，他会作出嘲笑或者愤怒的反应。（压抑是不同的精神动作，它是对一个不能得到许可的欲望的有意识的控制，一个人可能希望自己避开实现这个欲望，可这不一定就能去除焦虑。）如在俄狄浦斯冲突中，压抑可能会导致精神病的发作可通常又没有发作，精神找到了一个替代的方式来处理受压抑的材料。它是通过一系列别的防卫办法来实现这一点的——这里，一切又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它会把不能接受的东西变成可以接受的东西。弗洛伊德曾说，有“很多的办法（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机制）可以让自我去发挥其防卫性作用”，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并让读者去看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针对防卫机制更为详尽的处理办法。在他所列举和安娜讨论过的常见防卫性办法中，以下这些是最为常见的：
否认，这是相对原始的一种防卫办法，一个人只是简单地不接受或者不承认容易产生焦虑的现实。一位伺候行将过世的丈夫的女人，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不是如此），他很快会恢复过来，或者，她也有可能说，“我希望让他尽量多活一些日子”，可实际上，她在无意识里却希望这一切早点过去。一位吸烟的人可能会相信，所有证明抽烟与癌症有关的一些证据都可能是有误的，或者，他会想，自己的家族中还没有因抽烟而殒命的。
合理化——这是更为复杂一些的否认版本。一个人本来出自一种动机从事某事，却找到另一个动机来说明它的公正性。一位小气的人可能会说，时势未定，我只不过是在小心行事而已。一位受尽折磨的女人自信心很差，她的依赖性太强，无法离他人而独立，她说，之所以与辱没她的情人或者丈夫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她爱他。反应形成一这一步走得较远，夸大，展示，让所有人都看见与压抑下去的特征相反的那一个特征。一个压抑了同性爱愿望的人可能会以异常的形式表现自己，并对同性恋者实施人身攻击。有可能变成声色犬马之徒的一个人可能会革心洗面，或者成为性爱艺术和性爱文学的死敌。
移位——它会把压抑起来的感情导向一个可接受的替代物。一位对父亲过分依恋的女人可能会选一个与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人做丈夫。一个埋藏了对专权的父亲的深刻仇恨的男人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反叛者，一辈子与任何形式的专权者争斗不息。
智力化——这可以通过选择一门对某个不允许的欲望，一种痛苦的失落，或者类似的学科的极大的兴趣，从而达到排谴焦虑的目的。一个压抑了施虐狂冲动的人可能会成为专事施虐狂或者迫害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弗洛伊德的同代人哈弗洛克·埃利斯虽然一辈子没有能够有性生活，但他却写了一大批有关正常及异常性行为的学术作品。
投射——这是常见的一种防卫机制，它是指一个人把自己不可接受的冲动转向这种冲动的变向目标。否认感觉有种族仇恨的人相信，其它种族的人很仇恨他们，或者把自己否认有的某种冲动转到别人身上去，如在三K党情况下即是，三K党徒们认为黑人是邪恶的，而且在性行为上有动物的野蛮。
升华——最后，这是防卫机制中最有社会效果的一种，通过升华，超我和自我可以把本能需要转变成某种有社会价值的活动。绘画经常是儿童时期希望糊屎或者用手玩屎的冲动的升华，写作或者表演通常是表现自我冲动的升华；外科是想伤害别人的冲动中一种崇高的升华；而大多数运动项目（包括像国际象棋这些非运动型的游戏）都是侵略性这个冲动中可接受和好玩的升华。
自弗洛伊德开始发表他的思想以来，他的心理学一直就是激烈攻击的对象。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立场抨击他，一开始是一些医生和心理学家们，他们说它肮脏变态，到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说它是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一个年代，纳粹说它是犹太垃圾并焚烧他的书籍。心理分析学逃过了这些攻击，可是，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面对着另一种更为值得人考虑的攻击：一些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宣称，心理分析学不是科学的。他们主要的论据是，心理分析研究不是实验性质的，心理分析师们不能够建立一个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他可以控制变量，并一次处理一个案例，以检查其影响力，并建立一个重要的联系。可是，实验不是进行科学探索的惟一方式，通过观察进行推理也是一种方式。在一大堆数据当中得出一个模式，科学家就可以假想其成因，然后通过查看更多的例子来测验这个推想。如果它们也可以适合推断，则这个假想就得以加强，如果不能，则其推断力量减少。正是这样的方法才确立了心理分析研究的基础。
可是，哲学家阿道夫·格伦堡说，按这样的过程收集到的证据是很脆弱的。一方面，得出了模式的观察有一个“共同的污染物”——即分析者的影响。例如，分析师提供了某种行为片断的解释以后，病人可能会按部就班地得出一个确认性的记忆（这有可能事实上是杜撰的）。另一方面，当应用自由联想来探索像神经症状、梦想和小毛病等的十分不同的领域时，数据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可能是使用同一个方法来探索不同现象的结果，而不是发现的结果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共存。格伦堡说，这并不能担保这个结论说，心理分析是不可证明的，相反，它指明，其理论的检验应该在治疗室以外来进行。“看起来，如果的确有效的话，弗洛伊德的主要推断的有效性主要得从设计良好的临床外研究中得出，不论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还是从实验的角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实际上进行了许多的工作，以实现这个目标。有些人进行了一些实验室实验，让志愿者受一些刺激，这些刺激按弗洛伊德的理论应该得出某种特定的结果。另外一些人依靠测试来测量某些性格特征，在这些特征当中，应该有某种心理动力学的联系，这些人在这些特征当中寻找统计学上的互动性以支持这个假设。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发展学意义上的方法，观察并测量儿童在成长期间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以确定性格成长是按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或者要求别的解释。
到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大批这样的研究成果。它们在方法论的可靠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测试了总的理论，也测试小的具体的子项。这就很难衡量其积累下来的东西，可是，有一小部分学者还是奋力这样做了。对于这样一些研究，有一种观点是由心理学家赛穆尔·费希尔和罗杰·P·格林堡提出的，他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结果上面，而不去穷究方法论的完善与否。费希尔和格林堡提出，弗洛伊德的下列理论是有足够根据的：他的口唇和肛门期特征概念；男性同性恋病源论（弗洛伊德提出，一个敌意的、排斥性的父亲和一位亲密的、有约束力的母亲会促发俄狄浦斯式的敌对状况，使儿童无法选择一个女性的同伴）；偏执狂的起源，它是对同性恋冲动的防卫措施；俄狄浦斯理论的好多方面；还有他有关梦作为心理学张力出口的功能的大多数梦幻理论。
他们认为下面这些论题是有错误的，即梦是隐蔽的无意识愿望，心理分析学在治疗精神病时优于其它治疗方法的宣称，俄秋浦斯理论的一些部分，还有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大部分观点。
他们的总结如下：
总观我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测试，我们得出一个总体印象，即检测结果常常与他的理论预期相吻合……当我们把这些总的检测结果加起来，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部分平衡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弗洛伊德一路走得相当不错。可是，跟所有的理论家一样，他已经证明，在这漫长的探索之中，他所取得的成功决非完美无缺。他的许多理论议题的确是正确和无可挑剔的，但在有些重大的观点上他也同样出现了谬误。如果我们只考虑他关于男性的一些理论体系，甚或，如果我们只考虑他的理论推想（相对于他进行心理治疗上的实际方法），则他的正确记录的确无与伦比。
在这样的一些研究当中，稍晚一些，在保尔·克兰1981年版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事实与幻想》中，进行了一些比弗希尔和格林堡更为详尽一些的研究。按照克兰的说法，这种研究也更加有区别性，因为他只以非常可靠的方法论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他并不想办法去评估弗洛伊德有关死亡本能和快乐原则的大理论，因为它们“是形而上的心理学”——基本上是哲学的讨论因而也无法检验——克兰只发现有不少于16种的弗洛伊德概念已经得到检验。他的总结如下：
客观证据证明，精神活动分成自我、超我和本我三重层次是可以确认的。发展理论得到了支持，因为口唇期和肛门期性欲（指婴儿口唇快感中涉及性欲的成分）、俄狄浦斯和阉割情结都好像是出现过的。另外，成人性格模式中像口唇和肛门性格一般也可看见。防卫机制压抑经常使用这一点好像不用怀疑，其它一些防卫机制也似可见。性象征是一种经过证明的现象，在梦幻里外都已经存在过，它的确是与人性基本的冲突相关联。另外，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一些推断似乎也得到了支持……（总起来说）在弗洛伊德的概念当中，对心理分析理论致关重要的一些概念都已经得到支持。
“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判断史”，席勒说，而这在弗洛伊德的情况下的确就是如此。有对他的人格的攻击，有就他的理论进行的哲学争论，有很多人花费精力来验证他的理论正确与否，可是，对这个人的衡量和他的思想的评价，本身就是他对心理学和西方文明史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行为主义已经是一统天下，可是，还是有一系列心理学家同意威廉·麦克道尔的说法，他是这个领域里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麦克道尔说，弗洛伊德“对心理学作出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大的贡献”。在心理学的学术圈外，许多人用更崇高的字眼来形容他的影响。1936年，在弗洛伊德的80诞辰上，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威尔斯和其他近200领导时尚的知识分子给他送了一段话，其中有：
这位勇敢无畏的先知和救人疾苦者，他一直是两代人的向导，带领我们进入了人类灵魂中未曾有人涉足过的一些领域……哪怕他的研究当中有个别结果将来可能会重新塑造或者加以修正，可是，他为人类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永远也不会被遗忘。他获取的知识是无法否认和被埋没的……如果我们这个种族有什么业绩能够永垂青史的话，那就是他探索人类思维的深度所创下的业绩。
今天，弗洛伊德的论敌和崇拜者在这一点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他的理想已经渗入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大批不同的心理分析疗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到了艺术家和作家、立法者、教师、父母、广告人和大多数有文化的人思想人性和他们本身的方式。如费希尔和格林堡所言：“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化实质的基础部分。”从任何数量的客观标准来说，事情毫无疑问地就是如此。但是，我们都直观地感觉到事情应该如此。我们只需要稍为想一想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频繁，多么自然地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语来进行思考：不同物体的性象征，许多的幽默当中的隐藏的敌意（或者半藏半露），小错误和小毛病里面无意识的理由，冒险和自我毁灭行为当中的隐秘的动机，同性恋发展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努力寻找一些人的所作所为的“真实原因”的答案，等等，等等。这样的思维方法遍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
这些想法以及类似的信仰，都是以一个更大的东西为基础的：即动力学无意识的存在。弗洛伊德在晚年对一个崇拜者说“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个东西。
他的伟大发现展现了以前从未有人涉足的一个思维领域，永久地扩大了现代心理学的视野并改变了它的方向。按照英国这方面的史学家L·S·赫恩肖的说法：
（弗洛伊德）让心理学家面对面地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古往以来，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们都曾经探索过的一些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总是被一些学术流派排挤在外而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爱和恨，幸福和悲伤，包括社会不满和暴力的喧嚣，也包括每时每刻生活当中的一些枝微末节的小事情。既有宗教信仰上的宏伟构架，也有每天的家庭生活里小小的、然而又是悲伤的紧张感。
雷蒙德·番切尔说得更大胆一些：
他显示出了无意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这种提示如此有效，今天，这个革命性的思想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和文学都描述了人类作为自我冲突的物种的矛盾，他们受制于一些自己无法进行清醒控制的力量，对自己的身份无法确认。虽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许多具体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检测和质疑，可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人性观点触及了一个反应强烈的和弦。西格蒙·弗洛伊德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们的工作极大地影响到了不仅一个专业领域，而且改变了整个的文化气氛。
最后，我们只得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说法：他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可只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才可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