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受精的卵是一个直径为1／200英时的小细胞，并不是人，是游入子宫腔内的一套指令。在它的球形核内估计有至少25万对基因，其中，5万对决定着蛋白质的合成，其余的调节发育速度，受精卵渗透入充满血液的子宫壁后，就一再分裂，通过分裂而形成的新细胞不断增长，形成隆起、园环、叠层。然后，这些细胞就象神奇的万花筒一样浮动，自动聚集成胎儿，具有构形精细的血管、神经及其他复杂的组织，细胎的每次分裂和转移，都是通过基因向构成细胞物质成分的外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输出的化学信息来安排进行的。

    9个月后，人就形成了。从功能上看，它是由肌肉和皮肤包着的消化管，随着刚刚形成的心脏有节律地把血液压入封闭的血管，胎儿的各个部分不断更新，有限的身体动作由激素和神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协调，生殖器官处于蛰伏阶段，尚须等待若干年后，再根据激素发出的准确信号而进入第二次发育，也是最后一次发育，以便完成人的最高生物目的，即生殖，胎儿的顶部是脑。脑重约一磅，呈浓稠的糊状，其结构的精巧不亚于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人脑由约100亿个神经元（或神经细胞）构成，每一神经元又和成百上千其他的神经元相联系，从脑传下的无数神经纤维穿过脊髓，在这里，他们和别的神经联合起来，把信息和指令来回传递给身体的各个器官，由脑和脊髓串联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受来自不下于10亿个感受器传入的电信号，包括视网膜的棒体－锥体光感细胞和皮肤的压敏小体等。

    新生儿好象是无比精确的线路，成千上万个神经细胞指挥着眼睛的运动，这些细胞呈扇形分布在眼肌里，以及从眼到脑之间的反射站里，眼睛的运动也受着散布在前视野的较高级整合中枢和大脑皮质的其他中枢指导，婴儿也有听觉，各种频率的声音能激发他内耳一组特别的感受器，感受器再把信号依次传给大脑中更高级的相应的神经细胞群，信号向脑内传递时，首先由内耳发出，宛如钢琴琴键演奏出的旋律，然后在后脑中间站以一新的全音阶再度奏出，接着传入中脑下丘和前脑中央的膝形体，最后进入前脑听觉皮质层，在这里，心灵便以某种尚不为人知的方式“听见”了声音，

    这个奇妙的机器人，就在父母的照料下闯进了世界，迅速积累的经验不久就使他转化为独立思考、独立感觉的个体，接着就会获得社会行为的基本要素——语言、合作、因自我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愤怒、爱情、家族制，以及人类特有的一切东西，但是，在基因中肯定被编了码的神经元网络装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先确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呢？进化造就的这个网络装置可不可能只是一部多功能的机器，通过学习可以适应任何形式的社会存在呢？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参考系统，据此可以领会人类行为的经验问题的各个方面：从25万对基因到100亿个神经元，直到各种各样的未知的潜在社会体系，在上一章里，我用人类和其他社会动物的比较来证明，同一时代的人类行为要受到遗传的限制，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那样，行为发展总是导向最普遍的哺乳动物特征，但是，我们潜力的最大范围是什么？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或甚至超越哺乳动物的发展渠道？要得到答案，就必须特别参考遗传决定论，并对个体的发展进行研究。

    我们终于涉及到了这一关键术语：遗传决定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全部关系取决于对遗传决定论的理解，对于那些断然拒绝社会生物学含义的人来说，遗传决定论意味着任何发展都不过是类似昆虫的单一发展渠道，都是从一组确定的基因发展出预先确定的相应的单一行为摸式，蚊子的一生就和这一狭隘的概念十分相符。有翅的成蚊脱蛹而出后，只在几天内就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行为，直到在有机污染的水中产出一批受精卵，其时，雌雄蚊子都忙个不停，雌蚊鼓翅发出的嗡嗡声，令人听来十分讨厌，然而对雄蚊来说却是一曲娓娓动听的情歌，雄蚊朝声音飞去，这对于它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验，黄热病雌蚊的嗡鸣在450到600赫兹之间（每秒周波率）。在实验室，昆虫学家只要敲打具有这一频率的音叉就能吸引雄蚊。如果在音叉上放块干酪包布，一些过于激动的雄蚊就试图与布交媾。雌蚊不那么性急，但它们生命的插曲仍按基因规定的严格指令弹奏。雌蚊能根据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体热或有些动物的皮肤发出的乳酸味来找到目标，它们落在猎物身上，就象石油勘探者打井一样，把两根尖细的螫针刺进皮肤，寻找血管，有时能找到，有时却找不到。至少有一种雌蚊是通过一种在红血球中叫二磷酸腺苷（ADP）的化学物质的味道来辨认血液的，在数百种可资利用的血液成分中，二磷酸腺苷唯一明显的意义是，可作为直接接近的标志，其他类似的随意性“信号刺激物”则引得蚊子飞往它能安生产卵的适宜的水塘或小水洼。

    蚊子是一个自动体，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小小的头部只有约10万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都必须充分发挥作用。要在几天时间内准确、成功地度过一生，唯一的方法是靠本能－这是由基因编好的一连串刻板的程序，保证蚊子从出生到最后的产卵行为能够迅速准确地完成。

    相反，人类精神发展册途径迂回多变，人类基因规定了人有发展一系列特征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发展某种单一的特征，在某些类型的行为中，这一系列的特征是有限的，而且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才能改变其结果，但在其他类型的行为中，系列特征的范围很广，其结果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

    受限行为的一个例子是用手习惯，每个人都有习惯于用左手或用右手的生物倾向。目前，西方社会的父母对孩子都较为宽容，因此，孩子们都按照影响这一特征的基因规定来发展，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通过强大的社会压力来强调右手写字和吃饭。最近，埃弗林·邓和助手在对台湾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儿童写字和吃饭这两种活动的用手习惯几乎完全一致，但在其他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活动中却很少或没有这种一致性，因此，除非受有意识选择的特殊影响，基因在这种行为特征中可以自行其事。

    通过一种叫做苯酮尿的遗传病可以更生动地说明能力的进化，苯酮尿引起的生理副作用是智力低下，苯酮尿是由人类染色体上成千上万对基因中的一对隐性基因引起的，受双重苯酮尿基因影响的人不能利用一种普通的消化物质－氨基酸苯基丙氨酸，当苯基丙氨酸的化学分解受阻时，体内就会聚集不正常的中间产物，患者的尿液暴露在空气中会变黑并发出明显的鼠臭味，一万名出生的儿童中约有一名有这种遗传缺陷，除非苯酮尿儿童长到4至6个月时毒素消失，否则他必定患上无法治疗的智力迟钝症，幸好，通过早期诊断和摄取低量苯基丙氨酸食物可避免这一灾难，在苯酮尿症中，基因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可以想象的简单的形式显示出来，先天具有两个苯酮尿基因的婴儿智力既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害，但受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只有具体改变环境——给以低量苯基丙氨酸饮食——才能改变这种倾向，因此，为了合理而确切地预见新生儿是否智力正常或因苯酮尿而低能，对基因和环境都进行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只受一两种基因控制，并且象苯酮尿智力迟钝症这样可以任意改变的行为是极少的，即使是在苯酮尿症中，其特征也是原发性的损害而不是反应性的微妙变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病形式，也是基因与行为之间更为典型的关系的例子，精神分裂症并非正常行为的简单中断或扭曲变形，有些精神病学者，最著名的有托马斯·萨斯和R·D·莱恩，认为精神分裂症不过是社会强加于某些异常个体的粗暴的诽谤，但事实已证明这些精神病学者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确实，表面看来精神分裂症象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盲目而奇怪的反应，其中包括幻觉、迷妄、不适当的情感反应、无特定意义的不由自主的重复动作等各种综合症状，甚至包括紧张性恍惚产生的死状呆滞，其中的变化极为微妙，精神病专家已学会把每一个病人都作为特殊病例处理，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的分界线是难以察觉的，人们当中有大量轻微的精神分裂病人未被觉察出来，而完全正常的人有时又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病人，但是，有三种极端的精神分裂病人是确切无疑的，烦躁不安，生活在想象的间谍、刺客之间的类偏执狂，笨拙滑稽，有时无法自制的青春期痴呆症，以及惊恐紧张症，虽然所有人都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但肯定某些人明显地具有易患此病的基因，在婴儿期从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处领来并由正常父母抚养的孩子，后来发作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那些出生于健康父母而后来让人领养的孩子高得多，西摩·凯蒂和一组美国、丹麦心理学者通力合作，分析了数百例病人的资料，得出了总结性的结论：精神分症裂的主要原因是遗传。

    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其他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简·墨非发现从白令海的爱斯基摩人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都有一系列和西方精神分裂综合症相似的症状，而且，这些患者也被视作精神病——爱斯基摩人叫“恍恍惚惚的病人”（nutbkavibak），约鲁巴人称之为“维尔病人”（were）——这些人成了部落巫医和宗教医生主要的常客；可确切分辨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西方社会相比也大体相同，占成人的0．4％到0．7％之间。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数其它智力迟钝症的遗传形式要复杂得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医学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这些变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联系起来，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龙·利已经发现，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脑的关键部位对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数量的两倍，多巴胺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这种异常状况有可能使大脑对自己的信号过度敏感，因此容易产生幻觉。不过，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几分道理，环境对精神分裂综合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结构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家庭很容易使带有精神分裂症潜因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精神病人，在这种家庭中，信任已不复存在，思想交流中断，父母公开表示彼此蔑视，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学者甚至发觉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变态心理，这种人试图创造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仍会产生这种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较简单的行为类型中，人类也因遗传而具有能够获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够在若干可能的对象中产生对某种对象的学习倾向，象康拉德·洛伦茨、罗伯特·欣德和斯金纳等这样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都强调先天与后天之间并无绝然的界限，我们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与教养之间的旧式区别，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来自伟大的遗传学家康兰·沃丁顿（1975年去世）提出的设想。沃丁顿说，发展有点象从高地到海岸线之间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发展——例如眼睛的颜色、用手的习惯、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别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滚去的球，每种特性都超过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种特性都由不同类型的山脊和峡谷引导。就拿眼睛的颜色来说，给定一套蓝色的或别的决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给出了一种地形，一条单一的、深深的渠道，球只能滚向一个目的地，只要卵和精子一结合，眼睛就只可能有一种颜色，蚊子发展的地形同样可想象为一系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谷，一条通向因鼓翅声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条通向自动的吸血行为，如此等等，直到产生出十来种互不相关的反应行为，这些峡谷形成一系列准确的、无法改变的生物化学阶梯，这些阶梯从受精卵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续到由蚊子大脑传递的神经肌肉动作。

    人类行为的发展地形要宽阔得多，复杂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种地形，有时，峡谷要分叉一两次，一个人最后可能养成右手习惯也可能养成左手习惯．如果一开始基因或别的生理影响使一个人倾向于使用左手，那么就可以认为，此人的发展渠道中的这条支渠较深一些；如果不给球施加社会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球都会一直往下滚，直到滚进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训练孩子使用右手，球就会被挤进较浅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汇合各种渠道的更宽阔的网络，更难探索，球的路线也只能用统计方法来预测。

    地形的说法只不过是种比喻，当然不足以说明最复杂的现象，但它抓住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关键事实，如果要对它的决定性意义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分别处理每种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从基因到最终结果的发展过程来探索。

    某些行为形式也许比另一些形式更适合于上述分析方式，显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面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恒定特征，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摄下了美国人的这些表情和现存的石器时代部落人在讲故事时的相同表情。当向一种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照片时，他们辨别照片上面部表情的准确性高达80％以上，艾雷诺斯·埃布－埃布斯费尔特周游过全世界偏僻的村落，拍下了当地人用手势与面部表情交流思想的电影。为了避免使他们产生自我意识，他在摄影机镜头前加上棱镜。这样，在拍摄时，他就可以不正对拍摄对象，使他自己与拍摄对象的脸成90度的角。埃布－埃布斯费尔特记录了有文字文化和前文字文化中广泛分布甚至普遍分布的许多信号。一个较为少见的例子是动眉毛，大多数情况下，眉毛无意识地猛一扬用来表示一种友好的欢迎。

    人类生态行为学家新近正在研究的普遍信号的又一个例子是微笑。从完全的动物学的意义来说，可以把微笑划作一种本能。婴儿在2至4个月时，脸上开始出现微笑，而且能立刻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抚和温情。用动物学家的话来说，微笑是一种社会缓解剂，是天生的、相对恒定的协调基本社会关系的信号，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最近完成了对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昆桑族（“灌丛人”）婴儿的微笑及其他婴幼儿行为的研究。开始日常观察时，他就“决定有啥记啥，据实直书”，因为昆桑儿童是在和西方流行文化非常不同的条件下抚育成长的，他们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由母亲独自产下，以后几个月中又和母亲或保姆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身体接触，在头三、四年中，他们清醒时大都被置于直立状态，每小时喂奶若干次，而且比欧洲和美国儿童受到更为严格的坐、站、走训练，可是，他们的微笑形式，出现微笑的年龄和美国儿童一样，起的作用看来也完全相同，更令人信服的证明是，就连盲童，甚至既聋又盲的儿童在缺乏有利于发笑的任何已知心理条件时，也能产生微笑。

    这种最简单的、最自动的行为完全可能是人脑细胞和面部神经在遗传上的直接联系所致，这种联系使面部肌肉的收缩模式在出生后的早期发育期间通过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就能得到发展，而这些生理活动只需要最简单的学习便可掌握，将来，更严密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影响神经肌肉的活动形式和强度的遗传变异的存在，如果这些出乎意料的简单现象确实发生了，它们的发现就将为我们首次进入人类交流遗传学奠定基础。

    随着人在发展斜坡上的下滑，人的知识日益增加，文化的影响变得压倒一切，人的发展地形也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就语言、衣着和其他有着文化敏感性的各种行为来说，地形已变成有低矮山梁、弯曲河套的广阔的三角洲，请特别考虑语言的成熟问题，有证据表明人类大脑生来就有一定的结构，以便以一定的排列方式来组合句子。按照乔姆斯基和别的一些语言、心理学家的说法，这一“深层语言”可以使人比用简单学习快得多的速度掌握语言，仅用数学学习情况就可证明，人们在儿童时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死记硬背英语句子，年幼的儿童与包括幼年黑猩猩在内的任何其他灵长目幼仔不同，他们具有学习语言的强大动力，他们呀呀学语，创造词汇，实验词意，以可预知的顺序迅速学会语言规则，他们创造的结构与成年人的语法形式不期而合，只不过在细节上有较大的差异，儿童发展专家罗杰·布朗很恰当地把儿童们的语言叫做“第一语言”，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之间的语言能力比较表明，这一发展的时间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遗传决定，因此，语言发展斜坡上部的地形比较简单，有着深深的渠道，但是，在宽阔的斜坡下半部，也就是“第二语言”，即复杂的成人语言出现的地方，渠道呈现为蚀刻得浅浅的网络，向各个方向散布，语言的外部表现随着文化进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进化，教育和风尚的最微妙的压力使词汇、重音和速度发生了变化。

    但是，比喻中的山脊、渠道实际上到底指什么呢？在某些情况下，蚀刻这些渠道的是强有力的行为激素，或者是在神经细胞形成的过程中由基因决定的其他生物化学生成物，简单化合物能改变神经系统的能力，使它以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起作用，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可能是那些不太明显的“学习规则”，即以特殊的神经细胞群的活动为基础的步骤和程序，这些步骤和程序使人得以掌握各种形式的学习。

    通常的看法认为，学习是一种适于各种目的的现象，各种机体的学习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许多最优秀的心理学家，特别是斯金纳等行为主义者都固执地坚持，大多数行为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学习所形成的，把动物置于可以严格控制刺激作用的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中，就能揭示支配学习的一般规律，“操作行为的一般环境并不重要”，斯金纳在1938年这样写道，“因为至少绝大部分特定的操作行为都是条件作用所致，我认为，操作行为的动态特征可根据单一的反射加以研究。”斯金纳在他有影响的《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主张，一旦很好地了解了这些规律，就能用这些规律训练人们，使他们过上更加幸福、更加丰富的生活，开始，可由最英明的社会成员来设计文化，然后，孩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应这种文化。

    这是些有力的思想，自然科学中也相应有着诱人的先例。在动物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思想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行为主义哲学的中心思想——行为和精神都具有能进行实验分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是，关于学习的简单性和均势性的基本假设已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学习类型，这些学习类型符合一般的规律，或许只是不包括自然选择的进化，看来，每一物种的学习潜力都是由脑的构造和激素的连续分泌来决定的，因此最终是基因决定的。每种动物都“易于”学习一定的刺激，同时难于学习其他某些刺激，而对另一些刺激则处于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鸥很快就学会识别自己刚孵出的小鸥，但从来不能识别自己产的卵，虽然这些卵同样可以通过视觉分辨，初生的小猫没有视力，只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为了生存，在一些细小的方面它必须有所作为，小猫生来就有高超的学习能力，仅用嗅觉，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学会爬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找到喂奶的母亲，借助于气味或触觉，它能记住路线，沿母亲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爱的奶头的路线；在实验室中，它能根据质地的细微差别很快把人工奶头分辨出来。

    有人还发现了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每年，蓝鵐从北美东部的产卵地迁徙到南美的越冬场所，与我们当地许多鸟类一样，它们也是夜间飞行，一飞离巢案，小鵐就已经有了辨别北极星和拱极星座的能力，它们很快自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辨别其他星座的能力却低。当家鸡饮水时，如在它们喙部施以微弱的电击，同时给以某种视觉刺激，如闪一下灯光，那么它们以后就会躲这种视觉刺激，但如果用同样方法施以听觉刺激，如卡嗒卡嗒的响声，它们却又不会躲避，如果将电击加在鸡脚上，同时伴以响声，情况就会跟上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学习声音信号，却不会学习视觉信号了，这种对称性初看可能显得奇怪，实际上，这正是那些脑子很小的动物的生存规律，家鸡的程序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记住任何能看见的、对头有影响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听见的、对脚有影响的东西。

    这就是说，动物本能的某些较为刻板的形式，可以将倾向性学习的特异形式用来作为基础。但是，人类的学习是否也是有倾向性的呢？我们所说的人类学习当然不是象鸟和无视力的小猫那样的机械反应形式．我们更愿意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意志力，我们就能学会任何东西；但是，限制仍然存在。必须承认，即使是对天才和专门的记忆专家来说，能够掌握的东西在数量和复杂性上都有着明显的限度，我们也承认，一个人在掌握某种智力技能方面可能比别的人容易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儿童是按难以改变的程序获得技能和情感的，瑞士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用了毕生精力来描绘儿童较为纯粹的智力发展过程中常常令人吃惊的各个阶段，在复杂的有意识的运动、意义和因果概念、空间、时间，模仿和玩耍中，智力随着平行但又紧密联结的轨道发展。随着受反射支配的婴儿变成自我中心的、接着又变成好交际的儿童，现实的概念也逐步变化——从一心一意想搬动物体到发展成为对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物体先是被看作一个个独特的实体，然后又被看作可借助视觉符号和名称进行分类的若干部分和群体，最初是接受生物学训练的皮亚杰认为，智力发展是先天遗传的程序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把这一概念叫做“遗传认识论”并非巧合，对遗传的研究实际上打开了认识的大门。

    约翰·鲍尔比在他的重要著作《依附》和《分离》两本书中，追溯到了情感纽带形成中可以比较的阶段，儿童用这种纽带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围绕父母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环境。语言心理学家已证明，儿童获得语言的时间非常准确和非常短，无法用简单的记忆加以说明，与此同时，劳伦斯·科尔伯格也证明了，儿童在道德规范的发展中，皮亚杰式的发展阶段也显得比较短促，把这些结果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人们一生中仅靠随意的学习过程无法造就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

    这就是说，人类的心灵并非是一块纯净的白板，在这上面经验可以线和点描绘出最复杂的图画，更准确的是，人类的心灵可以描绘成一部自主的决策机和警觉的环境扫瞄器，它首先接近某些类型而非其他类型的选择，然后先天地倾向于某些而不是其他的选择，并驱使身体按照灵活的时间表投入行动；正是根据这一时间表，每一个人自动地从婴儿逐渐走向老年，对过去选择的积累和记忆，对未来选择的考虑，以及对作出选择的感情的再体验，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精神。一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表现的特点使他和其他人有了区别。但是，要遵循的规则很严格，使所有人作出的决策有着广泛的重叠，由此而产生的趋同性就叫做人类天性。

    要大体估计对各种行为类型控制的相对严格性，这是可能的，以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的比较为基础的遗传研究表明，基本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运动技能受遗传的影响最大，而个性特征受的影响最小，如果别的研究也能证明这一重要结果的话，就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那些对付物理环境中相对恒定的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是沿着狭窄的渠道发展的，而那些代表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进行调节的个性特征，则更具有适应性。

    进化假设指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其他相互关系，例如，较为重要但较少理智的决策过程，就需要较多的情感加以引导，生物学家可以将这种关系复述如下：”大部分精神发展都由必须迅速自动地采取的步骤构成，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由于人脑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受到理性思考的引导，所以它不得不求助于由边缘系统和其他较低的人脑中枢传递的欢乐与痛苦的细微差别。

    我们可以在无意识的、充满感情的学习规则中，寻找受遗传进化影响最直接的那类行为，以恐惧症为例，象许多动物学习的例子一样，恐惧症常常在童年发生，具有深刻的、非理性的感情色彩，而且难于消除，似乎有意义的是，恐惧症常常由蛇、蜘蛛、老鼠、高度、封闭场所，以及在古代环境中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其他因素引起，而很少由现代的人工制品如刀、枪、电源插座等引起，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恐惧症多半为保证生存提供了必要的余地；从悬崖边爬开并因恐惧而发呕，总比心不在焉地在悬崖边行定要好一些。

    乱伦禁忌是原始学习的另一种主要类型的例子，象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指出的那样，乱伦禁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更为普遍的关系互斥原理的特例。两人之间一旦形成某种很强的关系，他们就会发觉在情感上难于掺入其他任何类型的关系了，师生转成为同事的过程很缓慢，即使学生早已超过了老师，母亲和女儿很少改变他们最初形成的关系的色彩，乱伦禁忌在人类文化中非常普遍，因为父女、母子、兄弟姐妹觉得，他们最初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排他性的。简言之，人们在学习受到排斥的关系上遇到了阻碍。

    相反，人们却容易学习在遗传上最有利的各种关系，在各种文化之间，两性结合的过程差异很大，但各种文化的两性结合都沉浸于动人的感情中，在有浪费传统的文化中，情感可以是迅速而深刻的，并产生出超越性的爱，这种爱一经感受，就永远地改变了妙龄青年的思想，对人类生态行为这方面的描述，是诗人们特有的雅兴，就象我们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出色描写中所看到的那样：

    姑娘子立中流，纹丝不动，就在他的面前凝望着大海。她似乎是魔法变出来的一只奇特而又美丽的海鸟。裸露的双腿象仙鹤的腿一样纤美而洁净，粘在上面的只有一丝翡翠绿的海草，就象刻意做成的符号……女儿气的柔长金发，女儿气的俊俏脸蛋，点缀着惊人的人间之美……当她感觉到他的存在，感觉到他眼中的崇拜神情时，她的目光转向他，默默无声地忍受了他的凝视，没有羞涩，没有放任……她的形象已在他的灵魂中永驻，没有只言片语打破他狂喜的沉静。（《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从逻辑上讲，有倾向性的学习是在生命周期的其他转拆点上形成的，在这些转折点上，人们固执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人类有制造各种分界线的强烈趋势，每当越过这些分界时、他们就在形式上从一种存在过渡到了另一种存在，文化精心设计了各种过渡仪式——入会、婚姻、坚信礼以及就职典礼，这些仪式可能仍受着隐蔽的生物性原动力的影响。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种同样强烈的欲望，想把其余的人都分成人为的、鲜明的两类，好象我们只有把其余的人都分作成员与非成员、亲戚与非亲戚、朋友与敌人时，才心满意足，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指出。各处的人都有拟物种分类的倾向，而且都力图把外国社会贬低到次等物种的地位，并说他们不是完全的人，可以毫不内疚地贬低他们，甚至连温和的卡拉哈里桑族人也叫自己为昆——也就是人的意思，对于人类的这些先天倾向以及其他倾向，只有从遗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才有完全的意义，就象雄鸟用来保卫领地或宣布进攻的动人的春歌一样，它们都是富有美感的，只是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