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领导人家长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感恩戴德，默认现实”（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这就象被篆养在动物园的动物，虽然失去了广阔天地中的自由，但从此再无须为基本生存操心，再不必为明日能否得食担惊受怕。如果动物可以选择，如果它们的选择也服从理性而非野性，相信绝大多数动物会选择留在动物园而非逍遥野外。

    上述东南亚国家代表了贫富力量极其悬殊，贫弱者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民主制实施情况。在经济条件略好、民众有可能组织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又如何呢？拉丁美洲提供了另一样板。在经济条件较好、民众能实现一定程度组织化的拉美国家，在民主化初期，往往顺应民意的领导人被推上执政位置，他们普遍推行国有化和福利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满足民众要求，但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经济增长受挫。在这种情况下，拉美民主国家普遍发生了资产阶级精英策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实行军事独裁，同时清算左翼政治势力。直到左翼势力被清除殆尽、少数激进分子躲入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大多数民众处于无组织状态、资产阶级精英完全能够控制局势后，一些军管政府才又“还政于民”，于是拉美模式实际上向东南亚模式靠拢。经过这样的过程后，民主制度确实“成熟”了，但它却是以与吴先生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与吴先生预期方向相反的“成熟”。

    正是由于弱势群体有着由生存窘迫而来的软弱，既得利益集团不难赢得贫困阶层的依附，由少数变成掌握多数的政治力量，在民主博弈游戏中如鱼得水。既得利益集团权势因此膨胀,进而垄断政治权力,使所谓“自由民主”成为他们独有的专利；对广大民众来说,先进制度所许诺的种种好处，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在一种有着大量贫困人口的社会，纵然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到这种自由民主。从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看,事实也是如此。西方早期的“宪政民主”,将一定的财产额作为社会成员能否拥有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资格标准。西方社会制度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扩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基本同步,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更是如此。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跃进”，有其内在必然。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也在诠释这一命题。台湾、南韩等新兴工业国家与亚非拉后发展国家在政治转型上的巨大差异,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以往分析者将后发展国家的这种差异性表现(例如拉美化、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归因于历史路径、归因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纵。但是,利益集团与民众的博奕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人性的贪婪、权力谋求自我扩张也是普遍事实。在这一切背后，真正决定差异的还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社会结构。

    因此，“自由民主”的扩展，宪政民主制度的成功，只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高收入人群的增多而缓慢展开，这也是中产阶级被普遍视为宪政民主必要载体的原因。

    五，次优选择

    吴先生说：纵然民主制也有被扭曲的弊端，但总比没有民主要好，“没有最优，就选择次优”；“如果潜规则是难免的，那么，要民主制度下的潜规则呢，还是要专制制度下的潜规则呢？”

    要作“次优选择”，首先要明确“压迫、剥夺、腐败”等等词汇在现代与古代不同的含义。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权力“腐败”，吴思先生所描述的传统社会式的官吏直接从民间榨取利益，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现代权力腐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利用职权直接将公产化为私有；二是权钱联手，权力为资本提供方便，资本为权力腐败买单。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后一种腐败越来越成为腐败的主要方式。

    换言之，在传统社会，腐败主要是发生在官民二者之间的游戏；现代社会，腐败成为权力、资本、民众三方互动的游戏。权力通过满足资本的要求，为资本剥夺民众、侵吞公产提供方便，资本给权力以利益回报。在此过程中，权力并不需要直接剥夺民众，因此民众也难以诉诸民主权利与其抗争；与民众角力的直接对手，是资本而非权力。要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在权威政体下权力可通过不给予民众说话权利来实现。在民主制度下，民众表面上有说话权利，但如上所述，在生存窘迫和物质、组织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能力反对、实际上只能附和既得利益强势集团的意见。从群体利益而言，民众的选择权实际上成了选择唯一选项的权利，就象在今天中国，被廉价雇佣也是劳动者可以作出的唯一“选择”一样。

    在这种比较下，很难说权威和民主哪种制度对民众更不利，可能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来作分析。抽象说，民主制下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是资本，资本的利益部分来源于压榨民众；相对资本来说，民众的力量极其有限。在权威政治下，起主导作用的是权力；虽然民众更没有自卫和反抗能力，但如吴思先生所述，权力本身可划分为两部分，即政府和官吏。官吏要“腐败”，政府要“反腐败”；如前所述，在传统社会，政府无力抑制官吏腐败，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结论可能大不一样。

    即便如此，在民众权利和社会公众方面，民主制虽有弊端，也未必比权威政治更糟。在此，我想说的只是，民主制纵有可能比权威政治好，但也好得有限；它不但不会比中国沿着权威政治方向所可能作出的调整改善更好，而且还会带来其它负面影响。

    衡量社会进步和民生处境的指标，不但有个人权利，还有秩序稳定；不但关乎蛋糕分配是否公正，也关乎蛋糕能否做大。如果说在权利和公平上民主制与权威政治难分高下，以中国现状论，人们还有理由对据称从未真正实行过的民主制度看高一线的话；涉及到稳定和效率，民主制在今天中国就大大不如权威政治。实际上，在历史积淀和现实局限下，中国今天的稳定和效率都有赖于权威政治的支撑；向着民主政治的转型，可能遭遇不测之险。

    因此，综合衡量，中国今天依靠权威政体来支撑稳定下的效率增长，逐步接近中产阶级社会，这才是“次优选择”。

    六，民主制下，“多数人会剥夺少数富人”吗？

    吴思先生质疑：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立法剥夺少数富人，是不是一个“真问题”？

    确实，“民主制下，多数人立法剥夺少数富人”，是我根据人性推导出的结论，它建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由于在“元规则”作用下，古今中外贫富悬殊社会民众都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因此，这一结论并没有获得“事实凭据”的支持。

    比较接近此一推论的事实是上述拉美国家民主化早期的情况：民众组织起来，符合民众利益主张的政党利用民主程序获得政权，于是推行顺应民意的国有化、福利化政策，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地彻底“剥夺少数富人”利益，但确实是在一步步“剥夺少数富人”的利益；即使因此引发了经济衰退，这种政策趋势也没有停止，这就是许向阳先生所叹息的“拉美民粹主义”。

    既得利益精英见势不妙，于是策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扭转历史进程，使游戏规则重新回到“元规则”支配下来。直至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被打散、民众重新依附于精英集团，军政府才开始“还政于民”，以“潜规则”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当然，这一过程并不顺利，需要多次反复。因此，拉美各国政局往往动荡不已。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口更多、人均资源更单薄、国情更复杂、历史积淀更浓厚、社会不平衡更甚，这一切不利方面之所以至今隐而不发，中国之所以还能在相对稳定下实现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权威政治的强约束力量。中国一旦发生上述拉美式动荡，不难想象会是什么结局：少数人容或可得一时之利，大多数人将经历经济衰退、乱世动荡、挣扎求存等多重煎熬。

    七，关于泰顺县“真实的历史进程”

    吴思先生到浙江农村泰顺县作过村级选举的调查，发现村级“海选”导致“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百姓满意，镇里也觉得省心”。吴先生问：在这种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冼岩先生担忧？

    对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进程”，我有两点疑虑：其一，众所周知，浙江、广东两地是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那里基本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如果要在中国找出中产阶级普及的区域，非此二地莫属。因此，浙江泰顺县村级选举的经验，不能代表经济不发达地区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多重关注下，村级选举仍然往往被大户、宗族、甚至黑社会所把持，吴先生难道全无所闻？

    其二，我从不盲目相信所谓“试验经验”。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就了深圳一地繁华；后来者纵然全面照搬，也不可能达到深圳水平；更不要说中西部条件与此有天壤之别，根本无法仿效了。

    究其原因，任何制度模式，皆有其长短；两种对立的制度，其长短往往是相对的，即彼此正好可利用对方不能利用的资源。因此，在一种大环境下试验一种相反的制度，试验区可获得两大优势：1，因为自己独一无二，它可借助整个环境、调动全国相关资源来发挥制度优势，此优势不会被外地摊薄；2，由于大环境的制约，此制度的短处在客观上受到限制，不易充分表现出来。例如深圳早期的分配差距就是被大环境抑制，按照深圳经验，中国今天似乎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吉尼系数；按照南街村的经验，社会主义似乎也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

    因此，正象南街村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样，“泰顺县的一个小镇”也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权威政治和宪政民主，相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各有其优劣。权威主义最大的难题是能否长期持续保持稳定，宪政民主的最大难题是转型期难过。综合个人权利、社会公正、经济效率、政治稳定等多项指标，我认为在当前已知的各种政治问题解决方案中，康晓光先生的“合作主义国家”是相对“最不坏”的“次优选择”，理由可见拙文《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

    多谢吴思先生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