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

    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

    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

    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

    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

    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

    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

    “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

    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

    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

    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

    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

    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

    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

    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和家长之间造就不信任。因为家长在这种情形中通常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诚实，至少在隐瞒缺点，令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孩子则会痛恨老师，也会抱怨家长只信老师一面之词。

    这一天童欣走进家门的时候，感觉到全身心都处在这样一种重压之下。自从懂事以来，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在他5岁那年发生的。

    那一天幼儿园的老师拿出一块香皂放到柜子里，香皂的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包装纸。一个小时以后，包装纸不见了。老师认定是童欣拿走了，童欣说没有拿，但是老师不信，不许他吃饭。幼小的童欣感到极大的委屈，回到家里却又不敢对妈妈倾诉。好多天以后，妈妈忽然对他谈起这件事，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你的老师叫我去了幼儿园，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说谎。我对老师说，这孩子可能会犯别的错误，但是绝对不会撒谎，他说不是他拿的，那就肯定不是他拿的。”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不禁如释重负。可那一次他毕竟是被冤枉的。这一次不同了，他的确犯了错误，妈妈还会信任他吗？

    他在忐忑不安中把事情告诉了妈妈，说老师要她到学校去。看着妈妈满脸惊讶地走出门去。他的心里特别害怕，怕老师夸大他的错误，怕同学不再信任他这个“干部”，但他最害怕的是妈妈的责骂。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从来都是妈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讨好妈妈，要么顶撞妈妈，让妈妈高兴，也让妈妈生气，但他觉得从来没有哪一次事情像这次这么严重。他知道妈妈对孩子的品格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担心妈妈从此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好孩子。

    但是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个晚上，妈妈把他拉过来，对他说，“我已经和老师谈过了，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妈妈甚至没有一句责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眼睛，语气温和：“你过去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还会是一个好孩子。”

    就在这一瞬间，童欣在妈妈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所期待的东西。

    这个夜晚过去18年之后，童欣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四年，他一直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大方格子间里占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第五年，他搬到第三层，还拥有一个单间的办公室，这表明他的表现杰出，已经升迁。他在微软公司年轻一代的研究员中代表着杰出，也代表着责任。父亲到北京来看他的时候，带给他一个玩具，那是由几千枚大头针组成的，可以随着你的想象变换各种形状。童欣把它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天端详。看来，即使是在格外成功的时候，他还在精神上保持着和家庭的联系。

    “工作几年之后，反过来回想起童年，想法特别多。”他说，“我觉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各占一半。学校对我的智力发展有很大影响。父母更重要的还是培养了我的性格和品质，比如怎么做人。言传也好，身教也好，父母总是在影响你。”

    妈妈已经退休，人也老了，从张家口搬到北京来和他同住。现在轮到他来照顾妈妈了，但是他仍然能从妈妈身上感受到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宽容和信任。”他这样说，“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他的。

    ——王益进

    1984年夏天，王益进还是个5岁的小男孩儿，就迷上了爸爸的卡车。

    爸爸是个司机，总要把他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高叫一声“儿子，坐稳了”，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这时候益进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还觉得爸爸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天爸爸把车停下，走到路边小店去买东西。益进爬到爸爸的位置上，三弄两弄，觉得自己也是个司机了，不禁得意。可就在这时，卡车忽然动起来，向前驶去，越来越快。

    男孩儿吓坏了，大叫：“爸爸，快来救我。”

    爸爸冲出来，高喊着“刹车，刹车”，不顾一切地抓住车门跳上来。但就在这是，卡车居然被这孩子弄得停住了。

    儿子惊恐万状，与其说他是怕汽车，倒不如说是怕爸爸骂。爸爸吓得脸色惨白，可是居然没有生气，还笑了：“我这儿子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能把车开走，不教就会。”

    那一瞬间，他觉得爸爸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不是因为爸爸救了他，而是因为爸爸没有骂他，还夸他。他想对爸爸说“我爱你”，可是动了动嘴巴，竟没有说出口。

    “等以后吧，”儿子心里想，“以后我一定要让爸爸知道，我爱他。”

    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益进觉得，他和爸爸之间好像有了一道鸿沟。父子二人，距离越来越大，还总是吵架。

    爸爸出生在50年代初期。那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经历，初中毕业之后就下乡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文化素养，说话情绪激烈，没有条理，衣着过时，皱皱巴巴，还总是双手污垢，每天不是挣钱就是吃饭，除了看报纸之外，什么书也不看。

    益进一家住在沈阳，那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小时候，益进总是听说“工人阶级”都是最了不起的人，知道爸爸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为此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后来，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知道了所谓“蓝领阶层”和“下岗工人”，知道“工人阶级”成了带贬义的概念。爸爸也老了，白发早生，眼角处的皱纹连成一片。爸爸经历过通货膨胀，经历过工厂的不景气，经历过下岗，经历过严重的糖尿病之苦，后来只不过是因为工厂无法支付他的医药费，他就把自己大半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全都用来治病了。

    爸爸本性暴躁，脾气本来就坏，现在更坏了。衣着总是很乱，还不干净。他从来没有问过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逼过儿子上大学，没有给儿子讲过什么人生大道理，也没有和儿子谈过未来。放学之后父子携手走回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在益进身上发生过。儿子和别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占上风，他会拉住儿子，但心里却很高兴。如果儿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他就怒不可遏，痛骂儿子没有本事。儿子身体瘦弱，却有一副倔强脾气，总是挨打还总是不知道如何躲避。每逢这时候，父亲就会冲着儿子怒吼：“你个笨蛋。”

    自从儿子5岁时把汽车开走那件事情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他以儿子为荣。他在心里特别明白自己一生多灾多难，但嘴上从来不肯承认，甚至不会对儿子说：“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才会发狠读书，读书是可以让你出人头地的一个机会。”

    这话是益进长大以后自己悟出来的。外面的生活多姿多彩，变化万千，他特别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他知道，爸爸绝对不是能够带领他走进那个世界的人。上中学的时候，他听到很多同学说自己的父亲开了个公司，要不然就是个干部，而自己的爸爸只不过是一个卡车司机。

    儿子年龄越大、个子越高，也就越多地惹爸爸生气。爸爸倔强，儿子继承了爸爸的倔强，父子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吵架，谁也不让谁，声音高得把屋顶都要抬起来。这时候，儿子就会想到离开爸爸，离开这个家。很明显，爸爸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远见，因为他无法摆脱他的平凡的生活。

    1998年儿子进入清华大学，真的离开了父亲，离开了沈阳那种平凡的生活。他从前无数次地设想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我以为会感觉很爽，但是很奇怪，我开始想念父亲，而且越来越想。”父亲以往的形象一个个地在他脑子里面转。他花了好多时间来理解那个男人的价值，时间越是久远，那个男人给予他的一切也就越是清晰。

    爸爸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且还有满腔热血。他年轻的时候工作起来不要命，他在工厂拥有“技术能手”的称号。那时候他买不起电视机，但是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儿子还记得连续几个夜晚爸爸都没有睡觉，在灯下摆弄一大堆零件。然后，他和妈妈就有了一个电视机，虽然不大，只有黑白两色，而且总是坏，但是它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笑声。

    爸爸最讨厌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他言出必行，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给别人做好，从不违背承诺。他为别人做了事情从不在意回报。他的自尊心很强，无论自己多么艰难，也不肯低头求人。

    爸爸对儿子特别宽松，甚至对儿子的嗜好有些纵容。益进小时候兴趣很广，除了迷恋电脑，还爱下象棋，爱开车，爱骑马，爱唱卡拉OK。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当他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都花在电脑上，连学校的功课都顾不上的时候，爸爸也不干涉。儿子至今记得，爸爸说过一句让他惊心动魄的话：“学那些课本有什么用！”他相信全世界只有他的爸爸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这么多年以后，益进回头看看自己当初那么狂热地摆弄的计算机，觉得“选这条路还是挺对的”。一想到自己走过的路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他就会说“我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不干涉他的爸爸，让他有足够的机会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现在他渐渐明白了，一个孩子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要承担很大压力，父母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很多孩子都羡慕他，希望像他一样，但是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允许啊。

    当然爸爸的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对儿子的爱。他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爱的男人，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我爱你”，但是儿子现在明白了，爸爸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天下最彻底最纯净的爱。尽管他自己的命运多难，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改变命运；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摆脱平凡。他不是那种在“爱”上附加“期望”的爸爸。真正的父爱是没有条件的，不会因为儿子有没有出息而改变，不会因为儿子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愿而改变。儿子的学习成绩好，他爱他；儿子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也爱他；儿子是一个杰出的孩子，他爱他；儿子是一个平凡的孩子，他也爱他。他爱儿子，仅仅是因为，那是他的儿子。

    爸爸默默地教会儿子这一切，可是儿子在爸爸身边的那些年居然没有意识到。现在儿子见到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多地回想小时和爸爸在一起的情形，想起有一次他吃多了玉米，撑得喘不过气来，爸爸抱起他就往医院跑。又想起有一次爸爸把一把斧子当作玩具给他玩，他却挥起斧子砍在爸爸的手上，弄得到处都是血，也许爸爸手上那道伤疤现在还在。这些往事会让他心中涌出强烈的情感，让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鼻子发酸。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益进有一次这样说，“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我爸的。他真的特别好。”

    进入大学那一年，益进忽然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和爸爸沟通一下。他特别希望爸爸能来看看他的学校。清华学生的父母全都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对益进的爸爸来说，清华并不代表什么。他从不到北京来看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是不肯离开他那个破旧的家？是不喜欢这座繁华的都市？还是无法和这个和他一样脾气暴躁的儿子相处？

    益进带着自己获得的计算机竞赛金牌奖金和家里的全部积蓄，到清华来读书。但是这些钱在大学的第一年就全用光了。他知道爸爸手里没有钱，于是告诉爸爸，他不需要家里的钱了。他开始出去打工，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又省吃俭用，把多余下来的钱寄给父亲。他知道父亲还拖着一身病，等着钱去看医生。

    2002年益进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工程师。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而爸爸却老得做不了任何事情了。不过，他的身体好多了，“可能是我不在他身边，没有人和他吵架，也没有人气他了。”益进有时候这样想。又想到，假如时间倒转，让他和父亲重新过一回，他会怎么和父亲相处呢？

    这一年夏天，他回家去看父亲。父亲瘦得不成样子了，一米七八的个头儿只有90斤重。儿子心里发酸，特别想要为父亲做一件事。他把微软发给他的前六个月的工资全都给了爸爸，自己一分也没有留。这是他平生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收入，他知道，无论多少钱，都不能代表他对爸爸的爱。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对爸爸说过“我爱你”就像爸爸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一样。

    儿子仍然认为爸爸是一个平凡的人，正是这一点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就做一个平凡的人，挺好的。”

    旧式父母新式父母

    使孩子感到被关心使孩子感到被尊重

    希望孩子更优秀希望孩子更快乐

    关心孩子的分数关心孩子的能力

    让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严格宽松

    严肃幽默

    不放心信任

    焦虑随意

    替孩子做决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替孩子做所有的事让孩子自己动手

    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让孩子自己管自己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初中真的是填鸭式教育，并不是启发式的。学校衡量自己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每年有多少个学生能考到最好的高中去。

    ——刘策

    2003年夏天，刘策接到四份录取通知书和四份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它们来自美国的

    三所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卡耐基梅隆大学自动化学习中心、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刘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这时候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工作了19个月。

    “他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棒的学生。”在写给美国几位著名教授的推荐信里，沈向洋如此这般介绍刘策。

    有个中国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沈向洋是不是在夸张。

    “不，一点也没有。以他现在的成就，不要说去读博士学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没有问题。”沈向洋说：“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大师级的人物。”

    沈向洋这样说，无论是出于老师对于学生的偏爱，还是老板对雇员赞许，都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他的老师的骄傲，也是很多学生的偶像。

    不过，刘策对自己迄今为止的受教育历程，另有看法。

    “从小到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课程本身的东西。”他这样说，“当然课程也是需要的，可它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启发式的东西。”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刘策的研究领域是“图像的认知”。每天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欣赏自己的画作，那都是国画，而且很大。有一幅长四尺，画面上浩浩苍山，气势磅礴；有一幅长六尺，画面上潺潺江水，苍凉沉静。这些画是他在中学时代画的，现在全都装在电脑里，成为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将把它们带到大洋彼岸去，可以经常看看。他喜欢绘画，在国画的技巧方面有很深造诣。你看他的画，很难想象那是出自一个孩子、一个业余画手。但是对于刘策来说，作画不仅仅满足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它还有着更多的东西。

    那是他从小学画、渐渐悟出的东西。

    刘策进入上中学的年龄时，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已有12年。在他出生之前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漫长的学制、灌输、背诵、重复、考试、竞赛、分数、名次、升学率，现在伴随着他的成长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变本加厉。不论这教育制度有何长处和短处，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当初“破碎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也把自己当初“砸烂的枷锁”加在儿子身上，而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父亲在四川大学做教授，母亲在一个企业当会计。父母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出生在截然不同的时代里。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年代的孩子，只要家里有钱就有机会完成大学学业。而母亲的命运大不一样，这一代人在自己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里砸烂了学校，赶走了老师。对于那些往事，凌小宁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教育有问题，希望有所改变。最后失败了，是因为‘教育的革命’被劫持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在微软，凌小宁是属于“老一代”的，他与刘策的母亲同年出生。这一代人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其实，现在教育制度中很多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凌小宁说，“都是那时候我们反对的。”

    刘策出生在大学校园里，从小生活在学生、老师和老师的孩子中间。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专心读书的。沈向洋的那个切肤感受，“人是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在刘策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我不断地念书，我想生活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刘策说，“如果当初不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现在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不会选择做学问。”

    刘策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特别讨厌一些课程，比如语文和政治，这一点和大多数孩子都一样。他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把很多精力用在喜欢的事情上，这一点在孩子们中间已属少见，但也不算希奇。刘策身上的最奇特之处，是他同时喜欢两样东西：数学和绘画。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它们的技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思维方式则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学校对他来说是个“数学的世界”，他在那里参加各种数学比赛，成绩优异。他觉得世界的奥秘有很多是在数字里。但是在学校之外，在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那是一个“绘画的世界”。他的绘画训练在整个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始终持续着，有十几年，其严格系统的程度，较之今天美术学院里的任何一个高才生都不逊色。他有专门课程，有教材，有名家指点，每天投入很多时间，还有一个固定的学画地点。当然他也利用家里狭小的空间，把纸铺在地上作画。

    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家庭已经时兴对孩子进行多种技能的训练，绘画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无论是老师、教育专家，还是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倾向于把美术作为一种“课外的教育”，或者叫做“素质教育”。这个词语背后的含义是：“有用的但并不是必须的。”

    可是，刘策对于绘画的执著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时候他想的是：“将来我要么当数学家，要么当画家。”

    父亲不画画，但在绘画方面并非完全外行，他的专业有时候需要制图，所以也经常使用线条、颜色一类的技巧。他特别喜欢看到儿子画画时的专注神情，觉得那才像是自己的儿子。母亲也喜欢儿子画画，不过她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两相比较，还是

    觉得儿子对数学的喜爱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她的办法是每天交给儿子5道数学题，要求儿子在开始画画之前先把这些习题作完。

    “先做完你必须做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她总是对儿子这样说。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爸爸和妈妈还是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供儿子学画。纸张、毛笔、颜料，还有各种教材，在儿子的眼里都很贵，要花好多钱。等到长大以后回忆起那些往事，他还明白了，爸爸妈妈支出的不仅是钱，更有时间和精力。儿子年幼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骑上车走好远的路，把他送到少年宫，又等在外面，直到他完成当日全部的绘画课程，再把他放在自行车上带回家。等到儿子稍微大些了，就每天到公共汽车站上送他和接他。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末只有一天，爸爸妈妈有很多家务事要做，但是每个周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儿子出去写生，或者去看画展。

    他是从7岁开始学画的。很多孩子都是在那个年龄里对画画发生兴趣，甚至更早些，但是他们很快就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不再画画。刘策的幸运在于，他的学画从未间断。“大多数孩子的兴趣都不是从课堂上来的。”他这样说，“初中那几年我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一到初中，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在强调升学率。”似乎只有他是个例外，画画占了很多时间，也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

    有时候你会发现，看父母是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兴趣，只要知道在学校考试之前他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刘策从来没有听爸爸妈妈说“画画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或者“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画画”之类的话。

    不过，母亲也曾对他说：“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必须先进入重点中学；要想进入重点中学就不能偏科。”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希望儿子能在关键时刻多花一点时间在学校的课程上，只不过忍住不说。敏感的儿子还是意识到妈妈也有某种期待，但他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数字和他的画，所以照例我行我素，即使在初中毕业面临中考的那一年，他仍然要把很多时间用在画画上。

    他开始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一年，他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事实上他后来读的那所学校非常普通，既非“市重点”，也非“区重点”。这让全家人感到失望：他把太多的热情倾注在画画和数学上，其余课程大都学得很糟糕。最糟的是，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他喜欢的东西，完全不能了解考试分数和重点中学都是关系未来命运的大事。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认定，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有几个关口最重要，中考是第一关。现在，在妈妈看来，儿子这“第一关”就没过去。

    那些日子，家里充满了沮丧的气氛。无论这个家庭多么脱俗多么标新立异，也不能不感到社会的压力。父母对儿子的期望和别的家庭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母亲知道公认的教育标准是什么，信奉“要上大学，就一定要选择清华”的风尚，而且相信，画画的天赋无论如何也不能引导儿子走上名牌大学的道路。

    刘策仍然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初中毕业那一年，他在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少年画家”了。他自己也觉得拥有绘画的天赋。在这个孩子的心里，绘画已经不仅是一种爱好。“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东西。”他看着自己的画展，在心里想。一想到能做个画家，就无比快乐。只不过，这一切看上去和他的升学毫无关系。

    可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妈妈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神秘的绘画能力要求一个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而刘策这种在数学世界和绘画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的学习方式，竟会让他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长起来，让他的大脑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在我们继续叙述“刘策学画”的故事之前，先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的大脑究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