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邱枫（中国驻印军战车营中士）
1944年元旦至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军队最骄傲的一段时间，我作为中国驻印军的一员，亲历了这段历史。
天性极为好强的我，做任何事都不愿落在人后。今天，回头看看自己的一生：上学时成绩最好，当坦克兵时技术最好，工作后业务能力最强，即使是像武术、摄影这些业余爱好，也玩出了专业的水平。多年后，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呢？也许今天已无法说清当时真实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身为中国人，好强的我如何能够在同学们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去救国时无动于衷呢？
走进军营
日本人打到独山的时候，我正在重庆复旦中学念高中。同学们早已没有心情上课，课堂里的人也似乎每天都在减少，我们每天关注的事情只有一件：报纸新闻。很快地，和很多同学一样，我自作主张跑到重庆临江路兵役署报了名。当时身高177厘米、体重75公斤，双眼视力极佳的我，仿佛天生就是当兵的料，体检官只看了我一眼，二话没说就让我通过了检查。报到那天，为了能顺利地冲到前线去，我懒得和家人商量，空着两手便偷偷溜出了家门。在一张表格上填了家庭、学历、年龄等内容后，我被宣布成为正式军人。这一年，我20岁。
我被分在教导一团二连，领回了曾经让我向往不已的军服，还有衬衣、袜子、鞋子、毛毯等等。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了邓述义等许多熟悉的同学。同时，我得知原来我们的教导团长就是渝南师管区司令吴朗（吴玉良），我们这批入伍的军人是招来当空军或到印度接受美军的新式武器训练的。我渴望端着先进武器打日本鬼子的机会，于是放弃了去空军部队的选择，走进了驻印军的队伍。
在江北鸳鸯桥经过几个月枯燥的操典训练，我和同学们初步掌握了军人的基本知识。其间一些国民党中将以上的官员来看过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宋美龄，看着在瑟瑟春寒中冻得脸蛋青紫的小伙子们，她马上下令给每人发了条美国军毯，随后又赠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给我们，并杀了许多肥猪给大伙“打牙祭”，这使得我们很久以后还在念念不忘蒋委员长“婆娘”的好处。
1944年5月7日，在沿途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和老百姓的欢呼声中，我们怀着满腔激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去印度的远征军之旅。
远征之旅
以前我从未坐过飞机，本来很稀奇想看个究竟，但我们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登机时，天还未亮，四周一片漆黑，根本没机会让我们东瞅西瞅。（2004年11月6日，我和我的战友们在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又看到当年我们所乘的那架飞机，终于了解到那架飞机的详细构造。）当时国内物资奇缺，很多军人入伍后都没有装备可发。为了不浪费宝贵的资源，上飞机前，教官要求我们放下背包里的棉衣、毛毯，留给国内的战友们。穿着薄薄的衬衣，我们登上了美军飞虎队的运输机。
飞机起飞了，窗外一片黑暗，离开地面、离开昆明、离开祖国时的那一瞬，心底竟升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多年抗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中华民族的恶梦，何日我才能重归故里……
很快飞机到了喜马拉雅山上空，经过“驼峰”时，舱内温度急剧下降，我眼睁睁地看着舱外成了一片雪白，机翼也迅速结上了一层冰，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拼命哆嗦，。100多个身着衬衣的热血远征军立即成了冰冷的“摆子军”。我们都握着拳，牙齿不停地上下磕着，浑身抖个不停。十几分钟的时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下飞机后才听说，居然有人在这十来分钟的时间里被冻死！还有一些飞机在半途中掉下深崖。飞机终于平安飞过了驼峰，我们开始感觉到暖和，然后就是逼人的热度，到印度了。
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土地，还有许多陌生的面孔。本来以为外国人很怪异，但刚下飞机我们就遇到了一支正在机场准备登机的美国军队。看到我们这支身着黄色军装的中国士兵，绿色的美国大兵们远远地便冲我们笑着，并举着大姆指，“顶好、顶好”地冲我们打招呼，这时我们还不知道用外语该如何表达，只好也笑着举着手，“你好、你好”地回应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人，我觉得美国人很和善。
从重庆到印度，一路长途跋涉，大家身上都臭得不得了。还没出机场，我们便被要求脱光了衣服去洗澡、消毒。狠劲儿地搓洗了半天，光着身子正要出澡堂子时又遇到一个美国黑人，他拿着一根皮条哈哈地笑着，挨个地抽一鞭子出门的人，并张牙舞爪地比划着搓的姿势。我猛然看到时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条子上面抹了硫磺油膏，美国大兵正在给大家消毒呢。条子抽在身上很痛，但却感觉很爽，每一个被抽的人都痛得双脚乱跳，但却觉得很好玩，于是满地的人都跳着，搓着，哈哈地笑着，澡堂子里一片欢腾。到了更衣室，各人的行李处早已摆好一套崭新的装备，先前我们脱的一堆臭衣服已不翼而飞。
异国从军
我们驻扎在兰姆伽营地。营地里有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不少印度人。印度人长得很黑，还有长长的鼻毛，看起来很凶悍的样子，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们竟不敢和他们说话。以前也经常听到有印度人打英国人、欺负华侨的事情发生，但自从孙立人将军带领的中国军队来到印度后，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都开始对中国人很友好，当地的华侨也为我们的到来而感到骄傲无比。
按照当时驻印军的建制，战车营是由三个战车连和一个补给连，以及营部直属通讯排、搜索排、高射机枪排和工兵排组成；而补给连又分油料组、弹药组、给养组，编制较大，我们同去的同学都被分到了战车三、四、五、七营，我则被分到了战车四营二连搜索排。我们的营长谭宝林上校，连长王之仪，排长周春潮、吕潮珊等，都是黄埔军校派来的教官。刚开始主要由他们教我们使用各种武器、装备，驾驶各种汽车。后来便陆续有美国人给我们上课。中国教官上课很严厉，美国教官上课很生动，虽然我们听不懂英语，但教官们手舞足蹈，不停地比划着，非常有趣，课堂上便经常有很多奇怪的声音和动作交错，直到我们完全弄明白为止。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青年，所以我们学起东西来接受得很快，进步也相当快。
搜索排有10辆坦克，每辆坦克上有一名车长，兼任炮手；一名驾驶；一名副驾驶；一名弹药手；一名通讯兵，负责坦克内的电台，便于坦克内外的无线电联络。搜索排的任务主要是作战前的搜索，我们有10辆30吨以上的战车，里面全部都是最新的美国武器。作为新兵，我们一开始的任务，便是学习这些武器的操作方法。美国人的坦克都是15吨以上的大坦克，火力大、灵活，第一次发射时好多人都受不了炮弹出膛时的巨大后坐力以至于被震伤甚至淘汰。还有人力气太小无法控制方向杆而把整个坦克开了个四脚朝天。作为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营对士兵的要求很高，进坦克前，必须先学会驾驶所有的汽车。当时美国人的吉普车、道奇车、St派克、JMC10吨大卡，甚至相当于飞机马力的10吨-47吨的新坦克，像霞飞、谢尔曼，我们全部都能操作。当然，射击能力还必须达到优秀。连里有的是兵器和弹药，我们不用考虑子弹，只管埋头苦练，想打多久就打多久，有多大干劲就能练成多大本事。我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射击本事，到现在还能派上用场。退休后我开始摄影，外出拍片子时常常懒得带脚架，端着相机就像端着步枪，拍出的片子就像命中10环，不管多久的曝光速度也绝对不会模糊。此外，作为坦克兵，战车驾驶、射击、基本兵器、伪装、阻击、战地驾驶等10多门技术也必须全部过关，以便战时根据需要随时补缺。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战车营士兵的作战能力和特种兵差不多，每一个都十分全面、优秀。
日本人的坦克大多是5-15吨的中小坦克，因为火力小，他们把坦克换成了45厘米的大口径炮筒，这使得我们的38口径坦克立马相形见绌。但贪心的日本人完全不顾坦克本身的承受力，大口径炮弹发射时使得坦克无法承受后坐力，以至于每次发射时坦克都不得不暂停一下。在战场上，这瞬间的停滞无疑给日本兵造成了巨大的漏洞，因为我们的大坦克无须停留，只须抓住这宝贵的一瞬，一发接一发不停地向敌人发射。虽然日本人的工事一流、坦克质量一流，但我们终于还是把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
我那时很玩命，每一项都申请学习，而且要求自己必须达到全优，在全营技术考试中，我得到第四名！所以很快我就从下士提升为中士。当时的士兵津贴很少，下士12卢比，中士14卢比，上士16卢比，而我因为技术好，享受一大堆技术津贴，每月的薪水竟有40多卢比，在士兵中是相当富裕的人了。印度的货物在当时我们看来是很便宜的，3个卢布换1美金，1个卢比可以买5块最好的美国力士香皂；鱿鱼、大虾等最好的菜，请战友们吃一顿也花不了1个卢比；作战用的墨镜，我们每个人都备有黄、绿、黑等不同颜色的化学镜片好几副；50加仑一桶的印度木瓜酒，只需要付4.5个卢比，当地人就会马上送货上门。
美国大兵
我是比较喜欢美国人的。不管是给我们上课的教官，还是美国宪兵（MP）、普通士兵，我都觉得他们单纯、爽朗、友好。
士兵都喜欢抽烟，而英国的船牌、黑猫烟是大多数士兵们的最爱。可英国士兵不讨人喜欢，所以我们宁可拿了卢比去和美国大兵换骆驼烟抽。对我们来说，英国人和美国人长得差不多，可我们很快就学会用他们的发音来区分国籍。比如说美国人说香烟叫sige，英国人却叫sigeli，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国际音标的区别。所以碰到不同的人，我们也会卷着舌头说不同的音标。
美国人单纯，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爱人、孩子。他们常常会和我们谈他们的生活，拿了家人的相片给我们看，并且喜欢被别人赞美，那样他们便会更加高兴。在营地里还有不少年轻的美国女兵，她们看上去都很漂亮、大方。每次见到，我们都会伸出大姆指学美国人的样，大声地冲姑娘们叫 “beautiful”，她们便会回过头来，灿烂地冲我们笑，并嚷嚷着“你好、大家好”的可爱中文。虽然语言不通，但和美国大兵碰到时，相互间总会使出各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示友好：趁对方不注意踢他的屁股、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打一架、用怪词称呼对方，然后大家抱成一团，拍着手哈哈大笑。在兰姆伽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美国大兵交往时就一直说着这些奇怪的半截子外语。他说中文，我说英文，完全不通文理，却都能比划着在一块嚷嚷半天，还说得唾沫星子直飞，投入之极。
辗转归国
很快我就厌倦在营地里待命的生活，作为一名早已磨刀霍霍、成绩优异的军人，我迫切地希望上前线实现自己的愿望。1945年初，前线开始频繁传来捷报，但也时时传来失败消息，这使得我更加烦躁，每日里茶饭不思，满肚子都是火气和牢骚。
直到有一天，我在练习时忍不住冲教官嚷道：“我来印度不是当运输兵的，我是来打仗的！再不让我上前线，我就自己跑到昆明，找地方去打日本鬼子！”这一来不得了，很多战友和我一样，都纷纷吵着要自己找地方上前线。
1945年3月12日，正是下午，营里突然宣布紧急集合。一群宪兵走上台去，开始点名，突然就听到了我的名字，糊里糊涂的，我和另外9个人被带上卡车，然后关进了重禁闭室、反省室等开始受刑，他们用尽了各种刑法。这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被疑为是共产党混入军队的破坏分子，犯了扰乱军纪的罪。但我们并不知就里，所以他们也审不出任何结果，不久便只好派宪兵用火车将我们押送到雷多，记得当时押送我们的宪兵里有一个人叫吴玉璋，他对我们很好，沿途和我们说着话，还劝我们不要太激动，大家都是一腔热血报国，上面会理解的。一个月内，我们受到不停的调查，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最后被送回了国。直到1946年3月13日，我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重庆。一腔抗日热血，就这样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