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习惯了野外营房这种临时帐篷。那时，奇姆思托斯曾整治过恰德。而现在，却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只偶尔能碰到几个似曾相识的人。
我每天很麻木地完成着日常公差勤务。一到晚上，我就抢着到军人俱乐部去，并不是为了那些摆放的杂志，主要是我很高兴去弹奏那架钢琴。两个姑娘负责这里，而且有一个很年轻。
营棚用铁丝网绕了圈，很高。万一从军人俱乐部回来晚了，必须出示通行证，除非，他与岗哨认识，可以随时出入。
我们坚持要在荒地上的松树和桦树中进行连队操练。心中一切都破灭了，便能忍耐任何东西。跑步行进而突然卧倒时，鼻子喘气的风吹得花草摇摇晃晃。脸贴近地面，才明白细沙也是由更微小的卵石聚集而成的，很干净。以前很少注意这种事情，人们都把手深深插到了里面。
而那边密密匝匝的桦树林，才最为漂亮。色彩像调色板一样有层次地交错变幻着。树干先是洁白色的，上面飘动着轻柔的墨绿的树叶，一阵微风掠过，绿叶跟着向一边飞舞慢慢抹上一层淡淡的蓝色。紧随其后的浮云经过挡住阳光下面便像着了重墨，一切几乎都变成了黑色的。但这片阴影只稍作逗留，便从树干间离开了，缓缓地飘向天际，那些桦树又重见天日，更加亮丽明快像飘动在白旗杆上的艳丽多姿的彩旗。有些树叶已早早地被秋风染扮成血红的或金黄的颜色。
我总是沉湎于那暖洋洋的阳光和飘浮的祥云聚精会神而险些没听见口令；人只有孤独、寂寞时才更能领略大自然的美好。我在这儿很少与人交往，也不愿意过分亲密。彼此互不深知见面闲聊几句，晚上打几圈牌，掷掷骰子也就可以了。
我们营棚紧挨着一所很大的俄国战俘营。虽然隔着一道铁丝网，但他们仍能走到我们这边来。样子很谨慎、畏惧，与他们那种大胡子，虎背熊腰的外表很不谐调；更像是被驯服的服服帖帖的圣伯尔纳雪山狗。
他们偷偷地溜到我们这边，翻捡着垃圾桶的东西。我们的剩饭剩菜，肮脏的胡萝卜，零星的芜菁块；而他们最钟爱的要数已经发霉的土豆和米汤里漂剩的牛肉末了，但这些又太难找到了。
他们干干净净地吃掉每一样东西。有个别吃不掉自己那份的，周围早有十多个随时准备助人为乐的。那些垃圾多是用长把勺子都舀不到的剩渣才冲洗掉的。或者也有腐烂变质的芜菁皮和面包块等等。
而那些俘虏却非常急切细心地热衷于对这些脏乱、腐臭的汤水进行搜寻。他们毫不知足地从那腐烂霉臭的垃圾桶里挑剔出需要的东西，往制服下一塞便溜了回去。
太奇怪了，离我们的敌人竟在咫尺之间。他们一副老实厚道的面孔，宽额头，高鼻子，大嘴唇，粗糙的双手，杂乱的头发，地地道道种地农民的形象。他们更应该去耕田、种植、收获果实。他们的模样有些像我们善良勤劳的弗里斯兰农民。
他们的动作低三下四的乞讨，让人于心不忍。他们已极度衰弱，那点东西，只能让他们苟延残喘几天罢了。更何况，我们自己都有些吃不好呢。痢疾在他们中蔓延，有人惊恐地悄悄拉出沾着血水的衬衣给人看。他们都站不直，脊背、脖子、连膝盖都是弓着的，脑袋低垂着，有时还用几句拗口的德语向人乞讨，干枯的双手微微向前伸出，样子十分可怜。而我却从他们低沉、怯懦的低音里想起了家里暖和的火炉和舒适的小屋。
当他们过分卑微作贱地冲着别人时，有人会因生气而一脚把他们踢倒。一般遇到他们这样，多数人都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并不理会。而他们那两只拇指大小的眼睛里，却隐匿着无数的苦涩与酸楚。
夜晚，他们会拿自己的实物到营棚这边做交易，换面包。而且进行都很成功。他们的长统靴对我们的诱惑是很大的。比起我们脚上的劣质靴子，他们的长统靴又高又软非常舒服。我们有不少收到家里寄来的可口食物便拿来与他们交换。一双长统靴通常可以换取三块自己的发面包，或一块面包和一条细而硬的瘦肉香肠。
但多数俄国人早已变得一贫如洗了。他们衣衫褴褛，神情可怜，用弹片和子弹壳做成小饰物或雕刻品也过来碰碰运气。然而这些并不受我们的欢迎，尽管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做工也很精致但最多也只能换一两块面包片罢了。我们这边的庄稼人虽然脾气很倔，却很狡猾。他们把面包和香肠伸到俄国人鼻子下面晃来晃去，那人看得直流口水、脸色惨白、双目发呆、便一股脑儿把好东西都拿去换了。我们的农民又用东西把战利品包好，再拿小刀为自己的胜利向从存粮中切下一片面包，就着香脆的香肠作为对自己的犒劳。看他们那副狡黠的样子，感觉很不舒服，真想劈头狠狠敲他们两下。他们只能算计别人，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人。我们沟通的太贫乏了。
我总被指派看守那些俄国农民。夜里他们就像一只只病鸟蜷曲着身体，又像是只巨兽弓着上肢。他们总是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双手钓在网上，目光呆滞、神情木然。他们排在一行，享受着荒地上树林里徐徐吹来的干爽的晚风。
他们很少有人开口说话，有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但我感觉他们相处的比我们这边要融洽和睡得多。反正战争在他们那里已经结束了。不过一旦得了痢疾，人也很痛苦。
听看守过他们的老国民军讲，刚来那阵他们也挺热闹。打架争斗，动刀子的纠纷也时有发生。而现在，他们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迟缓漠然，好多人已懒得去手淫，他们已经太疲软而孱弱了，不过有时也会再出现这种事，满屋的人都动起来乱哄哄的。
…
他们紧挨着并排在铁丝网后，一个接一个。一有空位，就会有人很快补上。他们一声不吭；偶尔有人想讨个纸烟烟头抽。
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定格而立。杂乱的长须在晚风中摇动。我丝毫不能了解他们，只想着眼前都是一群战俘，并为此而兴奋不已。他们一生平平淡淡地生活，劳作，却被无缘无故送上前线沦为战俘。要是多了解他们一些，知道他们姓名、过去、家庭以及他们的心愿、苦恼，我可能会改变看法，会可怜同情他们。而此刻我只觉得生命的苦难、人生的艰辛和人与之间的残酷。
我们会在一声令下之后把他们当成敌人，又可能因一声令下而与他们结为朋友。那些人轻轻地拿笔在桌上写了几行字，于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世人不耻的卑鄙的手段却成为新的追求方式。但每每眼睁睁看着他们满脸稚气，和蓄着教徒式胡须的面孔，我无法用敌友来加以区别！在新兵的眼中每一个低级军官，在学生眼中每一个高级教师都是最憎恶的敌人，但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要更为可恶。只要他们重返自由，我们之间又会相互视为敌人，把枪口再瞄向对方。
我为这可怕的联想感到恐慌，几乎要陷入迷途。虽还不至如此，但我没有遗忘这些想法，我会把它留在记忆深处，一直到打完仗。我心情激动不已：难道我弥漫于硝烟时所思考过的，在经历战场洗礼之后所残存的追求的那种高尚、伟大的目标吗？难道就是不白流逝岁月而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吗？
我把一支香烟分成两段，递给俄国人。他们感激地向我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贪的把烟点燃。红光便闪闪的映衬在他们脸上。我的心稍稍舒坦了一些；仿佛夜幕中的农舍；透过小小窗口洋溢出平静舒心的点着灯火的小屋。
时间无言而逝。在一个迷雾的早晨，又埋掉一个死去的俄国人；平均每天都会有人死亡。我站岗时正赶上他被掩埋。混浊不清的赞美诗像旷野中的风琴传来的声音，俄国农民围成一圈木木地歌唱着。
就这样一次葬礼很快完成了。
夜里，铁丝网前，他们静静地站立着，任桦树林中的冷风吹动。天上布满了冷冷的星光。
有几个稍微懂德语的俄国人，接触了几次相互便渐渐熟识起来。有个过去曾在柏林当小提琴手的音乐家，在闲聊中得知我会钢琴后，就取出他的家当演奏起来。周围的人便都背靠着铁丝网静静地倾听着。他尽情地站在那里来回拉动着，眼睛时而轻轻地合拢，样子非常陶醉好像全然忘了自己周围的一切而沉浸在那美妙的琴声中了；他还友好地冲我有节奏地演奏他的乐器。
人们随着他奏出的悠扬的俄罗斯民歌轻轻地附和着小声哼唱。声音凝重而浑厚仿佛是从很深的地下传出，而那些俄罗斯人黑压压地更像一片隆起的丘陵。琴声清脆、含蓄恰似面前站着一个羞答答的少女那么柔弱单薄。琴声依旧在夜风中吹送着，少了歌声伴唱，多少有几许哀伤，软弱乏力。在屋外空旷的氛围中琴声让人感觉孤独忧郁。
休过一次长假以后，通常就不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了。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父亲带着姐姐一块儿来看我。因为我马上就又要重返前线了。那天我们一直在军人俱乐部坐着聊天，我讨厌在营棚里呆着，又没有别的去处。快晌午时，我们又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
我们都好像无话可说，几个钟头真难熬。话题始终不离母亲的病体。她已确证为癌症，老早便住院了，过几天就快动手术了。医院人员都说她会康复的，但我们却感觉很渺茫，还没有听说能治好癌症的病例呢。
“我妈现在在哪儿？”我问。
“路易萨医院里。”父亲答道。
“几等病房？”
“三等。手术费还不知要多少，所以先没确定。而且她也要在三等病房，好有人说说话。收费也少一些。”
“那她屋里都是得一样病的啦。不过她能休息好就可以了。”
父亲点头说是。母亲长期患病，他一个人忙碌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虽然实在不行了，母亲才答应住院，但花销也少不了，父亲这么多年都花在那里了。他显得很疲倦苍老，脸上布满了皱纹。
“也不知手术费收多少。”他说。
“你该去问一下。”
“不行。不能很冒失地向医生提及这些，否则他会猜想的，无论怎样他还是要给你妈开刀动手术的。”
我感到很悲哀，穷人注定就是如此。他们干什么都瞻前顾后，不敢问高价，而心里却乱打鼓整日心神不宁；与他们相反，那些花钱如流的富人反倒事先讲定了价格。就连那些医院的医生也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冒失而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手术完成以后包扎费用也很高。”父亲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可是职工住院得病应该享有一点补助金的呀？”我说。
“你妈的病拖得太长了。”
“爸，你现在有些积蓄吗？”
他摇摇头：“哪有啊！倒是自己加班加点多做点工可以补贴一些。”
这我是知道的，他很辛劳。他会利用所有时间站在桌子边不停地裁剪、粘叠一直到深夜。他会在下午以后吃点干巴巴的用票证换来的东西。再服一些头痛粉，便一声不吭继续一个劲干手中的活儿。
他太不容易了，为让他稍稍高兴一些，我又找了些话题，讲了一些刚好想起的故事，我们在营房时所说的一些笑话等等，以及将军、中士之类的一些事情。
时间不早了，我便和他们一同去火车站，送上列车。临走时，父亲和姐姐把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土豆饼塞给我，这些都是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
他们乘车返回了，我茫然若失地一个人回到营棚。
当天夜里，我就把母亲的煎饼涂上果酱，吃了不少。不过吃着总觉得没味儿，便想拿出去送给那几个俄国人吃。但很快转念一想，为做这些东西母亲一定强忍着病痛，烤着炙热的炉火很长时间才煎完。想到这里，我把那包吃的放进背包里，只从里边拿了两块煎饼给了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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