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您鼓励我谈谈长篇的结构，即那个手工艺问题：作为一个和谐又充满活力的整体，这个手工艺支撑着让我们眼花缭乱的虚构故事，其说服力又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觉得这些故事是独立自主、自然发生、自给自足的产物。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仅仅是表面如此而已。实际可不是这样，它们已经成功地通过文字和编造故事的娴熟技巧形成了魔术，并把那种幻觉传染到我们身上。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叙事风格。现在应该考虑一下与组织构成长篇素材、家为赋予编造的内容以感染力所使用的技巧的有关问题了。

    准备写故事的人应该面对的种种问题或者挑战，按照顾序可以分为四大类：

    一、叙述者

    二、空间

    三、时间

    四、现实的水平

    也就是说，这涉及到讲述故事的人，涉及到出现在整个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个视角。一部虚构的能否令人震惊、感动、兴奋或者讨厌，如同取决于风格是否有效一样，也取决于对这三个角度的选择和把握。

    我想今天我们先谈谈叙述者吧，叙述者是任何长篇（毫无例外）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物的存在都要取决于他。但是，首先应该消除一种误解：经常有人把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与写作故事的人混为一谈。这是个极大的错误，甚至有许多家犯有此病，他们因为决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并且由于明显使用了自传作为题材，便认为自己是虚构的叙述者。这是错误的。叙述者是用话语制作出来的实体，而不是像作者那样通常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叙述者是为讲述的长篇的运转而存在的，在他讲述故事的同时（虚构的界限就是他存在的天地），作者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他先于的写作而存在，并于完成后继续存在，甚至在作者写时，也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吸收进去。叙述者永远是个编造出来的人物，是个虚构出来的角色，与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其他人物是一样的，但他比其他人物重要，因为其他人物能否让我们接受他们的道理、让我们觉得他们是玩偶或者滑稽角色就取决于叙述者的行为方式——或表现或隐藏，或急或慢，或明说或回避，或饶舌或节制，或嬉戏或严肃。叙述者的行为对于一个故事内部的连贯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连贯性则是故事具有说服力的关键因素。

    作者应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来讲故事？”这看上去似乎有不计其数的可能性，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三种选择：一个由书中人物来充当的叙述者，一个置身于故事之外、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一个不清楚是从故事天地内部还是外部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前两种是具有古老传统的叙述者，第三种相反，根底极浅，是现代的一种产物。

    为查明作者的选择，只要验证一下故事是用语法的哪一个人称叙述的即可：是他，是我，还是你。叙述者说话的语法人称表明了他在叙事空间中的位置。如果他用我来叙述（用我们的情况很少，但也不是不可能，想想圣埃克絮佩里的《要塞》，或者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的许多章节），那么他就是在空间之内，不断地与故事中的人物交往。假如他用第三人称他来叙述，那他就在叙事空间之外，如同在许多古典中发生的那样，他是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他模仿万能的上帝，可以看到万物的一切，即叙事天地中无限大和无限小的一切，但他并不属于这个叙事世界，而是从外部向我们展示这个世界，自寰宇鸟瞰人间。

    用第二人称你讲故事的叙述者处于空间的哪一个部分？比如，米歇尔•布托③的《时间的运用》、卡洛斯•富恩特斯⑥的《清风》、胡安•戈伊迪索罗③的《无地的胡安》、米盖尔•德里维斯⑥的《与马里奥在一起的五个小时》以及曼努埃尔•瓦斯盖斯•蒙塔尔万⑦的《卡林德斯》。这没有办法事先知道，只能根据第二人称所处的位置。但是，这个你也有可能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置身于叙事世界之外，发号施令，指挥故事的展开，于是事情就会按照他那专制的意志和上帝才享有的无限权力发生。但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个叙述者是一种分裂出来的意识。他以你为借口，自言自语，是个有些精神分裂的人物——叙述者，虽然已经卷入情节，却通过精神分裂症的样子装作与读者保持一致（有时是与他自己保持一致）。在用第二人称讲述故事的长篇里，没有办法准确地知道谁是叙述者，只有通过内部的说明才能推测出来。

    我们把任何中存在的叙述者占据的空间与叙事空间之间的关系称作空间视角，我们假设它是叙述者根据语法人称确定的，那么有以下三种可能性：

    一、人物兼叙述者，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叙述者空间和叙述空间混淆在一个视角里；

    二、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占据的空间区别并独立于故事发生的空间；

    三、含糊不清的叙述者，隐藏在语法第二人称的背后，你可能是无所不知和高高在上的叙述者的声音，他从叙事空间之外神气地命令事件的发生；或者他是人物兼叙述者的声音，卷入情节中，由于胆怯、狡诈、精神分裂或者纯粹随心所欲，在对读者说话的同时，大发神经，自言自语。

    我猜想，经过上述这番简化之后，您会觉得空间视角是非常清楚的，是只要匆匆扫过的前几行之后就可以确定的东西。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这样抽象的泛论之中的话，事情的确如此，但是当我们接触具体问题、个别情况时，我们会发现：在那个简化的框架之中，还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样就使得每个作家选择好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空间视角之后，可以拥有一片发明、创造、改革、调整的广阔天地，即发挥独创与自由的空白。

    您还记得《堂吉诃德》的开头吗？可以肯定您是记得的，因为它是我们脑海中最值得记忆的开头之一：“在拉曼却地区的某个村镇，地名我就不想提了……”按照上面的分类，毫无疑问，的叙述者定位在第一人称，是从我说起的，因此这是个人物兼叙述者，其空间就在故事本身。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叙述者虽然不时地像在第一句话里那样插话并且用我来说话，可他根本不是人物兼叙述者，而是一个可与上帝匹敌的典型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因为他从一个包罗万象的外部视角给我们讲述故事，仿佛是从外界、从他的角度在说话。实际上，他是用他来叙事，只有少数场合例外，比如开头那样，他变成了第一人称，用一种爱出风头、分散人们注意力的我的神情站在读者面前讲话（因为他在一个他并不参与其间的故事里突然出现，是个免费的节目，是故意分散读者对故事所发生事件的注意）。这种空间视角的变化或者跳跃——从我跳到他，从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跳到人物兼叙述者身上，或者向相反方向的跳跃——改变着视角，改变着叙事内容的距离，这可以有道理，也可以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如果通过这些空间视角的变化，我们只是看了一场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廉价炫耀，那么这造成的不连贯性就可能破坏幻觉，从而削弱故事的说服力。

    但是，这会让我们产生叙述者享受着变化无常的命运的想法，还会让我们想到：叙述者有可能经受种种变化，不断地通过语法人称的跳跃改变着展开叙事内容的视角。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这类变化无常的有趣事例、一些叙述者改变或者调整空间视角的例证。您肯定会记得《白鲸》的开头，这是世界中又一个令人震动的开头：“叫我以实玛利好了。”（就假设我叫以实玛利好了。）真是非同寻常的开头，对吗？麦尔维尔就用了三个英语单词①成功地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神秘的人物兼叙述者的强烈好奇，他的身份隐藏不露，甚至是否真的叫以实玛利都不能肯定。这个空间视角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以实码利用第一人称讲话，他是故事中的又一个人物，虽然不是最重要的——狂热而自以为才能过人的船长亚哈才是最重要的人物，或许他的敌人，那条时而神秘隐藏、时而出现，让他着迷地四处追捕的白鲸才是最重要的人物，但是，以实玛利却是一个见证，是故事中大部分冒险活动的参加者（他没有参与的活动，也都是亲耳听到的，然后再转述给读者听）。作者在展开整个故事的过程中，是严格遵守这个空间视角规定的，直到最后的情节为止。在此之前空间视角的连贯性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以实玛利仅仅讲述（也是仅仅知道）他通过自己亲身体验所了解的故事经过，这样的连贯性加强了的说服力。但是，到了最后，正如您会记得的那样，那可怕的大灾难发生了：魔鬼般的白鲸消灭了亚哈船长和“裴廓德号”船上的全体成员。从客观的角度看，按照故事内在连贯性的名义说，合乎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以实码利也同他那些冒险的伙伴一道葬身海底了。但是，假如这个合乎逻辑的故事发展得到承认的话，那怎么可能还有一个死于故事之中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故事听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不连贯性和不把《白鲸》变成一个幻想故事、其叙述者可能从阴间给我们讲故事，麦尔维尔（奇迹般地）让以实玛利死里逃生，此事我们是从故事后面的附言中得知的。这个附言可不是以实玛利本人写的，而是一位身居叙事世界之外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所写的。因为这时在《白鲸》的最后几页里出现了空间变化，出现了一个从人物兼叙述者的视角（其空间是讲述的故事空间）向另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跳跃，后者占据了一个比叙事空间更大的不同空间（因为这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从这个更大的空间里去观察和描写前一个叙事空间）。

    如果再说一些前面您可能已经看出来的东西，那就有些多余了：叙述者的变化在中并不少见。恰恰相反，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叙述者讲述出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我们不能轻易地分辨出来），叙述者之间如同接力赛一样一个把下一个揭露出来，以便把故事讲下去。

    现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叙述者这种接力赛——空间变化——的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福克纳的长篇《我弥留之际》，它讲述了本德仑一家为埋葬老母艾迪•本德仑而走过南方神话般的土地的故事，老人家生前希望在她去世后尸骨能够安葬在出生之地。这趟远行具有《圣经》和史诗般的特征，因为老人的遗体在南方炎炎烈日照射下正在腐烂，可是全家毫无畏俱地继续前进，因为福克纳笔下的人物经常闪烁的狂热信念一直在鼓舞着他们。您还记得的内容是怎样讲述出来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谁讲述出来的吗？是由许多叙述者讲出来的，本德仑一家的每个家人。中的故事经过他们每人的意识流淌出来，同时确定了多元的游历视角。这个叙述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个人物兼叙述者，因为他参加了情节活动，置身于叙事空间之中。但即使空间视角在这个意义上始终保持不变，这个仍在者的身份也在从一个人物变成另一个人物，甚至街主种情况下，空间视角的变化也仅仅是从一个人物那里跳出来到另外一个人物身上，而并没有脱离叙事空间——不像《白鲸》或者《堂吉词德》那样。

    如果这些变化是有道理可言的，它们就会赋予作品更丰富的内容、更多的灵性和经验，这些变化的结果就会变得让读者看不见，因为读者被故事所唤起的充奋和好奇俘虏了。反之，假如变化产生不了这样的效果，结果是相反的：这些技术手段暴露无余，因此会让我们觉得造作和专断，是一些剥夺了故事人物自然和真实的拘束服。但是，无论《白鲸》还是《堂吉诃德》都不属于这种情况。

    美妙的《包法利夫人》也不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中的另外一座丰碑，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也有极有趣的空间变化。您还记得开头吗？“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叙述者是谁？谁在用这个我们说话？我们一直都不清楚。惟一明白无误的是：这是一个人物兼叙述者，其空间就是叙事内容的空间，是对讲述内容的现场目击者，因为讲述的口气是第一人称的复数。由于是用我们来说话的，就不能排除这是个集体性的人物，可能就是小包法利所属的全班同学。（如果您允许我在福楼拜这个巨人身旁举出一个矮子为例，那么我讲过一个《幼崽们》的故事，用的是一个集体人物兼叙述者的空间视角，这个集体人物就是主人公比丘利达•圭亚尔所住街道的朋友。）但是，也有可能是指一个学生，他可能出于谨慎、谦虚或者胆怯便使用了我们这个人称。可是接下来，这个视角仅仅保持了几页，其中我们听到有两三次是使用第一人称的，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显然是作为见证者的身份目击的故事。但是，有那么难以确定的片刻瞬间——寸主个诡计中有另外的技术壮举，讲述的声音不再用人物兼叙述者的口气了，而改用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声音，他跳到故事之外，置身一个与故事不同的空间，不再用我们说话，而是用语法上的第三人称他来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变化的是视角：起初，视角是一个人物，后来，换成了一个无所不知、藏而不露的上帝式叙述者，他知道一切，看得到一切，可以讲述一切，但从来不表现自己，也不提自己。这一新视角受到严格遵守，一直坚持到的结尾。

    福楼拜在一些书信里阐明了一整套理论，他坚持主张叙述者应该深藏不露，他认为我们所说的虚构的独立主张，取决于读者是否能够忘记他阅读的东西是由别人讲述的，还取决于读者对于眼皮底下先于而必须发生的一切是否有印象。为了做到这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可以深藏不露，福楼拜创造和完善了各种技巧，其中第一个就是让叙述者保持中立和冷漠。这个叙述者只限于讲述故事，而不能就故事本身发表意见。议论、阐释和评判都是叙述者对故事的干涉，都是区别于构成现实表现的不同姿态（空间和现实），这会破坏自主独立的理想，因为这会暴露出它依附某人、某物而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偶发性和派生性。福楼拜关于叙述者保持“客观性”的理论，是以叙述者深藏不露为代价的，长期以来为现代家所遵循（许多人是不知不觉就照办了），因此说福楼拜是现代的开创者是并不夸张的，因为他在现代和浪漫与古典之间划出了一条技术界线。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浪漫和古典中叙述者露面较多，有时过多就让我们觉得有瑕疵、不连贯、缺乏说服力。绝非如此。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在阅读狄更斯、维克多•雨果①、伏尔泰②、丹尼尔•笛福③和萨克雷＠的时，必须把自己重新调整为读者，去适应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现代的场面。

    这个区别尤其与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在前者和后者的不同行为方式有很大关系。在现代中，这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经常是隐而不露的，或者至少是很谨慎的，而在浪漫中，他的形象非常突出，有时在给我们讲述故事的同时就旁若无人，仿佛在作自我介绍，有时甚至利用讲述的内容作借口而过分地表现自己。

    难道在《悲惨世界》这部十九世纪的伟大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如此吗？它是那个百年辉煌里叙事文学创作中最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是一个由维克多•雨果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体验的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最宝贵经验积累而成的故事（三十年数易其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悲惨世界》是叙述者——无所不知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惊人表演；从技巧上说，他游离于叙事世界之外，高居一个外部空间，与冉阿让、本沃尼大主教、沙威、马利尤斯、坷赛特以及整个丰富多彩的群体的生活演变、相遇和分离的空间完全不同。实际上，这位叙述者出现在故事中的次数多于人物本身，因为，由于他具有一种无节制的狂妄忖生，具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妄自尊大，就在向我们展示故事的同时，不能不时时刻刻地要表现自己；他经常中断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时从第三人称跳到第一人称，为的是对发生的事件发表意见，用权威的口气评论哲学、历史、伦理、宗教问题，评判书中的人物；或用不准上诉的判决处以极刑，或对人物的公民意识和崇高精神大加颂扬，甚至捧到天上。（这位上帝式的叙述者此处用这个神圣的称谓最准确不过。）他不仅不停地向我们证明他的存在，证明他对这个叙事世界的从属性质，而且还面对读者展示他的信仰和理论、个人的好恶，根本不加掩饰、毫不谨小慎微，这样有丰富经验、有高超技巧的家也让叙述者如此横加干涉，那有可能把作品的说服力彻底摧毁。这类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干涉有可能成为文体评论家所说的“结构破裂”，即出现破坏理想、完全打破读者对故事信任的不连贯性和不一致性。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现代读者很快就适应了这类干涉，觉得这类干涉是叙述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虚构的一部分，其特性实际上是由两个紧密混合在一起的故事组成的，这两个故事彼此不能分离：一个是人物兼叙述者的故事——从冉阿让在本沃尼大主教家中盗窃烛台为开端，以四十年后这个前苦役犯经过用自己毕生的牺牲和美德而获得了圣徒的称号、手握当年那些烛台进入永生为结束，另一个是叙述者本人的故事，他机智的讲话、感慨、思考、见解、创见、训诫，构成了精神思路，成为叙述内容的思想、哲学、道德背景。

    假如我们也模仿一下《悲惨世界》里这位自我欣赏、随心所欲的叙述者，在这里停顿片刻，可否对上述叙述者、空间视角和叙事空间来一番总结呢？我想这个停顿不会无用的，因为如果这一切还没有弄明白，那我很担心下一步针对您的兴趣、意见和问题，我要说的话会不会给您造成困惑、甚至无法理解（一进入关于形式的热门话题，您就很难打断我的思路了）。

    为了用文字讲述一个故事，任何一个家都要编造一个叙述者才行，因为这个叙述者是作者在作品中的全权代表。是虚构的，这个叙述者同样也是虚构的，因为他如同作品中的其他要讲述的人物一样，也是用话语编造出来的，他仅仅是为着这部才生存的。叙述者这个人物，可以置身于故事之内、之外或者模糊不定的位置，这根据叙述的第一、第三，还是第二人称而定。人称的选择可不是没有根据的：这要看叙述者面对叙事内容所占据的空间，将根据对讲述内容的了解和距离而变化。显而易见，一个人物兼叙述者知道（因此也包括描写和讲述）的东西不可能比他经验范围之内的还要多。与此同时，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则可能了解一切并且无处不在。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视角，就意味着选择一些具体规格，叙述者在讲故事的时候是必须遵守的，假如不遵守，那这些规格就会对作品的说服力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与此同时，作品的说服力是否能发挥作用、叙事内容是否让我们感到逼真、感到那优秀中巨大谎言中包含着“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守空间视角的界限。

    强调一下家在创造自己的叙述者时享有绝对自由，是极为重要的，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区分三类可能的叙述者时要考虑他们面对叙事世界所占据的空间，这绝对不意味着空间位置的选择是以牺牲叙述者的特点和个性为代价的。绝对不是。通过前面少数例证，我们看到了这些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包罗万象的上帝、福楼拜或者维克多•雨果中的叙述者相互有多么的不同，那就更不要说人物兼叙述者的情况了，其人物特点可能变化无穷，如同一部虚构中的人物一样。

    我们还看到了或许在一开始我就应该提到的内容，之所以没有谈及是为了阐述明白的缘故，但我可以肯定，您早已经知道这个内容了，因为这封信自然会散发出我所举的这些例子的信息。这个内容就是：一部长篇只有一个叙述者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的情况是：总有几个叙述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轮流给我们讲故事，有时从同一个空间视角讲述（从人物兼叙述者的视角，例如《塞莱斯蒂娜》或者《我弥留之际》，这两部作品都有剧本的形式），或者通过变化从一个视角跳到另外一个视角，比如塞万提斯、福楼拜和麦尔维尔的例子。

    关于长篇中叙述者的空间视角和空间变化的问题，我们还能走得稍微远一点。假如我们拿起放大镜冷静注视的话（当然这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无法接受的阅读长篇的方式），就会发现：实际上，叙述者这些空间变化不单单普遍而且在漫长的叙事过程中发生，如同为说明这个话题我所举出的例子那样，而且可以变化得快速而且短暂，三言两语中就发生了叙述者细微而难以捕捉的空间移动。

    比如，在任何不加旁白说明的人物中，都有一个空间变化，都改换一个叙述者。如果在一部以佩德罗和马利亚为主人公的长篇中，这时故事是由一位无所不知、远离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讲述的，突然之间插人这样的对话：“马利亚，我爱你。”“佩德罗，我也爱你。”虽然这番爱情的表白非常短暂，故事的叙述者已经从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用第三人称他来叙述）转变为一个人物兼叙述者、一个情节（马利亚和佩德罗）的参与者身上去了；随后，在这个人物兼叙述者的空间视角内，有两个人物（从佩德罗到马利亚）之间的变化，为的是让故事重新回到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空间视角中去。当然，假如这个短暂的对话不省略旁白说明（“马利亚，我爱你。”佩德罗说。“佩德罗，我也爱你。”马利亚回答），上述的变动也就不会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故事会一直从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视角讲述下去。您觉得这些微小、快速地连读者都来不及察觉的变动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吗？这可不是小事。实际上，这在形式范围内仍然是重要的，它们是微小的细节，一旦积累起来，就成为一种艺术制作优劣的决定因素了。总之，无可置疑的是，作者为创造叙述者并且赋予叙述者某些特征（移动、掩饰、表现、接近、疏远、在同一空间视角或者在不同空间跳跃中变化各种不同的叙述者）所拥有的无限自由，不是也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必须根据讲述故事的说服力加以证明。视角的变化可能丰富故事内容，使得故事充实起来，变得精细巧妙，神秘模糊，从而赋予故事一种多方面的含义；但也有可能使故事窒息而死或者破坏故事的统一性，假如这些技术性的炫耀、这种情况下的技术性不让生活体会——生活的理想——在故事里生根发芽，那就会变成不连贯性或者破坏故事的可信性，在读者面前暴露了作品纯粹技巧性的一堆廉价和矫揉造作的乱麻。

    拥抱您，希望很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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