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圆顶穹苍下，群星环绕着北极星，非常缓慢地往左边移转。法格斯坐在塔楼门边，背靠在经历三百年风吹日晒和雨淋的石块上，他看不到海，却能看见远处邪恶角灯塔的闪烁光芒，听见浪涛在峭壁下方拍打着岩石的冲击声，在黄澄澄的下弦月光下，斜映在峭壁上的松树剪影宛如犹豫不决的自杀者。
他手上拿着一杯白兰地，访客不告而别后，他又倒了一杯。马克维奇的离去仿佛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停顿，只是两人必须要面对的那件复杂事务里按规则进行的暂缓，法格斯自己承认，现在那件事无疑是他们两人的事了。他们的对话延续到傍晚过后，当访客正在描绘一个场景时，话说到一半却停顿下来：一张铁丝网和一座到处是乱石的山冈，山上光秃秃没有植物，铁丝网像个讽刺又邪恶的景框或像张照片那般框住山冈。访客嘴边还挂着照片那个字眼，在漆黑中站起了身子；他们已谈了好一阵子，两个人影面对面坐着，四周只有窗边的月光。摸找到背包之后，访客的身影显现在敞开的门边，定住不动了一会儿，宛如在犹豫该无声离去或是得先说些什么，然后，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通往城镇的下坡小径，法格斯也起身随之走出门外，刚好看到访客那身明亮的衬衫在松林阴影中走远。
伊柏•马克维奇——法格斯没理由怀疑访客的名字——忘了拿走那张《新闻镜头》的照片封面。这是画师点燃瓦斯提灯时发现的，当他寻找空杯想重新斟酒，却看到那页封面摊在颜料罐、脏抹布和插满画笔的瓶瓶罐罐之间。不过，很有可能不是访客忘了，而是故意留下来的，就像那本破损的《战争之眼》也被故意丢在两人谈话时访客坐的那张椅子上。对方曾说，“我需要您先了解某些事，那么最后我便能杀了您……”
战争画师想，或许是白兰地对心脏和脑袋的影响，多少减缓了那股不真实感。这场意外的拜访，这一番对谈，以及如同照片封面或他的战地作品集直接铺展开来的回忆和画面，一切好像都恰如其分地被安置于熟悉的场景里。甚至连法格斯此时倚靠的石墙背后那幅凹型宽面壁画，以及笼罩这一切的夜晚，都保留了适当的地点、角落、视角，来摆放访客像是在入迷的观众面前变戏法那般，从背包内陆续取出的东西，那时渐渐消逝的光线先将所有景物的轮廓染红，然后变得模糊，最后没入黑暗。让原摄影师惊讶的是，另一个人说出或没说出的一切，包括自己被宣告的那个死亡，不像是预言反而更像承诺，都显得跟自己身处在塔楼的事实以及那幅大壁画的工程关系密切。如果，就像艺术理论家所主张的，摄影可以做出绘画永远不该再做的事，法格斯则坚信，他在塔楼进行的工作，则是摄影有能力提示，却无法达成的事：一盘混沌的国际象棋棋局浩瀚绵延的圆形景象，那盘国际象棋代表着毫无宽宥的法则，统驭着世界与生命里邪恶的偶然；然而，到底是法则统驭偶然，还是偶然统驭法则，这种暧昧关系却并非巧合。这种观点证实了邪恶具有的几何特性、混沌的规则，以及外行人所看不见的线条和形状，那些线条和形状和他之前拍摄过的某个男人前额和眼皮上的皱纹非常相似。为了拍摄那个男人，他在一个公共墓地旁窝了一个小时之久，男人屈膝蹲着，抽着烟，揉着脸，看着自己的兄长和侄儿被挖掘出来。没人会无缘无故馈赠那种不晓得算不算特权的“特权”，让你在物体、景象或人类身上看得到那样的线条和形状。一直以来，法格斯就怀疑只有在某种行程或旅途之后才有可能办得到：例如，手握回程票前往一趟特洛伊战争。旅馆房间里一片孤寂，标示着相片，擦拭着照相机，视网膜里依稀残存着鬼魂的影像，或者晚些，回来后，面对摊放在桌上的相片，像在玩复杂的单人纸牌游戏一般，拿照片来洗牌、发牌。白发苍苍的尤里西斯双手染血，骤雨打散了冒烟城市的灰烬，那时船只也启航了。到了那时，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观看着那一切种种，喀嚓，喀嚓，喀嚓，暗房、冲洗相片、国际新闻摄影奖、欧洲焦点摄影奖，却也可以一辈子失败。而现在，法格斯是战争画师，把他带到那座塔楼的，是一位死去的女人和一个既定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在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内将那一切通通捕捉进底片里。
刚刚离开的男人确认了这个事实。他是墙上巨幅圆形壁画里的另外一道线条，更像是一个针对斯芬克斯［1］的沉默之提问。访客在那幅壁画上理当有个光荣的位置，一个被世界的矛盾和斡旋所指派的位置。那个世界顽固地想证实的是：混沌的确拥有无情的笔直捷径，可通往时间和空间里的精确位置，尽管动物的天生外形并不存在直线，自然界里也甚少出现直线——除了地心引力拉紧上吊者脖子上的绳索那一刹那以外。法格斯震撼不已：好个尽管。下午，伊柏•马克维奇把摄影集放在桌上后，转向圆形壁画，兴致盎然且安静地看了好久。
“所以，这就是您所看到的。”访客最后喃喃低语。
那不是问句，也不是结论。听起来像是访客在确认一个长久以来的想法。法格斯深知，要切断那幅壁画和桌上那本摄影集的关联是不可能的。摄影集不可能只是凑巧地翻在一张他早期的黑白照片上，那是在柬埔寨军队的导弹击中金边的坡士东市场后所拍下的：一个受伤的男孩从地上稍微曲身坐起，爆炸的烟雾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正盯着平躺在地的母亲，尸体正好对角斜躺在照相机的景框里，她的头颅被炮弹碎片炸开，鲜血在地上勾勒出多条复杂的细细长流。好几年之后，在摩加迪沙［2］面对和坡士东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一模一样的场景时，奥薇朵曾这么说：“太不真实了，我们体内竟然有这么多的血，我想有五公升多吧，不过把血流光也相当容易，是吧？”更久以后，法格斯想起那些话和那些照片，当时他右眼正贴着相机取景器，在萨拉热窝的市场里，一颗爆开的塞尔维亚迫击炮弹依旧冒着烟。五公升乘以五十或六十具躯体所流的血液，为数可观，血流成了细流、螺旋状和交错的线条，鲜红色泽渐渐褪去，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和哀号声消失，终至凝结。孩童们望着自己的母亲，母亲们望着自己的小孩，躯体和其他躯体形成对角线、直线、平行线，而地上那些不规则的液状线条，将所有的躯体网罗在一张红色巨网里。奥薇朵说的没错，人体内的鲜血多得惊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血液不断倾溢，也永远不停止流淌。但是她人已不在那里，无法看到这种相似之处了，她自己的五公升已经流尽，就在金边市场和萨拉热窝市场之间的时空里的一个点——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的壕沟里。
“原来没有照相机您是这样看待事情的。”伊柏•马克维奇语气坚定地说。
他已走近墙面，一根指头扶正眼镜后，双手交叉放到背后，身体微倾看着壁画的某个部分，那里炭笔素描的强烈线条已经上了点色彩，线条以奇怪的透视法呈现一个女人的躯体，脸孔尚未定形，张开的裸露双腿挨近前景，一股鲜血流淌于大腿之间，一位半坐着的男孩剪影就在附近，转身面向女人，或他的母亲。法格斯想着，人类的演化真奇特：鱼、鳄鱼、杀人犯，总在每个演化阶段的夹缝填上自己的尸体。今日的孩子，明日的刽子手。画师才刚开始画那个男孩，就保留了那些相同的特征等着画一位士兵；士兵群在那个场景的右侧，手上拿着步枪，推搡着城里的无数的逃亡者。城市的画法是以方形窗户和锯齿状的黑色废墟为底，在远处山顶上的灾火和爆炸光芒一片红海中勾勒成形；那些古老的法兰德斯大师的技艺并非仅是令人崇拜而已。
“我不太会欣赏艺术。”马克维奇解释。
“事实上，这不是艺术。艺术需仰赖信仰才得以生存。”
“那些我也不太懂。”
马克维奇保持不动，没有抽回背后的双手，非常专注地观察画中的一切，像是博物馆里安静的参观者。
“我要告诉您一个故事。”访客说，但没转过身来。
“您的故事？”
“是谁的很重要吗？就是一个故事。”
然后他缓慢地转向法格斯，开始讲述故事。马克维奇说了好长一段时间，中间停顿了好几次，因为他一直在找寻最适当的字眼，想尽可能精确地叙述细节，有时他留意到自己说话的方式随着故事步入高潮而失去客观，也变得有些激动。意识到这点，马克维奇会突然停止，摇头表示歉意，请求听者谅解，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在同一个点重新开始，声调变得更客观、更沉稳。
诧异的战争画师全神贯注于所听到的一切，也就是这样，他更坚信那张隐藏的网确实存在，那张网网住世界，也网住世上的事件，而世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没有前因后果的。于是，他知道了以前叫做南斯拉夫的国家里，某个小镇上有个年轻家庭：先生是农业技师，妻子负责打理家务、照顾菜园，儿子还年幼。他也重新知道以前已经知道的事：政治、宗教、旧恨、与人类粗鄙的本性所衍生的愚昧，以一场让亲朋好友和邻居互相对抗的战争来摧毁那个地方。塞尔维亚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及其克罗地亚盟友屠杀；这回他们抢先一步，归纳成四个字：种族净化。马克维奇这一家就是铁托元帅［3］的种族融合政策促成的通婚家庭之一；但是老元帅过世后，事情也变了样。丈夫是克罗地亚人，太太是塞尔维亚人，族群分裂将他们狠狠地拆散。当切特尼克民兵团开始杀害自己的邻里街坊时，妻儿运气还算不错，他们留在塞族聚居区，但丈夫却成了逃亡者，被克罗地亚国民兵组织征召入伍。
“得知母子平安让那个士兵可以安心度日啊……法格斯先生，您了解吗？当他扛着步枪，过着苦难又惊恐的战地生活时，知道家人置身安全之处让他感到安慰。您曾是这么多不幸事件中持有回程票的见证人，应该了解我指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吗？……烽火连天时，得知亲爱的人并未葬身在世界废墟的火场里的那种欣慰。”
法格斯坐在其中一张帆布椅上，手上拿着那杯白兰地，如同壁画上的人物那般沉静。他缓慢地点头。
“我了解。”
“我知道您可以。至少，现在我知道了。”马克维奇继续站在壁画前，胡乱指了画里一个地方，仿佛要提及的东西就在那里。“……您拍下我几天后，当我看到您在公路上跪在那个女人的身体旁，我以为您的情形就是那样：又一具尸体，又一张照片。当然，这是一种遗憾。永远有工作伙伴过世。但是别人丧生总是比自己丧生好，我那时认为您会这样想……有多少记者在我国的战场倒下呢？”
“我不知道。五十个左右。很多人。”
“就是那样。这么多人中之一，只不过她是女性。某段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知道那时我错了，并非只是多一个死者罢了。”
法格斯不自在地挪动一下身子。
“您在跟我谈您自己，谈您的家庭。”
马克维奇好像准备补充些什么，却停顿下来，嘴巴微张，专注地看着他。然后视线又远绕了一圈，在壁画和白墙上的草图上游走：雨中起航的数艘船只，逃亡者，士兵和浴火的城市，火山在远处爆发，骑兵互相冲撞，中世纪的骑士们正在等候上战场的时刻，人们穿着不符合时代的服装、拿着三千年前的武器在前景互相厮杀。
“士兵的家人安然无恙，”访客继续说，“同时他正为了祖国而战，尽管对他而言，这个祖国的重要性比不上另一个真正的祖国：那个女人和小孩……实际情形是，官方祖国变成一个叫做乌科瓦的屠宰场，变成一个可怕的陷阱。”马克维奇出了一会儿神，“您能想象那种处境吗？塞尔维亚坦克车逼得非常近，我们却没有武器可以抵挡它……一个早晨，那个士兵为了活命，跟着战友们像野兔般一起狂奔。然后，生还者重新集合，气都还没喘完，您就拍下那张照片。”
又是一阵沉默。法格斯喝了一口白兰地，依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专注聆听。对方再度转向壁画，现在看着画中的森林，人们像串串果实般吊挂在树上。
“最近这几年，我读了很多东西。”马可维奇继续说，“报纸杂志，还有几本书，也学会了上网。以前我不喜欢阅读，但是我的人生已改变许多。某次因缘巧合，读到某项关于您的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是为了一本您最新的摄影作品集所做的专访……根据您的说法，那是个科学现象：如果一只蝴蝶在巴西或其他地方拍动翅膀，会导致世界另一端爆发一场飓风……对吗？”
“差不多。那个理论叫做‘蝴蝶效应’。”
马克维奇淡淡笑了，一根指头指着法格斯表示赞同。然而，那是个奇怪的笑容，僵硬得不像是自己的。那抹笑僵在那里一会儿，露出烂牙之间的黑洞。
“奇怪的是，您竟然在那次专访中提到那个理论，因为那张照片就像蝴蝶振翅……照片流到奥西耶克的医院之前，士兵一直不知情。大家都向他道贺。他成了名人，一位克罗地亚英雄。乌科瓦刚刚沦陷，他的所有同志都死了，有的战死，有的被切特尼克民兵杀害：尼可拉、叟朗、多密斯拉夫、温科、葛鲁伯……那个葛鲁伯是他的长官。您拍照的那天，他们大家还走在一起。城市沦陷时，葛鲁伯一只脚刚被截掉，正在医院地下室。塞尔维亚人把他和其他人弄到院子里，对他拳打脚踢，然后在他头上开了一枪，再把他拖到一个公共的墓地里。”
法格斯明显发现，那抹浅笑，或那个随便怎么叫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他的对话者的眼睛现在盯着他看，宛如真正的焦点在远处，在法格斯背后的某个地方。
“照片里的士兵，”马克维奇继续说，“运气比他的同志好。或者不好……他因为受伤而退伍，启程前往札格拉布（Zagreb）养病的途中，在一个叫奥库加尼（Ｏkui）的地方，他的好运结束了。他搭乘的公交车中了埋伏。”
“公交车上的乘客是平民。”稍微停顿之后访客补充说明，“都是老弱妇孺。因此，塞尔维亚人不就地处决所有人，反而把他们带到一个由普通军队负责的审问中心，那名士兵在那里受到例行的虐待。之后，在一次次的棍打下，一个看守人认出他来。他就是那张知名照片里的士兵，乌科瓦的英雄，克罗地亚分离主义分子的代表脸孔。”
“他像畜生般被折磨了六个月。然后，由于某个奇怪的理由或巧合，他们让他活下来。将他转送到靠近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的一个俘虏集中营，在那儿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有一天，他们把他送上卡车，当他想着就要被枪杀了，却发觉自己在多瑙河的一座桥上，还听到有人说：交换俘虏，走吧！你自由了……”
马克维奇的双唇仍继续动作，但是没发出声音。四下沉寂。最后，法格斯看着对方像是吃惊一般，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仿佛才刚刚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环境里。
“您不介意我抽烟吧？”访客突然说。画师摇头回应，克罗地亚人走到背包旁，取出一包香烟。
“抽烟吗？”
“我不抽烟。”
马克维奇点了一根香烟，吹灭火柴时，寻找烟灰缸丢火柴。法格斯指了指一个法国芥末酱空罐。访客拿起罐子，嘴上叼着烟，手上握着罐子，走到另一张椅子坐下，面对着法格斯。
“您觉得这个故事怎样？”访客以自然的口气问道。
“悲惨。”
“并不特别悲惨。”克罗地亚人露出平和的表情，“是悲惨没错！但是还有其他更惨、更不堪的故事。故事总是相辅相成的。”
刹那间访客闭上嘴，眼神迷失在包围着他们的宽广壁画远处里。“相辅相成。”一会儿后他又重复说着，陷入沉思。访客补充说：“我是指完全被根除的家庭、在父母亲面前被杀害的子女、为了活命而被迫自相残杀的兄弟……您无法想象那个俘虏所看到的东西。痛苦、侮辱、绝望……法格斯先生，我们人类是残忍的嗜血动物，我们制造恐怖的能力没有极限。您应该知道这个事实，你拍了一辈子的残忍暴行，总是有些启示的，我猜。”
“所以您想杀我？……为了报复那一切？”
马克维奇的脸上再次出现那种冷漠的笑容。
“蝴蝶效应，您刚刚说的。真是讽刺，一个这么文雅的词语。”
译注：
［1］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中人头狮身的怪物，专出谜语给路人猜，若是猜错就会把人吃掉。
［2］摩加迪沙（Mogadiscio)，旧名哈马（Xamar），是位于非洲东部偏北的印度洋海港城市。
［3］铁托（Josipbroz Tito,1892—1980）是南斯拉夫联邦缔造者，并连任前南斯拉夫总统一职（1953—1980）。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铁托推行积极的民族平等和种族融合的政策，促成了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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