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香港政府在经过了长达18个月的社会公众咨询，终于拿出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为“5号报告”的《香港政制改革建议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尽管，“5号报告”的最后出炉，多数市民都认为这是一份民望所归的“政改方案”，在纷纭意见中，“政府是找到了最适当的平衡点，充分发挥了区议员的广阔民意基础，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注入了较高的民主成分，让选举制度可以实质性地朝着最终实现香港普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就是这个不知道倾注了多少人心血的“5号报告”，由于反对派议员的强行阻拦，非要在“方案”中把不是2007至2008年选举的方案，即普选的“时间表”捆绑在“5号报告”中一起实现，否则就不举手通过，结果终使“5号报告”流产。香港从上到下不少市民对这个结果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是立法会总共60名议员，“5号报告”必须要在得到2/3以上议员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够被通过，差一票都不行，都得胎死腹中。

    12月22日，也就是立法会匆匆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立即举行了记者见面会，会上曾特首尽管看上去始终保持了宠辱不惊的领导人姿态，但是他在话语间还是无法完全掩饰住内心的“遗憾与失望”。按照特首的想法，“5号报告”是他上任以后“希望送给香港市民的一份圣诞礼物”，但是现在愿望落空了，“香港平白错失了一个政制发展大跃进的机会。”

    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愿望”因为什么而“落空”？真的是由于他的想法没有出于为香港社会着想、为全体港人的根本利益着想的“公心”？是时机尚不成熟？都不是。

    “5号报告”搁浅后，从头到尾操作这份“报告”直至其完善、出笼的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更在同一天召开的“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记者会上心情万分沉痛地说：“这一天是香港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痛斥多位泛民主派人士”应该为“5号报告”的流产负起历史的责任，3次强烈批评24位投了反对票的议员不顾民意，漠视《基本法》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这24张反对票，决定了香港07/08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方式只能原地踏步，政制发展只能停滞不前；这24位议员的否决方案，令扩大立法会及其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成分的机会落空——“反对派议员发挥了他们对特区政府施压的能力，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对于“5号报告”的流产，香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议论、谴责。一位老先生在香港网站上上了帖子说：“5号报告”的流产，我觉得好可惜，为什么香港有民主进步的时候，立法会议员都没有把握住？我现在已经六十好几了，很快就要过70了，这次机会一错过，还不知几时才能等到，等不等得到？一位姓钟的先生则指出：香港民主有没有进步都无所谓，我觉得香港最要紧的还是稳定，经济好，政治上少点争拗，那样就对老百姓最好……然而“舆论毕竟是暂时的，利益是长久的”，香港立法会墙上的“计票器”当时不是明确地显示出了“投票的结果”没有超过2/3吗？“票数”决定一切，“权力”的最终体现都在“票数”的多少上，谁管这样的“权力”是否真正体现了民意，是否百分之百的与“公平”严丝合缝？

    香港立法会“计票器”包含着太多的东西，输赢中有较量、有技巧，有时甚至也有天意和时运。香港究竟由谁当家做主？香港人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他们自己？不错，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

    经过了这次立法会，我再途径中环，再从立法会大楼的脚下走过，再抬头仰望楼顶那位蒙着双眼，左手持剑，右手拿着天平的希腊女神，心里已经少了一些东西，当然，也可说多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一时说不清，说得清也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