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1928年7月拟定的宣传口号中有如是一条。
而这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分田不仅仅是宣传口号，已真正付诸实际行动，土地革命在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是边界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专门成立了土地部负责这项工作。而在县、区、乡的各级工农兵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土地委员会。
土地委员会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般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土地分配时，先要由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方案。为此，土地委员会必须就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要制定分田方案、划分阶级。因为是否分田，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的。鉴于当时“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所以划分阶级的事往往比较简单。
各级工农兵政府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使农民群众很自然地将土地革命问题与工农兵政府联系到了一起。到井冈山根据地不久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评价说：“‘苏维埃政府’在一般民众的认识程度，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准的。”
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内，全面铺开土地革命，干部和骨干的缺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到各县的乡村，帮助和指导分田工作。
当年被派到宁冈县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
“我在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
“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抽肥补瘦”，很形象的提法，这是当时分配土地的一个原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根据地在最初确定分配土地的方法时，一般是以原耕为基础，按照分配土地的平均数，多出来的土地拿出来，少了的则补足，此为“抽多补少”之原则。
然而，井冈山地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的情况差距很大，在实行“抽多补少”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办法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雇农。这是因为富农的地，一般都比较好，而贫雇农种的地，一般都比较差。“抽多补少”，富农的好田往往就分不出来。于是，毛泽东又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把富农的好田也要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种，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抽肥补瘦”的方法也不难，以每亩田4担谷为标准来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进行登记造册，然后按上、中、下搭配分田。这样一来，使土地分配更趋合理。
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还确定了两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一是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进行统计和计算，来确定分田的平均数，是根据地土地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秋收起义之前的1927年8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湖南省委起草的《土地纲领》中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井冈山根据地最初的土地分配中，采用的是以村为单位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觉得以村为单位的方法不太好，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土地分配，实践证明，这个方法较为切合实际，效果较好。
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而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参加平分土地。“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这与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待其精神传到井冈山时，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早已全面展开，并且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此时如按六大的决议改过来，将贫苦农民已经分到手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雇农的积极性。所以，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分田的政策基本确定之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全面铺开，很快取得了成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在向省委的汇报中，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土地分配情况：“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如过去我耕田很多，现在分少了，原田分给别人了，农民便要拔去秧苗，不要好了别人，结果是由现得田的人补以工钱，或将来平均分谷解决了。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多。”
分到了田的贫苦农民，感激不尽，他们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
当然，他们也不无担心：“土豪回来怎样呢？”
还没有开始分田的贫苦农民，望眼欲穿，他们不时地问：“分田的公事来了吗？”
杜修经上述报告的内容，不久后即登载在《布尔什维克》第25期的一篇署名觉哉的文章中，向全党作了介绍。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之中，当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许多地方的共产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顽强抗争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成功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这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
农民分得了土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未到此为止，他们还要督促农民生产，坚决杜绝抛荒。
《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就反映了苏维埃政府对分得田地农民的要求，不妨全文录下：
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
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以牵连。
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
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井冈山的分田也存在一些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非“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做法，既不符合中央的有关精神，又人为地增加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直到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才开始纠正。采取的办法是，“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例如为了打破一些农民“等公事来”的依赖观念，采取了包括烧毁原有田界在内的“种种办法”，而做耐心深入的发动群众工作不够。
在实行分田的时期，有些富农站在大自耕农的地位上主张合耕，以阻挠土地分配，有的甚至混入革命队伍，反以“苏维埃政府”的政权，来打击贫农。
尽管如此，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是令人满意，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从4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革命战争，加快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就在农民分得了土地的这一年，井冈山地区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使边界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一定保障。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