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词叫“中兴”。所谓中兴，就是在一个王朝处于衰落甚至到了灭亡边缘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使这个王朝挽救危机的局势，重现繁荣的胜景，这样的时期，就是为无数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兴”的时候不少。汉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过让封建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兴”时代，但是大多数的中兴，往往都有两个毛病：一是这些中兴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大多都是某一个君王在任时期，而且会随着这个君王的过世，就戛然而止；二是这些中兴，大多数都是通过对体制内政策的重新调整实现的，中兴的过程，也多是表面的繁荣，内在的矛盾隐藏得很深，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兴的“含金量”，其实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说哪一个中兴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么东汉开国的“光武中兴”，是其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中兴”。

    有关“光武中兴”的历史评价，历代的史家赞美甚多。比如东汉时期的学者张纯就曾说“（光武）兴于匹庶，荡跌天下，诛除暴乱，兴继祖宗”。后世的赞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时期的陈良更说“古今中兴，无过于此”，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之所以评价很高，还是因为光武中兴的成就，不但结束了西汉以来战乱的局面，重建了一个汉朝盛世，且这场中兴的沿革，并没有因为刘秀的过世戛然而止，相反继续发展，持续之后的几代人。无论从持久程度还是“GDP成就”上，光武中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且来看看，真实的光武中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er">一

    后人说光武中兴的成就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刘秀登基即位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残破的烂摊子，甚至比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来，他面临的困难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秀初即位的时候，当时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就曾有言“祸害未解，兵连祸结，刑法弥深，赋敛越重，夫妇离散，庐落丘墟”。因为从王莽末年开始的连年内外战争，汉帝国的经济破坏极其严重，根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死于战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西汉帝国的旧都长安周围甚至堆满了尸体，长年散发着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汉开国更严重的，就是东汉这时期的连年大规模瘟疫，与匈奴战争以后，从草原上传来的各种瘟疫，开始在中国大范围地蔓延，当时的中医对这些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几乎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尤其是鼠疫，在当时中国，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比时知名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还普遍采取观望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富有声望的名门们，都多次拒绝过东汉政府的召见。而且边境的问题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机侵扰边关，汉帝国的边防几乎是烽火连年，内外交困的局面，就摆在了刘秀的面前。

    对于光武中兴采取的各种措施，各类历史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刘秀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各种政策上。事实上，刘秀之所以能够迅速的让国家从战乱的破坏中走出来，稳定国家政局并且恢复经济，有一个和刘邦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威权。这就是东汉与西汉最大的不同，西汉采取的是道家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即鼓励民间自然经济自由发展，国家并不做太多的干涉。东汉却不一样，东汉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统的学说，讲究的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的力量整合资源，使得经济高速腾飞，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刘秀在整治国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

    刘秀当时对政治制度的整治，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强化皇权，限制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让他的个人意志迅速成为国家的主体思想，并且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之中。

    首先一条，就是加强中央对方的行政控制。

    东汉在建国的时候，大体的国土面积与西汉差不多，国家以郡县作为地方政权，全国一共有118个州郡，从地方区划的数目上看，东汉的地方郡县数量远远大于西汉，这正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利，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曾经临时设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刘秀改革为常设机构。刺史负责治理其境内的管理，并且有领兵、发兵的权力，传统的地方州郡官员，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同时，刘秀因为人口减少，在全国开始了“县城合并”运动，在全国裁撤了大批地方县城，将县城合并，以集合人口，全面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汉光武时代开国的地方官员们，身份和西汉初期开国也有很大不同。西汉初期开国，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当地名流，成分比较单纯。到了刘秀时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王莽时期的旧官员，也有皇室宗亲，功臣宿将之后，因为人员比较杂，所以隐含的麻烦也比较多。王莽时期的这些旧官员们，和前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固然有非常丰富的治理地方的经验，但是前朝的陋习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掠夺百姓和贪赃枉法上，许多人都是“老手”，这些人既要用，更要监督。而皇室宗亲与功臣宿将，他们的问题却是“马上得天下，马上难治天下”，这些人大多数是军人出身，最大的优点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时候一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反而会好心办坏事，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设立刺史制度，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员权力，不给他们专权的机会，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职权进行调整的时候，东汉帝国的中央机构也在进行改革，东汉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称三公，但是在具体的职权上，东汉却进行了大力的削减。和西汉时期三公往往有“太师”“太保”“太傅”等名誉爵位不同的是，东汉仅仅保留了“太傅”。东汉的九卿，和西汉不同，完全被划入了三公的附属之中，从表面看，这样是加强了三公的权利，但事实上刘秀却是“阴坏”。一是刘秀一反西汉时期让周勃、陈平等开国元勋担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开国元勋一律不能担任三公。而在权利上，三公其实也大为缩水，刘秀的各项统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书台来实行，三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名誉性的职位。

    而刘秀在中央政权上的新发明，就是著名的“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刘秀时期，尚书的权利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62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都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对比鲜明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家互相牵制，刘秀的皇权，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威权，刘秀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强化个人威权的做法，在东汉开国的时期，不但没有引起下面的抵触，反而引起了举国的拥护，因为尚书台的官员，虽然品级低微，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和功臣宿将关系密切的官员，上上下下早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位高无权的三公和位低权重的尚书台之间，开始也就能形成“和谐”局面。但是从当时恢复国民经济的角度说，尚书台的建立，确实起到加快国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权时期的机构林立，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对新政策的抵触重重，尚书台对于皇帝，却只有无条件的尊奉实行，帝王的威权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与行政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刘秀对于外戚集团的遏制。当时的刘秀，对外戚集团是极其提防的，因为当年西汉帝国，就是灭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团，所以刘秀在开国后，对外戚进行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用来换取外戚们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点上，刘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开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刘秀收回，刘秀还煞费苦心，给予三位舅舅名马高车，让他们在家乡招摇，以示荣宠。刘秀的三个舅舅们也很知趣。比如刘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祖训，要求家人来起尾巴做人。舅舅们起带头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刘秀在封郭圣通做皇后时，顺便封了皇后的几个兄弟为侯爵，后来郭圣通被废除，但是她的几个兄弟并未被追究责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职，反而加赐俸禄。郭圣通之后被封为皇后的阴丽华，她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刘秀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刘秀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刘秀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刘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后来阴识的弟弟阴兴也多次推辞加官进爵，最后干脆归隐山林。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也给了所有人政治信号。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除了怀柔手段以外，刘秀有时候也杀鸡给猴看，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刘秀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秘，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刘秀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牢狱，之后又在阴皇后的求情下，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容沙子。

    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er">二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

    而且刘秀本人，也是一个对儒学非常热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于地主之家，从小受儒生的教育长大，即使是后来做了皇帝，对儒学的热爱也是有增无减。他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因此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不但热爱儒学，刘秀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刘秀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主体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刘秀以马上开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军事上的探讨活动，其中东汉名将冯异曾劝说他抽空给军队“做报告”，讲述自己征战的经过，刘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讲之何益”。

    刘秀的儒家治国思想，对于整个东汉的朝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点在官员的任用上，刘秀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刘秀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凭着儒家官员的抢班夺权，原先在刘秀打天下时候立下战功的功臣们，也变得非常识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时候，作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职，刘秀随即给了李通厚赐，并下诏表彰其功勋，这个政治信号一放，各路功臣们纷纷响应，大将军邓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权，随后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将原来作为独立指挥的兵权，划归到“三公”治下。如此一来，东汉的政权，也就真正消除了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战争时期，刘秀的军队数量，最多时曾到达100多万人，到了开国之后，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重新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刘秀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队，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刘秀在位时期，整个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大约30万左右，但东汉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刘秀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到整个汉帝国时代。

    崇尚儒家治国的刘秀，其本人也经常给人以“阴柔”的感觉。这里的“阴柔”，说的是他为人宽厚平和。比如刘秀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刘秀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刘秀听了果然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刘秀的治国方略。刘秀得天下后种种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举措，其施政根源，就是来自于“柔道”。

    刘秀“柔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强化皇权，特别是将皇权神话。刘秀一辈子崇尚节俭，做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花钱，甚至和匈奴打仗也不舍得花钱，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舍得花钱，那就是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做为标志，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刘秀不要迷信这些图谶，厚道的刘秀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差点被刘秀拉出去砍了。而另一个当时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主张唯物主义，他一生都在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刘秀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刘秀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虽然因为强化神权，刘秀办过几件冤案，让一些官员受了委屈，但是从私德上说，他确实是一个很“柔道”的人。比如他崇尚节俭，吃住都很简单，而且不喜欢酒和音乐，为了推广勤俭生活，他曾下令不许太官（管理宫廷伙食的）接受各郡国馈赠的珍馐美味，外国来东汉进贡的使臣，送来的所有珍奇珠宝，他都用来赏赐功臣贵族。而且他个人的“气度”，也是被人称道的地方。刘秀为帝时，可以说是比较宽厚的，即使对于那些对他不敬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计较。比如太原名士周党，是春秋时期晋国王室的后代，在当时颇有盛名，刘秀一直想召他做官，但是周党拒绝接受，后来实在推脱不掉，接受了刘秀的召见，在觐见的时候，周党态度傲慢，甚至对刘秀“拜而不跪”，这在当时是非常“大不敬”的行为。刘秀并不计较，反而封周党为官。周党却不识趣，坚持说自己不愿意做官，即使这样，刘秀也没有难为他，在厚赐了一些金钱后，派人把他礼送回家。刘秀的老友严子陵，和刘秀是儿时的朋友，交情深厚，刘秀称帝后，严子陵拒绝为刘秀效力，相反躲在了山东一个湖边钓鱼隐居。刘秀把他的画像绘制了传遍各地，最后总算在山东找到了他，严子陵还是拒绝为官，刘秀恋恋不舍，在洛阳留严子陵住了好久，畅谈治国心得，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住严子陵。严子陵钓鱼的典故，至今也为人津津乐道。

    但宽厚的刘秀，有时候也有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在整顿官员方面，他对于贪污腐败极其痛恨，在他登基初期就定下规矩，京城官员有犯法的，要一律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在查出贪污腐败行为后，首先要接受杖责。虽然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是西汉末期开始的官场腐化局面，不用重典有时候也是不行的。

    <er">三

    东汉建国后，刘秀的折腾很多，对内折腾政治制度，对下折腾地方行政制度，全国上下折腾儒学，这么做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能够稳定发展内政。在此期间，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解决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王朝肆虐已久的边患，边患的主角，就是汉帝国的老朋友匈奴。

    在西汉昭宣中兴时期，匈奴基本上消停下来了，特别是在陈汤灭掉北匈奴之后，南匈奴对待汉朝，基本就像对待爹一样。但是到了王莽时期，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王莽挑起来的，王莽称帝后，为了强化威权，去匈奴收回了当年汉帝国授予的册封印，改成他自己重新颁发的册封印，但是在内容上，他把原来级别是“王爵”的匈奴贵族们，降低成了“侯爵”。一字之变，引起了整个匈奴阶层的愤怒，从此之后，中原与匈奴战火重燃，兵连祸结，而且原本已经是汉朝国土的西域大地，也因为王莽政策的失当，从此宣布叛汉，玉门关以西的领土，暂时不再为中国所有。更严重的后果是，趁着中原大地内战之际，匈奴也频繁出兵，骚扰中国边境，而且还和中国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刘秀在位时期，匈奴先是在中国北方，扶持了彭宠和卢芳两大汉奸割据政权，在这些“伪军”的引领下频繁进犯，北方边境遭荼毒无数。特别是五原、朔方、定襄、云中、雁门五个郡，在西汉的时候，是中原王朝抵挡匈奴入侵的屏障，而在当时，却全落入了卢芳等汉奸政权手里。这时候刘秀的处境，像极了1000多年后建立初期的赵宋王朝，同样是失去了几乎包括后来幽云十六州范围的北方要地，也面临着游牧民族持续的侵扰。刘秀即位早期，曾经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在汉军的持续打压下，诸路“汉奸政权”或死或降，随着最大一股反汉势力——卢芳的最终归降，东汉王朝最终收回了抵抗匈奴的战略要地。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刘秀登基的前20年里，匈奴有历史记录的大规模侵扰，万人以上规模的竟然达到了37次，如此频繁的进犯，是对北方边境的巨大威胁，而原本被西汉霍去病所降服的东部乌桓等部落，也趁机和匈奴相互勾结，北方的千里边境上，自汉武帝以来再次战火漫天。

    为了抵抗匈奴，刘秀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迁移北方边民入境居住，增加兵力分兵把守，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时候，一个天赐的机会出现了。公元46年，匈奴草原发生了特大暴风雪灾害，匈奴部落死亡大半，这时候匈奴内部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居到塔里木盆地地区，控制西域；一派主张南下投降汉朝。两派争论不下，最后兵戎相见，结果，匈奴再次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其中南匈奴到五原郡向汉朝投降，表示愿意成为汉朝藩属，帮助汉朝抵抗北匈奴的进犯。南匈奴的内附，在当时引起了汉朝朝廷的争论，朝中的军将一派主张趁机出兵，彻底消灭南匈奴，名将藏宫自请5000精兵，发誓要彻底消灭匈奴。刘秀却做出了理智的判断，这个时候选择战争，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因此，在经过反复商议后，次年刘秀正式接受了匈奴人的投降，双方订立盟约，南匈奴恢复了自汉宣帝时代后对东汉的归属关系，而后南匈奴八部，被汉帝国安置在五原地区，建立了南匈奴的王庭。为了表示忠心，南匈奴还派王子到汉朝来做人质。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北匈奴大举进犯汉朝边境，急于表现的南匈奴八部火速出击，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打退了北匈奴的进犯。而后为了方便统治，刘秀将南匈奴单于迁移到山西西河，在北方各个边郡，分散安插南匈奴的部落，在汉朝对北方的防御中，他们其实担当着侦查骑兵的作用。

    对待匈奴，刘秀采取了或打或拉的政策，但对当时是匈奴“狗腿子”的乌桓，刘秀的原则就是打！从公元44年开始，刘秀以马援统军，多次发动对乌桓的战争，在数次重创乌桓之后，刘秀又“打个巴掌揉三揉”，主动派人招抚。到了公元49年，乌桓终于投降了汉朝，并且在汉朝的要求下迁移塞内，作为汉朝巩固北方边防的生力军。刘秀用拉拢南匈奴的办法对付北匈奴，再用拉拢乌桓的办法，对付骚扰辽东日烈的鲜卑，连横合纵的政策，在当时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时期的刘秀，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失策：西域问题。

    西域在西汉宣帝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开始，就是西汉帝国的领土，后来虽然因为王莽政策失当，导致西域诸国叛变，但大多数的西域国家对于汉朝，依然怀着很深厚的感情。到了东汉初期，西域已经有了55个国家，要求重新归附汉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公元44年暴风雪灾之后，北匈奴移居到了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开始了他们对于西域大地的残暴统治。天山北路的西域国家在匈奴的胁迫下，不得不归顺了匈奴，但是他们对于汉朝的怀念依然是很强的。

    西域国家中，对汉朝感情最深的就是莎车国。莎车国的国王延在汉元帝的时候，就曾经以人质的身份在汉朝常住，对于汉朝高度繁荣的文化非常羡慕，他临终的时候曾有遗言“世代不可负汉家”。所以在北匈奴肆虐西域时期，莎车国是抵抗最为激烈的国家，当时汉朝设立在西域的西域都护府沦陷之后，莎车国主动收留了当地汉朝的驻军，总数多达近万人。东汉建国之后，莎车国通过河西大将军窦融，向刘秀表达了归附之意，刘秀当时很是赞赏，派使者册封莎车国王为“建怀功德王”，从此以后，莎车国以中国的臣子自居，率领天山以南的西域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当年在这里戍边的汉人家属们，也正因此才得以保全。

    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3年，被刘秀授予“建怀功德王”的莎车国国王王康病逝，其弟王贤来到汉朝，请求继承哥哥的王爵，这本来是汉朝重新恢复对西域统治的好机会，然而敦煌太守裴遵却上奏，认为授予“蛮夷”大权是不妥当的。刘秀也就顺手推舟，收回了对莎车国王的册封，刘秀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不止因为裴遵的上奏。这次王贤的请求，是通过大司徒窦融来转呈的，作为掌握河西走廊兵权的窦融，一直是被刘秀所忌惮的，而窦融和莎车国的关系也一向非常密切，出于“御人之术”的考虑，刘秀做出了这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恼火的王贤回到西域后，自立为单于，开始四处扩张领土，不再听从汉帝国的统治，西域南路虽然在莎车国的庇佑下，没有落入匈奴的手中，但也同样不再为东汉所有。

    公元45年，长期遭受莎车国和匈奴欺凌的西域国家，联合组成了“请愿团”，车师、上善等18个国家联合来到洛阳请愿，向刘秀哭诉匈奴和莎车在西域的暴行，请求汉帝国出兵西域，但刘秀却除了厚待各位使臣外，并没有顺从他们的决定，反而告诉他们，愿意留在汉朝的我们欢迎，愿意脱离汉朝的我们也尊重。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这些请愿的国家，不但没有请来救兵，反而遭到了莎车国和匈奴的报复屠杀。此后西域各国或归匈奴，或归莎车，都脱离了汉朝的统治。丝绸之路因此中断，汉帝国重新恢复对西域的主权，是后来班超通西域的事情了。

    <er">四

    虽然有失策，但是从“GDP”成就说，光武中兴还是实至名归的。

    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刘邦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刘邦“无为”，刘秀“有为”。刘邦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听任经济自由缓慢发展。刘秀则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动投资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兴修水利。东汉初期的水利工程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时期，比如在河西走廊地区，刘秀就曾设立水官，负责开凿沟渠，灌溉农田，河西走廊的农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

    东汉时期在经济上的另一个创举，是经济带的扩展。东汉时期，中国最富庶的经济区，主要是今天的关中、河南、山东三个地区。刘秀时期，曾经在荆州、襄樊等地区设立农区，招抚流民前来耕种，荆襄地区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后来三国时期，荆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刘秀时期开始的开发华中的政策很有关系，与此同时，刘秀还重新修缮了秦国时期的郑国渠，使其恢复了水利灌溉作用，关中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但从此之后，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中心了。

    在农业大力恢复的同时，东汉时代的手工业也重新发展起来。东汉时期的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化”，即由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包括冶炼、纺织、制盐、土建等产业，都以官府的“国营企业”为主。但比起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高度垄断，西汉并没有禁止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相反是允许其发展，但保证官营手工业占有主导地位。

    <er">五

    刘秀的各种政策，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获得了回报，经过东汉建国后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新出现了起飞状态。从发展速度上来对比，东汉建国的早期，经过光武、明帝、章帝，到和帝的四代皇帝，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恢复到了西汉文景之治的最高经济水准。中国的人口，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准——53296219人。在刘秀统治的后期，东汉经济已经初现繁荣，史载当时“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以至于“天下安平”。有此局面的刘秀时代，说是“光武中兴”，可谓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