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翘课。

    有的人翘得很灵巧，

    有的人翘得很粗鲁；

    有的人为了翘课，让自己早已过世的外祖母“一再病危”、每个月固定在生死边缘徘徊。

    我当然也翘课。

    我靠的是“特权”。

    特权如果来自于拍老师马屁、打同学小报告这类不入流的行径，那是很没出息的。

    但如果特权来自于“专业技能”的话，就不失为“有格调的”翘课之道。

    什么样的“专业技能”呢？

    像打球、演讲、心算、弹琴这类的，当然都是很符合“当局利益”，很能制造翘课机会的。

    至于染发、飙车、用牙齿咬开酒瓶盖、用舌头把樱桃梗打结这类的专业技能，就最好自行在民间发展，不太能指望用来翘课。

    什么样的专业技能，可以得到学校最大的放纵，换来最多的翘课机会？

    当然必须是这所学校的“显学”。

    如果你的学校最重视电脑，你就不要老是练习扯铃；如果学校专在棒球上扬名，你的西班牙文造诣可能也就会受冷落。

    那么，我念的小学，当红的“显学”是什么呢？

    说出来，一定让人觉得“深具时代意义”——

    吾校之显学，正是“唱平剧”！

    “唱平剧”，实在是很冷门的课外活动，我后来情窦渐开，常常忍不住懊悔自己选了平剧——如果学拉小提琴，起码可以用来对暗恋的对象下蛊，一边拉出摧心的曲调，一边紧锁双眉，做出痛苦又陶醉的迷人表情。或者起码应该学素描，把对方听课的侧影画下来，偷偷放在对方书包里，在潇洒的签一个鬼也看不懂的签名。

    然而，我既没学拉小提琴，也没学素描。

    我选了学平剧。有谁能靠唱一段平剧，而掳获佳人芳心？

    神经的小朋友还不只我一个。大概在那个年代，我们这类家庭看平剧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学校请来了余老师和孙老师，余老师是年华正茂的美艳名伶，带着女生组学青衣花旦，孙老师是辈分很高的前辈师傅，带着男生组学唱老生。

    学校派下来的第一出戏码，正是鼎鼎大名，可是实在满无聊的“四郎探母”。

    为什么第一出就学“四郎探母”？

    大概是因为这是所有平剧当中，被表演次数最多的一出，就像在各国的哥剧院，蝴蝶夫人必须一再的自杀，卡门必须一再的被杀一样，杨四郎也必须一再探望他的妈妈。探到他妈妈吐出来为止。

    “四郎探母”这出戏既没有死半个人，也不会打半场仗，纯粹是出“亲情伦理大悲剧”。

    一个中年男人，被迫放弃宋朝的公民身分，用假护照居留在番邦，为了生存，甚至犯下重婚罪，宋国有个太太，在番邦又娶一个太太，而且娶的还是番邦公主，不但娶了公主，还生了孩子！

    结果老母亲竟然代表大宋国，带兵来攻打番邦，番邦当政的老太后当然起兵抵抗；是自己的老妈妈，来攻打自己的老岳母。

    杨四郎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每一个大时代造成的小悲剧一样，有点残忍的可笑。

    可是，对我们这一群十岁不到的小孩来说，“四郎探母”实在不是一个令人跃跃欲试的故事。跟“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能比嘛。

    但总还是比上课有趣多了。

    我们越玩越逼真，戏也学会了，角色也分派好了，竟然就要上台公演了。

    一群十岁上下的小鬼，要公演“四郎探母”这样的政治宫闱丑闻剧，实在是奇妙的安排。要是换了别家小学，大概校庆同乐会上乱七八糟瞎演一场也就够了。

    我念的这所小学，状况不太一样，校长是平剧的大行家、爱戴人士，她找记者来看彩排、拍剧照、印节目单，我们在容纳千人的纪念馆公演，面对满场大人观众，然后第二天上各大报去出风头。

    我们这所私立小学，众集了多少当时厉害人物的小孩呢？这个答案，可从“演出说明书”的“演员表”上得知——

    这很可能是“四郎探母”演出有史以来，最古怪的一张演员表了。

    演员表上，“杨四郎”有两个，可是“候补杨四郎”有八个！

    番邦那位“铁镜公主”有一个，可是“候补铁镜公主”也有八个！

    这张演员表看起来真的很吓人，简直不像平剧演出的演员表，而是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名单，彷佛每五分钟就会阵亡一名，需要马上递补的惨状！

    事实当然没有这么惨烈，杨四郎之所以会有两个人演，是因为一位同学演前半段，我演后半段，至于“候补杨四郎”，“候补铁镜公主”，其实是为所有扮演“龙套”和“宫女”的同学所创出来的头衔。

    这些位演“龙套”和“宫女”的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大有来头，不是大官、就是耆宿，不是富商、就是名流，为了得到他们的捧场，实在不宜逼他们承认自己的小孩在“四郎探母”里演的是八个一组的龙套宫女，改说成是“候补杨四郎”和“候补铁镜公主”，当然皆大欢喜。

    光是一张演员表，已经让十岁的我，充分体会了娱乐界竞争的残酷铁律：“演员只有两种，一种候补，一种等着被补”。当然也学会了社交界的生存法则：“你给别人面子，别人才会给你面子”。

    “四郎探母”是一出充满人情世故的戏。演“四郎探母”的过程，也是出充满人情世故的戏。

    “四郎探母”演完以后，我的“演艺生涯”并没有跟着结束。

    我开始拥有一些“高龄歌友”，有些老太太会送我糖果礼物，有陌生的老伯伯会跟踪我，等在校门口要找我说说话。

    我也奉父母之命，没事就要签几张“公关用签名剧照”给各家亲朋。

    有时还得“应召出席”，在餐前酒后为来家的贵宾“清唱”一段。

    当然，我们这几个演公主、演太后、演四郎的小鬼，也都因为唱戏而得宠、而得到校内的高知名度、而得到不少“特权”。

    这些特权包括“翘课合法化”，“经常进出校长府第”，“造型的空间增加”等等微不足道，但又很有搞头的小事。

    我在感受这些小小特权、小小知名度、小小乐趣的同时，渐渐不自觉的明了了这小小人类社会的奥妙——

    大人老想把我们关在课本里，可是真正的乐子，都在课本外面，那个无边无际的险恶世界里。

    当然我会了一些堕落的技巧——比方说，利用体制来扩张自己的权力，比反抗体制要方便得多了。

    我在这所私立学校，待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从幼儿园一再直升，一直念到高中毕业。我代表这个学校，参加无数的比赛——作文、演讲、辩论，拿到的奖状，足够当壁纸；搬回学校的冠军杯，足够圆桌武士一人一个拿去吐痰。我也不间断的当班长、当模范生、当学生会主席、当毕业生代表，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明白——

    对所有这些事、这些比赛、这些“公职”，我都没有热情。

    我从来没有把那些冠军杯当成是光荣，我也从来不认为担任那些“公职”是为了“服务人群”。

    我只是凭丛林动物的本能知道，这些冠军杯，这些公职头衔，都可以让我更任性、享受更多特权，也更方便的摆脱困顿的、愚蠢的、课本里的世界。

    我很冷淡而有效率的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像个“个人工作室”那样靠“接案子”来赚取我要的空间。

    爸妈常常困惑，搞不懂我为什么出去比赛得了冠军，回到家却绝口不提。

    他们不晓得，我是以这些冠军为耻的。

    我的作文、演讲、辩论，全部都充满了我一点也不信的谎言，用尽了我觉得很廉价的表达技巧。我不得不引以为耻，因为这些跟光荣无关、跟热情无关，只是为了换取更多不被控制的特权而已。

    这是我在这家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终于用行动唾弃了自己的特权，我编了叛逆的校刊，让自己被记了大过，用惊险的成绩毕业，离开这个学校。

    我很喜欢这段“高度政治化”的少年岁月，我从中体会到的，不管是腐化的乐趣，还是反叛的快乐，都替后来的我省掉了很多时间，不会再耽溺在无聊的权力游戏里。

    教育，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把你抛到空中，接近一下星星，再让你跌进沟里，闻闻自己的臭。

    当然，接着你就会把自己洗干净，如果你运气还不错的话。

    我的运气，好像还不错。

    我闻得到我自己的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