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在还不可能预料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展状况的时候，这段话，自然也反映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种真诚愿望。
这个时候，运动还仅仅限制在大中学校和一些党政机关里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尖端科研和国防建设等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同以往政治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来势更猛，涉及面更广，其矛头也越来越上指、滥指。对此，一直关注工农业生产情况的周恩来一方面也讲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他又再三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机关和学校，其他行业则应“三大革命”一起抓，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中旬从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并席卷全国，开始波及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这就在事实上冲破了“十六条”中关于运动的一些限制性规定，违背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求稳定国民经济秩序的初衷。为此，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宣传和行政措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这篇根据周恩来意图、由副总理陶铸主持起草的社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想法，即在认可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把“革命”和生产分开，实现二者“双轨并行”，又“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亲自宣讲社论中的观点，提出：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
基于同一认识，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文件下发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对此，毛泽东批告：“可即发，不要讨论了”。于是，这两个文件均在9月中旬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文件传达后，立即受到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纷纷表示拥护。他们说：原来看到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不正常现象很着急，但又不敢讲；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就可以挺起腰杆讲话了。
在试图制定某些具体政策规定来限制“革命”、保障生产的同时，周恩来还利用公开场合向广大青少年做说服解释工作。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红卫兵与工农群众的矛盾纠纷，周恩来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此外，周恩来还在一些场合对抓紧工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表示明确的意见，其中已流露出他对于形势发展的担忧。鉴于工业生产的状况，他提醒说，现在，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又说：“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他还针对国防科研中的问题强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经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的时间了！
不难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仍继续发动，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尚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周恩来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场“革命”能否真正发动起来、深入人心，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怎样才不被打乱，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国防尖端事业能照常进行。他曾向调来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一吐心中忧虑所在：“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在“革命”与生产的天平上，周恩来的重心实实在在地倒向生产一边。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鼓动下，不仅机关、学校里开展“四大”，搞起运动，许多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也都纷纷建立群众组织，互相串连，热衷“造反”，把斗争矛头对准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党政领导。这样一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了，工农业生产各部门尤其是工业交通系统内部，开始出现大量难以控制的干扰性破坏性因素。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一样，许多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也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指挥失灵，经济建设停滞的严峻局面。对此，周恩来极为焦虑。鉴于这时下达行政文件阻力增大，执行有限，他决定在制定若干政策规定的同时，继续加强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解释性宣传。
11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重申经济建设不能停滞、中断，并据理驳斥了那种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抓生产的论调。第二天，经过周恩来审定的这篇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入工农业生产领域的紧要关头，这篇社论毅然亮出“红灯”，公开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识范围”的事情，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革命”与生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打消顾虑，以便放手抓生产、抓业务；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一味煽动“革命”、“造反”，反对抓生产的人在基本事实面前无话可说。这样，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行政文件，都赋予了“抓革命、促生产”以特定的含义，在不利的政治气候里，创造出某些有利于维持和推动经济工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