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教育、学校不再是纯洁高尚的象牙塔，而是一个以出售学术知识来获利的营利性机构。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教授、学者荒废学术，变身为走穴捞钱的主，很多学生沦为高额学杂费的埋单者和客户。当枪手横行，学术被掂价卖字，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教育产业化道路是否走的对，走的顺？

    四年前的深秋，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5首届中国培训发展论坛”上，我作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特邀的美国高端职业教育专家即席演讲“美国职业教育与中国启示”。

    在演讲中，我首次提出“按需职业教育”的新理念，倡议中美及海内外精英携手建立以中国为桥头堡的亚太地区职业教育中心，打造世界级中国特色的高端职业教育品牌，大规模培养以全球竞争市场为导向、以信息科技为手段、以优质就业为目标的中高端紧缺技术和管理职业人才，迎接21世纪中国优秀人才优质就业、企业创新和国家竞争力全方位升级的挑战。

    同时，我还着重强调基本教育的非盈利和非产业化的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于职业教育产业化的市场作用。在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在基本教育的大门上贴上“教育产业化”的招牌，更没有一个国家让“拜金主义”堂而皇之地潜入大学体制、师资和课堂。

    鉴于本章篇幅有限，不能对中国学界出现的诸多怪相一一分析，仅就枪手这一现象进行深度解剖。

    不学无术者倚仗枪手将自己装潢成有识之士，是当下中国甚是盛行的一个现象。自知自明者一定颇有几分愧色，不思悔改者籍以各种理由搪塞狡辩。

    有些学者、名人，美其明曰有写作班子，实际上就是不劳而获，雇枪手为己代笔，写成功传记，写论文，写博文，还理所当然地大言不惭，哪有一点学者、名人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风骨。不夸张地说，这些不知“惭愧”为何物的人正在一步步地把中国干净的“文字”环境变成一个充斥着假象、虚伪和堕落的污浊之地。

    其实，很多学者和民间枪手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之处。

    他们同样著书立说，学贯中西，同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一样为钱奔波，竭尽所能。不过，一个是精英，一个是草根；一个名利双收，一个只为利不为名；一个不务正业，走穴成风，一个为生活所迫，尽心尽力。而最重要的一点不同是，有些学者往往故弄玄虚，狮子大开口，有失学者的朴实本色，而枪手则实打实地按行规办事，追求一点点蝇头小利，算是秉承着作为枪手的特色。两者相比，学者显得道貌岸然，而枪手循规蹈矩，这不由得让人反而对枪手平添几分钦佩。现在的中国学界弥漫着这样一股价值错位，学术道德下滑的不正之风，当真是令人担忧啊！

    中国书市竞争激烈，最活跃的现象莫过于“枪手”为所谓的名人们量体裁衣，写传记或奋斗史，然后由当朝名人、明星联袂倾情推出。现在去书市走一遭，一排排的书，从中要找出几本不是名人出的书，或者没有名人推荐、作序的书，还真是很少见。说实在的，压根就不是在传播知识、学问，而是在搞一种变相的商业盈利，利用名人效应实现最大化的盈利目的。

    细究起当前市面上充斥的各种成功学、励志学的图书，无不打着哪个机构的总裁、知名培训师、最什么什么的心灵导师等字眼，殊不知，这些看起来牛逼哄哄的宣传语很可能都是子虚乌有的。一些三十左右的年轻人，有那么一点聪明才智和成功阅历便自命不凡，花钱雇枪手为自己大写特写传记什么的，他们真正的人生才开始，有什么经验和阅历，又有多少经验和阅历足以去指导别人的人生。就像一个才一岁的孩子，他可能刚刚才学会走路，且走的歪歪扭扭的，然后他去指导别的小孩要怎么走路，谁信呢？没人会信。

    当下中国学界弥漫的浮躁之风，自然离不开枪手和媒体的推波助澜。

    有些教授、学者不学无术、走穴，有些企业家不务正业、著书立说，年轻人写传记曝光、博士工厂滚滚而来……很多人崇拜李开复和唐骏，将他们的书奉为圣典，但仔细想想，他们热销的书与国家命运和发展无关，更多的可能是出于自身的一些利益考虑。市面上现在充斥着很多署名他们的书，其中势必有不少是“枪手”代劳之作。真真假假，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往往是很难分辨清楚的。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光耀门楣”的传统，著书立说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途径，对于有点小成就、小名气的人但凡有出版商提出说要做一部关于自己的书的时候，心里首先有的判断的都不是拒绝，而是“啊，出书啊！”类似这样的欣喜或期待。真正撑得起“名人传记”这四个字的，要达到柳传志、马云、白岩松、杨澜、李开复等这样级别的人估计才可以。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人格魅力亦是各有各的风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名人传记”，对普通人能够产生正面、积极的指导，学习和鼓励的作用。但他们也得自己写，找他人代劳无异于为自己粉饰，实际上等于变相地贬低自身的价值。

    坊间流传，枪手产业日益庞大，质量日趋精良，除了为学者代劳，为官员写书，为商家贴金，为名人写传，为明星铺路，还派生出为在校学生定身打造、加工制造硕士和博士论文的“一条龙”生产线。枪手，原来都产业化了，真是恐怖至极啊！此等现象不遏制，中国的硕士和博士岂不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壳子！

    在不少场合，我也曾被反复问到是否有枪手或写作班子助力。

    我立刻严词否认，深感被怀疑也是一种羞辱，无地自容。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会那么容易为枪手所取代，一件文字作品不亲自精雕细琢五遍以上可形成精品，我更不认同枪手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即使自己在提纲挈领和群策群力的过程中参与过严谨的推敲、校正和把关，但也不可视为己有，大言不惭地署上自己的大名，最后通过出版社传播出去。

    我特别嫉恨那些“付钱消灾”的做法，完全败坏了学者的名声。

    如今，枪手为学生代写论文已经形成一条井井有序的高端生产供应模式。郎咸平的“6+1产业链”未免纸上谈兵，但在这一领域却彰显得淋漓尽致。武汉大学发布的报告估计，中国高校学生平均每年花费近5亿元人民币寻觅枪手代写论文。这是个什么数字：5亿！

    论文造假已是不争的事实。只要在中国高校的附近，犄角旮旯的地方，都能发现那些悄悄问经过的学生，要写论文吗，要四六级考试答案吗等等要做“枪手”生意的人；还有隐蔽的地方贴着各种包揽“枪手”活计的字条，广告等等。一时间给人一种错觉，枪手似乎与学生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高等学府就是传授专业知识的地方，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出现知识被贱卖的现象，无疑是对高等教育本身的玷污。要杜绝“枪手”现象，还是得从根源挖起：纠正我们的教育观，审查我们的教学方式是否出现了漏洞。

    《中国日报》英文版曾有这样一篇报道：“A26-year-old，part-time g er in Beijing say s surprised about try，from s’ for half a decade.”北京市有这样一位26岁的兼职枪手，他对枪手产业的发展毫不惊讶。他从事枪手职业五年有余，从中获得了“不薄的利润”。

    枪手从业余过渡到职业，从小批量友情相助到大规模集成化生产，逐渐成为一景，承上启下、前赴后继，令中华先辈们悲哀不已。

    据观察，职业枪手的的目标客户不仅有学生，还有教授、高管和老总，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其中，学术论文要价不菲，属于高端枪手的活。原因是，这一类由顶级枪手生产的论文与教授的职称提升和高级官员的学位证书紧密相关，需要一定说得过去的数据和理论来垫底和包装，质量要求决不低，甚至要达到出版的水平，因此又出现了与杂志、期刊和出版社联合作业的跨行业整合。于是，大段剽窃和公开抄袭等不正当手段应运而生，泛滥成灾。换句话说，高端枪手的水平，大有功高盖大学教授的水平。

    朋友还告诉我，中国很多学者的著作其实是博文和论文的集成和堆砌。枪手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稀少露面的学者付一点钱打发了事，其辛苦耕耘的作品仅冠以学者个人的大名，这就是中国一些学者的水平？

    果真如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曾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常常陷于日常事务，忙于各种应酬，很少抽出时间学习。有的同志作报告、写文章，自己不动脑筋，而是一味靠别人、靠秘书班子代劳，空话、套话连篇，毫无针对性。”

    事实上，时下枪手泛滥成灾，从古时的官宦请人代写公文这一历史传承就开始了，孕育并逐渐繁殖“替人代写”这一新的“教育产业”。

    今天，各式各样变相的培训网、代写网、文秘网等学习网站铺天盖地。有些网站的首页词公开声称“当您没有时间、精力、经验、心情写您所需的文书时，请联系我们，我们将以最好的写手、最快的速度帮助您代写各种文书、论文，为您解除写作烦恼，实现心中愿望”。同时，为了保证高质高量，便称其工作人员多为资深实力撰稿人和各专业的精英人才，具有成功的写作经验，深谙各类文章的写作技巧，不仅提供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职称论文、调研报告、政府报告、心得体会等几十余种文书、论文的写作服务，就连私人事迹材料的服务也提供，面面俱到，有求必应。当然，价格也水涨船高。

    坊间流传，大名鼎鼎的郎咸平教授基本上依靠枪手或一支一百多人的写作班子提供素材和内容，然后进行整体润色和最终修改，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和照片。如果不这样，郎教授不可能在万忙之中以月或双月的速度出书。令人侧目的是，2009年1月，郎教授竟出了两本书，即和《产业链阴谋III》。

    不知道这些流传是否属真，不过找人代写，欺蒙读者的做法始终是应该被谴责的。我不挑战书的质量问题，因为那是郎教授与写作班子集体创作和劳动的结晶，价值当然不菲，但我强烈质疑枪手、写作班子、出书速度、以及倚仗枪手的结果对中国学界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激烈冲击。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冠以写作班子里的其他作者和参与者的名字，哪怕是并列或附在之后也好。如果这样，质疑的声音就会低得多，风险也小得多。

    郎教授应该知道这一学术操守的重要性，这不是襟怀坦白为人师表的楷模。如果属实，我真诚地期待他不应该只反国企央企的假公济私、贪赃玩法，更要反学界的拜金主义、变相腐败。要知道，在美国、日本以及西方严谨的学术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德操守问题，将被作为学术腐败行为论处。即使是兰德公司这样的顶级智库，集体的研究成果也不允许个人署名，哪怕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付钱买断也不行，因为它涉及学术尊严、知识产权、智库名声、潜在的法律纠纷等问题。比如说有一天有人揭密，指控郎教授所有专著都是他人所笔，本人只是列列大纲把把方向，那时候，再如日中天也没用，颜面全失只是时间问题。

    写小说和散文诗歌的人，就很难发生这样不规范的雇用枪手代劳的情形。原因是文学独特的风格和内涵不大可能由他人操笔，只有财经和时政另当别论，可以轻轻松松、一劳永逸地委托枪手和写作班子代劳。

    学界的枪手现在就如同音像界的盗版一样，有人叫好，有人愁。不遏制，学术知识和音像产业迟早要被枪手和盗版搞得面目全非。试想一下，缺乏内在学识的人不就是一具活着的尸体吗？没有学术创新，知识开拓，中国的崛起哪来优秀高端的人才？枪手虽小，却大有蝼蚁溃堤的巨大潜力，能轻视吗？能无视吗？不能！

    对待学术知识，除了严谨，还要自约。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以学者的严谨和干净自约自己。除了经济学业内人士，迄今为止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并不多。他认为：“一个经济学者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

    他在评论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李教授的背景很牛，是中国海归经济学家中的权威人士，还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新任命的五名委员之一，具有中国金融界绝对的权威和影响。

    李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自认是学者，就要以学者的风骨严以律己，就要设法摆脱人世间名利场的诱惑。在这一方面，李稻葵为海归学者做出了一个好榜样。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滑坡是当今高等教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大缺失。

    已故中国科学巨匠钱学森、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早已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痛斥教育疮痍满目对当今中国持续发展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2010年两会期间，博士后论文造假、科学院院士涉嫌抄袭剽窃等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学术界的信任危机。连续多年抨击学术腐败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2010年再一次在两会期间向政府建言，大声疾呼：“学术造假不除，中国的学术就没有希望。”

    众怒难犯，来自中国5所知名大学的校长代表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采访时一一表示：“对待学术腐败要坚持严肃的立场，决不姑息，必须严惩。”

    值得欣慰，国家领导、科学大师、教育精英和大学官员都能够用如此犀利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直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隐患，令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希望尚存。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洋倚重，“舶来品”声名鹊起，会说流利中国话的外籍人士逐渐蚕食中国稀缺的媒体舞台可谓热闹非凡，正在成为一景。

    还有最近沸沸扬扬的北京考区理科状元李泰伯在申请美国哈佛、史丹福、耶鲁十几所名校时惨遭滑铁卢，让母校中国人大附中和很多家长深深不解。李泰伯牛的很，蜚声北京城，属于标准的“考试-竞赛型”学生。他曾三次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北京赛区一等奖，高考总分703分再加上20分竞赛加分。此外，在社会活动方面也是佼佼者，他同时还是人大附中第一实验班的班长、人大附中学生会主席、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咋一看就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尖子学生，这样的学生从理论上讲应该为美国名校竞相追逐才怪，为什么惨重拒绝？是不是美国大学犯傻？

    我们可能不知道，美国人压根儿不欣赏这一类学生。

    他们固执地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视之为“考试机器”，几乎是一种轻蔑鄙夷的负面印象。而我们近些年为了适应美国大学的录取需要而刻意为学生堆砌和打造的各种头衔、资格或经历，也给“不拐弯”的美国大学的录取官员和教授一种人工操作的明显痕迹或造假嫌疑。

    美国教育秉持育人做人的态度，更看重学生的真诚、爱心以及持之以恒的内在素质和兴趣爱好。表面上，北京状元惨遭美国名校拒绝，实际上是美国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不认可，于是学生成为这一波的“替罪羊”，首当其冲。在北京状元样样拔尖的阅历上，美国人一下子抓住了中国教育的软肋，他们转而怀疑李泰伯的品格和诚信，因为他们从常识上不理解他怎么可能同时还是一个合格的班长、学生会主席和模拟联大主席。于是，状元的光环消失了，李泰伯同学至少这一次出师不利。不过，好一个小李子，大将风度，不急不躁，坦然面对，并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

    做好一个现代学者并非易事。

    学者根据过去的数据和资料建立经验模型，以此解释当今社会存在的经济危机，由此得出独到的破解之道，并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过去和现在对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一般描述。

    但是，物转星移，风云变幻，过去能准确地模拟和预言今天和明天吗？

    学者之间壁垒森严，互不相让。一个学者如果在大众场合下随声附和另一个学者，无异于否认自己多年来含辛茹苦的研究成果。所以，最好不要将不同阵营的同类学者置于同一论坛，否则他们的争吵将肆无忌惮地白热化，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不是平心静气的据理力争，而是近乎穷凶极恶的指责对骂。

    不要相信学者的解释总是客观公正的，总是可以就某一个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即使是包括众多诺贝尔获奖者在内的美国顶级经济学家也是大路朝天，各分东西，共和民主两党平分秋色，立场观点尖锐对立，泾渭分明。

    我在麒鳞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节目，印象深刻。

    2010年4月4日，在凤凰卫视胡一虎主持的节目中，两位资深的中国经济学家针锋相对，活泼可爱。他们一位来自社会科学院，一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就央企和国企是否应该撤出房地产市场几近大打出手，互相指责对方不懂起码的经济理论，火爆得很，忍俊不禁。

    今天的中国，鲜有学者静室修炼成真的故事。耐得住寂寞和平凡，不受金钱和利欲的诱惑，潜心研究的学者实为罕物。然而，没有百万千万具有献身精神的学术科研大军的人海战术，仅凭百人千人在巨大利欲诱惑下艰难苦撑的科研队伍，顶级的科学研究者怎么不少之又少，具有世界一流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连一向推崇学术研究的郎咸平教授，也公开宣称该换跑道了。言下之意，他要从得理不饶人的学界光荣退出，继而进军‘百姓经济学’的荧光屏道。他认为这是一种适应性的战略调整。

    在《南方周报》特约记者撰写的“斗士归来”一文中，郎教授“弃学”的答案竟是，学术不来钱。

    他的原话是，“我尝试过发表一些像个人媒体一样的观点，并不好卖啊。一旦严谨，文章就不好看了。就好像很多明星，在屏幕上看光彩照人，可是在台下，你会发现不太一样。所以说语言需要包装，局部放大，把你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和女明星是一样的。”如此直言不讳。

    郎教授不愧为与中国几乎整个经济学界水火不容的斗士。

    一个甲子，建国60周年都过去了，有什么说的过去的理由阻碍中国庞大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一批世界级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曾经为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大学堂和大学士，难道不应该自我审视，以身示范，告别枪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倚仗枪手掂价卖字，多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