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宴，全名“赏花钓鱼宴”，即由皇帝牵头举办的皇家大型娱乐活动，地点在皇宫内院，主要内容有赏花、钓鱼、赋诗、习射、饮酒等众多文体活动，类似每个单位的年会，年年要搞，年年不同，但原则和程序上是一样的。这期间当然会发生很多趣事，甚至会发生命案。
一次在钓鱼宴上，宋仁宗赐诗，先念两句自己创作的诗，宰执们相和。诗歌赐完，大家坐下看戏。诗作多半是歌颂太平的应景之作，没什么特殊含义。宋仁宗的御诗中多有“徘徊”二字，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合辙押韵。继而教坊进戏，演的是一厮在堂前来回溜达，独白“徘徊也”。走入后堂，反复溜达不走。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戏子答道，徘徊也！难道不行吗？另一人笑道，行是行，未免“徘徊”太多了（《燕魏公语录》）。此间戏是对方才宋仁宗的御诗的一个评价。在欢乐的气氛中谁也不会在意，君臣之间的关系似乎拉得很近，大家一笑了之。然而，看似欢乐的氛围却隐藏着一定的政治秩序。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正式确立了参加“赏花钓鱼宴”的标准和程序，从上述的标准可见朝野之内的官员并非谁都能参加皇帝主持的宴会，需要有一定的品秩和资格，最低也是五品官。《青箱杂记》载：“赏花钓鱼，三馆惟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三馆之中，官位在校理以下的，你把诗作交上去就行了，吃饭、钓鱼、戴花没你什么事儿。当时李宗谔为校理，对没有资格参加钓鱼宴表示愤愤不平，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
看得出来，钓鱼宴对官员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官员参加钓鱼宴是莫大的荣耀。官职太小，见到皇帝的机会不多，年终岁末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还不让参加，这与考试落榜有什么区别？宋太宗看罢诗作，即令赴宴，从那以后三馆之中校理以下的皆可赴宴。
忙一年了，累一年了，斗一年了，皇帝亲自主持宴会让群臣放松休息，宴会期间大家放下包袱尽情享乐，闹心的事儿留给明天。可是这里面的秩序不能乱了，就好比年会上领导挨桌敬酒似的，他很清楚应该站在谁那里敬酒，全桌人也很清楚需要站起来配合领导，这就是钓鱼宴的秩序关系——天子未得鱼，宰执不得举。侍中未得鱼，学士未可举（《涑水纪闻》）。钓鱼的时候，如果皇帝没钓上来，其他人咬钩了也得挺着。等皇帝钓上了鱼，继而宰相举竿，然后按照次序举竿。这期间当然有些官员心不在焉，经常参加觉得没什么意思失去了新鲜感，比如王安石。宋仁宗某次的钓鱼宴，时王安石任知制诰，坐着难受，竟然把鱼饵给吃了。皇帝钓上鱼后用红网装起来，宰相得鱼后，用白网装起。秩序不能乱，一旦乱了，严重的容易发生命案，譬如曹利用，他用了红网装鱼。当时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断言道：“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曹利用未几而败。
曹利用最著名的故事即是代表北宋与辽国谈“澶渊之盟”的岁币问题。当时真宗表示可以给点儿钱，但不能割让土地，一百万吧！宰相寇准嘱咐他说要是给钱多了回来我弄死你！曹利用顶着多方压力前去谈判，果不其然辽国提出割地。辽国萧太后说，后晋给我们的土地让周世宗夺走了，今宜还我。曹利用巧妙地回答，晋人以割地给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割地之请，利用不敢以闻。《宋史·曹利用传》仅简简单单地记录了几句对白，个中细节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是那个时代最犀利的谈判专家，他在这次活动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回来之后内侍问他给了多少钱，曹利用伸手抓痒说，此为机密大事，当面奏官家。内侍回禀真宗，没说多少钱，只是伸出三根手指头挠了下脸。真宗大叫道：“三百万？”良久，才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只要息兵停火比啥都强。曹利用面见官家，真宗急忙问具体数字。曹利用卖了个关子，臣有罪，许给辽国银绢过多。真宗说，少废话，到底答应了他们给多少？曹利用说三十万。真宗先惊诧，继而大喜，这事儿办得明白！澶渊之盟，双方商定辽、宋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宋朝两个县的税收。其时大宋有一千多个县，用两个县的税收换来百年和平，这笔买卖做得值。曹利用因此官升枢密副使，历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左仆射兼侍中衔。
无独有偶，也是在一次节日宴会上，宰相寇准有劝酒的毛病，劝到曹利用这里，老曹不喝。三劝两劝两人干了起来，寇准认为他公然拒绝宰相的敬酒，这是给脸不要脸。曹利用认为咱俩现在平级别拿你那宰相头衔压我，你以为老子还是当年被你威胁的那个小官呢？寇准急了，骂他一句，你不过一匹夫，竟然不给我面子？曹利用不甘示弱，我是中央高官，你身为宰相竟骂我是匹夫，明天到官家面前理论。其他官员赶紧出来圆场，此事不了了之。之后寇准被丁谓、曹利用排挤出中央，在地方过着萍踪江湖的生活。寇准被贬道州，老百姓闻听寇相公要来没房子住，于是自发盖房，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地方官把这事儿报告朝廷，坐镇中央的丁谓很快下了命令，贬雷州。寇准临行时前来送行的官员百姓不计其数，道路堵塞，马也不愿意走。寇准悲从中来，哭着对地方官员说，回去告诉丁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这样对我？其后，丁谓被贬崖州路过道州，地方官袁抗转达了寇准的话。丁谓说打击他的人是曹利用，跟我没啥关系，当年一次节日宴会上，他们两个因为劝酒吵起来了，盖因此事（《事实类苑》）。
钓鱼宴上的这种秩序关系，导致仕途上有人欢喜有人忧。曹利用用红网装鱼的细节被人看到，并且提出了断论。曹利用权势过重，为人愈发飘忽。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即位，年岁尚幼，晏殊提出了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以此掣肘真宗朝老臣的权势。其时刘太后与曹利用、丁谓等人联合赶走寇准，权势已然壮大，垂帘听政只不过走个过场而已。刘太后对合作伙伴曹利用颇有忌惮，从不叫他名字，称呼为“侍中”。
曹利用身上最大的特点是骄傲。骄傲是需要资本的，他可以大张旗鼓地说大宋百年和平是他谈出来的。事实在那儿摆着，无可厚非。至于澶渊之盟中有功劳的寇准，早已经被收拾了，论功行赏曹利用获利最大，所以常常“以勋旧自居”，根本不把刘太后放在眼里，导致“左右多怨”。曹利用在御前奏事时，稍有不合心意，则以指爪叩腰带。太后身边的人就说了，先帝在的时候他敢这样吗？太后颇衔怒。人缘不佳，四处得罪人，没人说好话，指不定什么时候谁背后捅一下。曹利用得罪人的事儿颇多，内侍官罗崇勋犯了错误，刘太后让曹利用教导教导，哪知曹利用一顿臭骂，气得罗崇勋深深恨之。
《罗织经·保身》：“庶人莫与官争，贵人不结人怨。弱则保命，不可作强；强则敛翼，休求尽善。罪己宜苛，人怜不致大害。责人勿厉，小惠或有大得。”明确地指出了责备下属的尺度，像曹利用这样骄傲是非常危险的，常言道过分的谦虚是骄傲，过分的骄傲是自信，放在官场里，则是骄傲加自信等于死亡！骄傲到鼻孔朝天的人，走道不会看脚下的路，很容易一脚踏空，必将坠入万丈深渊。好了，大家都在等机会，机会一旦出现，必出手置其于死地。
曹利用的侄子曹汭成了突破口。又是官员后院起火，很多人败在了这上面，曹利用也不例外。侄子曹汭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乱，任赵州兵马监押时多有不法之事，被州民赵德崇告了御状。内侍官罗崇勋主动提出要去审理此事，一个公然报复的机会，可想而知，罗崇勋着手办理没事儿也得整出事儿来。审问之下，查出了猛料，曹汭一次喝酒喝多了身披黄衣，令人呼万岁，这一条足以致死。曹汭押解京城，直接杖死。曹利用以治家不严受到了牵连，降级为枢密使，出判邓州。事情到这儿并未结束，按照官场斗争的习惯，不出手大家相安无事，一出手必然一整到底。罗崇勋说曹汭是曹利用内侄，谋逆之事与他有关系，不能就这么草率处理。刘太后想也对，拿下曹利用。宰相张士逊不敢苟同他们的意见，力挺曹利用，气得刘太后给他一顿臭骂，曹利用举荐你，你就为他辩白是吧？再问另一位宰相王曾，也是这个态度。两位大员不合作，那就一起来吧！清除党羽，务必连根拔除。曹利用罢枢密使，降左千牛卫将军、知随州。张士逊因此罢相，以刑部尚书衔去了江宁，其后的王曾以玉清宫大火失职贬知青州。
曹汭的一件事导致叔叔曹利用被踢出中央、曹利用的两个儿子被罢官、家产悉数没收，事情到了这等地步，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官场斗争的习惯告诉我们事情还没有完。曹利用倾家荡产了，一毛没有，想着怎么挣点钱，于是乎挪用公款放贷，被朝廷抓住了把柄再贬房州，上任时由内侍官杨怀敏随行。中央大员去地方工作，有内侍官同行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当时已是刘太后的天下了，内侍官罗崇勋、江德明当政。老曹曾经骂过罗崇勋，这不可能有他的好。估计在临行前领导罗崇勋曾面授机宜，所以走到襄阳驿，杨怀敏不走了，以语逼之。具体说了什么不太清楚，总之不会有什么好听的话，无非刺激、挖苦、鄙视曹利用的各种恶语。骄傲的曹利用如今骄傲不起来，虎落平阳被犬欺，刚愎自用的脾气一上来，遂投缳而绝，上吊自杀了。杨怀敏、罗崇勋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以曹利用在上任途中“暴毙身亡”上奏朝廷。
官场斗争的第一原则，逾越了实际秩序和精神秩序必然遭整，这也是曹利用给我们的启示。他在实际中的确逾越了礼法，如钓鱼宴上用红网装鱼、对新领导刘太后不尊敬、不照顾同事及属下的情绪，致使人人厌之。即便没有前面僭越那一条，单凭骄傲到“上下背德”的地步，必然挨整。正所谓“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背德，祸必兴焉。”（《罗织经·事上》）钓鱼宴有着光彩照人的一面，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却暗流涌动。一名官员能否在官场钓鱼宴中钓得鱼、赏得花、行得稳、走得远、吃得开，关键要弄清楚官场斗争的方式以及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句话是很多人的处世之道，放在官场里绝对不适用，你可以保证不攻击别人，但无法保证别人不攻击你！甚至有时候不清楚因为什么被黑，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背后的玄机无外乎认清钓鱼宴，看透《罗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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