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

    中马建交，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郭鹤年积极与中国大陆开展经贸合作。而“香格里拉”在内地的大手笔与郭鹤年在内地投资是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初，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看中内地市场，开始全面布局。1984年，在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杭州人耳熟能详的杭州饭店的招牌不见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经过重新装修全新亮相，取而代之的名字是“杭州香格里拉”。杭州饭店是1956建成的老饭店，当年毛泽东曾下榻于此。这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第一次试水内地，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浙江省旅游局，即现在的浙江旅游集团公司。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拥有杭州香格里拉45％的股权，也正式开始了在内地带资管理。

    本文要讲述的主人公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从赤道向北延申至7纬度的东南亚区域内，就是被誉为亚洲“第五小龙”的新兴工业国家马来西亚。从汉代开始，中国便与马来部族有了友好往来。马来西亚可谓是中国人下南洋的第一站。华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在马来西亚，华人很自豪，因为在“马来西亚40大富豪排行榜”的首10名富豪中，竟然有7个人是华裔。

    近年来他大举投资内地，投资总数达50亿美元之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坐落在北京市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它被认为是北京现代建筑的代表。可他的事业还不仅限于此，就像成吉思汗开疆拓土一样，从白糖、酒店、房地产、船务、矿产、保险、证券、传媒到粮油，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1985年，亚洲管理学院和马来西亚银行公会共同主办的“十大企业家”评选活动，将代表企业界最高荣誉的“金字塔奖”颁予郭鹤年。在马来西亚，这个奖意味着非凡与惊人。

    但这位声名显赫的超级富豪，在香港人们只知道他叫郭鹤年，而对于其他进一步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而专业经济人士对郭鹤年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上述这些。

    虽然近年来郭鹤年旗下企业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使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但当人们碰到郭鹤年的名字时，对他的模样头脑中仍然是一片茫然，报刊上绝少刊出他的照片，他的身影几乎从不在电视上出现。

    他的家庭情况，他的人生经历，他是如何发家的，他的经营秘笈，关于这些，在传媒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报道，即使有，也只是那么“可怜”的零星半点，他亦极少在公开的社交场合露面。相对于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香港富豪所展现的传奇色彩来说，郭鹤年给人们更多的是神秘感。尽管已经年届81岁，尽管已达到事业顶峰，但郭鹤年对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仍然奋斗不懈。

    20岁创业垄断大马糖业市场成就“亚洲糖王”

    郭氏家族领导者郭鹤年，祖籍在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他的父亲郭钦鉴有兄弟6人，其五个哥哥依次为郭钦铮、郭钦暖、郭钦端、郭钦仁和郭钦宝。时逢19世纪末20年代初，大批广东、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了长兄郭钦铮留在家乡开了一家叫“万安堂”的中药铺外，其余弟兄相继来到马来西亚谋生。1909年，郭钦鉴只身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为了生活他从店员做起，后来自己从商开了家咖啡馆。当时，他的四哥郭钦仁已经在新山创办了一家“东升公司”，专营大米、大豆和糖的生意。由于郭钦仁身体状况欠佳，逐步把东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权交给郭钦鉴、郭钦端和郭鹤青（郭钦暖长子）三人，在他们的精心料理下，公司业务不断扩展。逐渐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商号，家境日臻富裕。

    1920年，郭钦鉴与来自家乡福州的郑格如结婚，先后生下了2个儿子。1924年10月6日，住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南端新山市的郭钦鉴又生一子，祖上定下字辈为“鹤”，家人给取名为“年”。郭鹤年早年念宽柔华文小学及英文中学，后转入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在这儿他认识了一位对政治颇为热衷的同学，即日后成为“新加坡强人”的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总理侯赛因·奥恩等人都是该校的校友。1942年，因日军南侵，郭鹤年未能完成大学教育。战后，郭鹤年便给经营白糖及米粮买卖生意的父亲做帮手。

    六七十年代郭鹤年崛起于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糖王。在其糖业鼎盛时期，他控制了国际市场上每年食糖贸易总量的1/10。70年代中期他大举进军香港，同时环绕着太平洋建立起他庞大的“香格里拉”酒店王国。80年代他进军电视业，成为香港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90年代他又购得了《南华早报》的控股权，他几乎掌握了香港人每日的喜怒哀乐。

    郭鹤年在二十余岁便能创业，固然与他出身富裕有关。然而，个人的胆识、才能以及超强的判断力和永不停歇的精神，才是他日后征战商海、名震四方的根本要素。

    1948年，郭鹤年创立新公司的第二年，父亲郭钦鉴因长期操劳而病故。当时郭鹤年只24岁。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不希望由于丈夫的死，郭氏家族的事业便分崩离析。她对郭氏家族中的众兄弟提议集中各人所得遗产，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郭家经过开会推荐郭鹤年来管理公司。这样，不满26岁的的郭鹤年接过重担，成为家族“掌门人”。这位商人的儿子从小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薰陶：要诚实，要刻苦耐劳，要谦虚、要讲信用，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就是他日后创业的信条。

    说起来，郭家钦字辈南来新山，靠的是胼手胝足，艰苦创业，才创下第一份家业。有人分析郭家在几十年商战中屹立不倒，在于郭家钦字辈兄弟，不仅给后代留下一个殷实的家底和商业的网络，更重要的是留下同舟共济的兄弟情份。

    商业，是最能致富的一种谋生手段。然而，商业奇观也并不是每位商人都能碰到的好事。大多数商人仍然是以有限的资本量开展循序渐进的经营，而子承父业更是个人所身受的经济、意识规定性的必然结果。

    1949年4月1日，郭兄弟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郭鹤年领衔的郭兄弟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的依然是米粮食糖类。

    在郭鹤年创业初期，马来西亚的局势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刻。这从英国殖民当局重返马来西亚，并于1948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及曾与英军并肩作战的马来西亚抗日军从公开转入地下，走入丛林打游击便可见一斑。

    而在郭鹤年二哥鹤龄死于英军围剿不久，商界的人不约而同地发现，那个在商场上有“拼命三郎”美称的郭鹤年，一夜之间不见踪影了？而且，一别就是5年。

    那么，郭鹤年所去何方？若干年后，谜底揭开了：他去了英伦三岛。在英国的郭鹤年除了同家中联系外几乎割断了同马来西亚商业的一切联系。

    英国，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故乡。郭鹤年到达伦敦的时候，这里的期货交易和股票买卖正大行其道，十分活跃。郭鹤年原来对期货交易知之不多，如今来到这个现代运作方式的国度，觉得期货交易别有洞天，那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潮起潮落，那押对宝的得意忘形，那看错眼的一失足成千古恨，都让他着迷兴奋。

    尽管郭鹤年远居英伦，但来自马来西亚的各种消息还是刮进了他的耳朵。他审慎地思索着、观察着。

    1955年，虽然当时马来西亚联合邦还不是独立的国家，但郭鹤年坚信“日不落帝国”必然像以前在缅甸、印度等老殖民地一样，不愿意也得退出历史舞台，米字旗终究得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降下来。此际，郭鹤年有一个清晰的想法：现在是他回到马来西亚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在战后世界经济结构中，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逐步放弃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重点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郭鹤年看到原来属于英国商人所占据的市场，在马来西亚真正独立之后，必定会留下真空地带；他听到了马来裔、华裔和印度裔的马来西亚商家分食大饼的焦灼呼唤。

    在1955年巫华印联盟组成新政府之后，郭鹤年作出返回马来西亚的抉择。在伦敦期间，他已经对糖业的经营做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了如指掌。

    他认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成功要诀有三：

    1966年，中国外贸部策划把中国生产的白糖输入马来西亚，使郭鹤年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从印度大量入口白糖，成功击败中国生产商。经此一役，郭鹤年名声鹊起。翌年，郭鹤年结识印尼首富林绍良，并供应白糖給林氏旗下的布洛公司，将版图扩展至印尼。

    为了进一步发展郭氏的制糖业，1968年，郭鹤年又顺利的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到位于马来西亚北部的玻璃市14400英亩（5760公项）丛林土地，经过由他设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组织开垦后成甘蔗种植园，大大增加了原料来源。同时，他在该种植园附近与马来西亚土地发展局共同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炼制种植园所产的甘蔗。1973年种植园有了收获，糖厂产量也迅速增长，使马来西亚走向了食糖自给的第一步。

    在郭鹤年之前，尽管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适宜甘蔗生产，但该国的农民却不爱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才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郭鹤年大面积种植甘蔗，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农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增至1.79万公顷。

    在盯着糖业生产的同时，郭鹤年还关注着销售市场的情况。1970年，他觉察到世界糖价有上升的趋势，他大胆决策果断地打进国际糖市，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把经营战线延伸向欧美，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尼，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他赶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积极投资糖的期货交易。后来随着糖价的上涨，他当年就赢得了巨额利润。所有这一切，为他日后扩大经营提供了资金保证。企业业绩更是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态势迈向多元化、国际化。1976年，郭鹤年利用玻璃市种植机构收购了马来西亚糖厂的93.3%股份。

    到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及其所主持领导的郭氏家族集团企业的糖业贸易，从马来西亚扩展至英国、美国、香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贱买贵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集团控制了10%左右。在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上，郭氏企业则占到了80%以上的份额。至此，年仅40出头的郭鹤年已由“马来亚糖王”发展成为副其实的“亚洲糖王”，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回到马来西亚后，郭鹤年为郭氏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在新山市创办明田（Mintien）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和进出口贸易；二是开始将事业重点放在糖业经营上。他配合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在靠近槟榔屿的北海创立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炼糖厂——马来西亚制糖公司。同时，他看准时机，迅速建立遍布马来西亚全境的销售网，形成“原料—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体制。几年间，他的糖业经营获得巨额利润和相当大的发展。1962年郭鹤年被人们誉为马来西亚“糖王”。

    白糖铺路世外桃源 香格里拉耀五星

    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gin)》中描写了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Shangri-la（香格里拉）——一个安躺于群山峻岭间的仙境，让栖身其中的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当时，该书获得了英国著名的霍桑登文学奖，《不列颠文学家辞典》称此书的功绩之一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但若干年后，有人会说，《失去的地平线》为亚洲创造了一个“酒店业巨子”；一个“酒店帝国品牌”。

    1971年，在挖到了糖业这第一桶金之后，郭鹤年并没有止步。他踌躇满志，在生意场上四面出击。有鉴于世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郭鹤年便毅然向旅馆酒店进军，郭鹤年的眼光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不凡。

    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资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这是当时新加坡最早建起的豪华饭店之一，从而揭开了一个辉煌如梦的酒店王国的序幕。时至今日，香格里拉己成为世外桃园的代名词。而香格里拉酒店的优秀服务，及完美憩静的环境，正与这个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名字源出一辙。

    据说，郭鹤年自幼喜读《失去的地平线》一书，在他创办的酒店中，只有最高档次的五星级宾馆才能命名为“香格里拉”。20年来，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已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酒店集团，总资产达470亿港元。令人感兴趣的是，香格里拉集团的每一家酒店都向来宾赠送《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

    从商场到酒店，从服饰到化妆品，从游乐园到电影院，国际化的标准都是效法的对象。一些品牌在吸取国际潮流的精髓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核心理念保留和发扬光大，成为另一种流行的观念，并影响到全世界。比如“亚洲人的待客之道”，就发轫于香格里拉酒店，风行于世界。事实上，为亚洲酒店确立新的核心价值的推动者，正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英国的《商务旅行调查》杂志也认为：亚洲有世界最好的酒店，言意便指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酒店的设计一向以清新的园林美景、富有浓厚亚洲文化气息的大堂，堂皇的大理石地面，以及令人瞠目的威尼斯水晶大吊灯等特征闻名于世。除了硬件，香格里拉最大财富是富有亚洲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殷勤好客的香格里拉情。香格里拉的管理层总是这样启发新员工：想想看，你家里来了客人你会怎样招待？

    香格里拉认为，亚洲人总是好客的，而香格里拉的好客之道正如茶道一般精细入微：真诚质朴、彬彬有礼、温良谦恭、乐于助人、自豪而不骄矜。香格里拉觉得好东西都是有本地特色的东西，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座香格里拉酒店的设计都不相同，而又尽量融合当地的文化。

    在大连香格里拉，精美的贝类装饰在大堂凸显海滨城市的风情，而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属香格里拉品牌)，大堂里则是大幅中国山水画，中间4根大红柱，一派皇家气派。每个香格里拉酒店的中餐厅都叫“香宫”，而即使同一道“辣子银雪鱼”都会根据当地的口味加以调整。

    “让客人喜出往外”，也是“好客之道”所追求的目标。香格里拉营运部门在集团内部倡导的“会客点—与总经理对话”沟通模式，是目前全球酒店业唯一的模式。这就是：在香格里拉旗下的38家酒店，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5时至7时，38家酒店的总经理都分别在自己的酒店大堂会见驻店客人，与客人直接对话交流、沟通。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却令管理者和客人收到喜出望外的效果。

    江山，得内地者得天下

    郭鹤年与中国的接触，始于1962年那场食糖市场争霸战，当时“中国经贸部”想开拓马来西亚食糖市场，郭鹤年为抗拒这位外来竞争者，结果到印度找救兵，进口印度廉价食糖，以打退中国食糖，赢得漂亮的一仗。中国经贸部因而对郭氏非常赏识，双方交上了朋友，中国并将相机、雪柜等中国产品的马来西亚代理权批予郭氏，双方自此建立了30多年的经贸关系。

    由于郭氏与经贸部的密切关系，郭氏不时获邀到大陆进行非正式访问。不过在进军中国大陆初期，郭鹤年表现得十分审慎，他宁愿先在香港设立据点，再放眼中国大陆。7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携资进军香港。1974年1月，他在香港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从事期货买卖，注册资本4000万港元。并在其下成立了贸易、房地产、金融服务等事业部门，在当地展开大规模投资行动。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与英国针对香港九七年回归问题争持不下，使外资不敢放胆投资中国。当时香港投资气氛低弥，稍后再发生“六四事件”，更是风声鹤唳。然而郭鹤年对1997年7月1日以后回归祖国的香港充满信心。郭氏控制的嘉里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此时进行大手笔房地产投资，先后与林绍良在尖沙咀东部地区兴建了拥有720个房间的香格里拉酒店，与黄廷方在尖东建写字楼，与中资的侨光置业合资发展杏花村，与华润合资建港岛香格里拉酒店。

    以“人弃我取”的精神成功投资地产，令郭鹤年名声大噪，打响了进军香港的第一炮。而郭鹤年反其道而行的决定，使他成为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今日终得以分享最丰厚的回酬。

    郭鹤年的看法是：“危机就是机会。一名生意人必需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

    实际上，郭鹤年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具有华人传统的品德和作风。他为人随和，没有豪门巨富惯有的那种霸气，以至于在人群当中常常不为人所注意。曾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国会议员陈群川因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而在新加坡法庭受审。法庭上出现了一位相貌忠厚、慈祥的中年人，默默地坐在众人当中。不久，一位采访的记者偶然与他攀谈起来，当问他从事何职业时，中年人平淡而简短地答道：“卖糖的”。当后来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糖王”郭鹤年。

    渗透中国，布局北京

    在香格里拉的中国布局中，北京是第二站。

    1985年，郭鹤年在内地进行的首项投资就是与国家经贸委合作，斥资3.8亿美元，兴建北京国际贸易中心，这是当时最受瞩目的一项投资。

    郭鹤年曾表示，他投资中国大陆有三个原因：一是证明资本家中也有好人；二是帮助中国大陆现代化；三是促进中国大陆经济步向繁荣。

    国贸中心是包括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档国际公寓在内的综合建筑群，至今仍是北京CBD的代表性建筑，国贸饭店和中国大饭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落成，香格里拉集团占有49％股份，是当时京城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1989年国贸饭店开业，1990年中国大饭店开业，香格里拉拥有两家酒店50％的股份。1995年，郭氏旗下的嘉里集团看到CBD地区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档写字楼稀缺的状况，和北京北奥公司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包括嘉里饭店，香格里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至此，香格里拉在北京拥有了四家酒店。

    香格里拉拥有“香格里拉”和“商贸饭店”两个品牌。“香格里拉”品牌主要为五星级酒店，多数酒店的客房量都超过500间，1989年设立的“商贸饭店”为四星级品牌，价格定位适中，国贸饭店是第一家。

    90年代，香格里拉以迅猛的速度进行了其在中国内地的拓展行动，尤其是从1996年到1999年短短4年内共开设了9家饭店。至此，从北到南，中心城市几乎都有香格里拉的“据点”。香格里拉在中国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标志性酒店，在内地成功地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自2001年起，香格里拉开始“两条腿走路”，输出管理和带资管理齐头并进。今年，香格里拉加快在内地的扩展速度，宣布有8家酒店正在筹备中，并有15家正在洽谈中，到2005年将达到30家。

    纵横驰骋 进军香港传媒业

    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世界性经济不景气，航运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货轮的货运量大减，使郭鹤年蒙受严重亏损。估计当时的损失介于一亿至二亿马币左右。成为他事业中的低潮期。所幸，郭鹤年也表现出壮士断臂的决心，通过各种途径套现，包括出售一部分玻璃市种植、联邦面粉及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份等，终于渡过船运及地产业的风暴。

    进入九十年代，郭鹤年没有停步于糖业和酒店业的发展，而是以更大的气魄，以层出不穷的手法，以纵横驰骋的战术，向多种行业大举进军，东西南北纵横奔驰，无所畏惧。郭鹤年开始将触角伸及传媒及影视业。1988年，郭氏以20亿港元收购香港无线电视的三成股权成为最大股东，一度在港引起轰动。郭鹤年和长子郭孔丞进入董事局担任交替董事。1993年10月，他在香港的旗舰嘉里集团，以26.5亿港元从澳籍传媒大王梅铎手中收购了香港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在殖民地时期被视为英国殖民地政府喉舌的英文报《南华早报》，此举也使郭鹤年成为了当地举足轻重的传媒大亨。1997年末，其子郭孔演成为该报主席。

    郭鹤年之所以如此偏爱香港市场，固然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中心，对郭氏企业王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也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关系密切。这一点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再一次得到证明。郭鹤年说：“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现在，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都已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已成为郭氏集团的总部和重要业务基地。

    《南洋商报》曾评论郭鹤年是一位“名重国际、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名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拉曼锡矿、联邦面粉厂、彩虹有限公司、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等6家公司的股票已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总资产约14亿马元。

    郭鹤年虽然拥有巨额的财富，却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席。

    郭鹤年的财富基因

    人言：商场如战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风云变幻莫测。郭鹤年先生纵横商场半个世纪，事业上屡创高峰，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管理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有何良方妙策？

    和其它成功的企业家一样，郭鹤年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说：“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少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勤奋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他是以苦干赢得时间，用时间创造经济效益的。

    除了像成吉思汗一样建立了事业的版图，郭鹤年对领导之道，也有他独到的看法。“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

    从九十年代开始，《福布斯》杂志几乎每年都把郭鹤年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并以四十亿美元的身家高居马来西亚的富豪榜首。

    一、拥有一批强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经理人才，并与属下的各级员工密切合作，为公司奋斗；

    二、公平及诚实。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平时以礼待人，讲究信用，将会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面临困境时，将会得到贵人协助。正是基于此，他才使自己的朋友“遍天下”，把“竞争对手”变成为“合作伙伴”；

    三、拥有坚强的体魄及精神意志，随时为公司的前途尽力奋斗。

    “员工能否对公司有归属感，与雇主本身是否有公平对待员工，以及给予他们怎样的报酬息息相关。”

    他以集团属下的公司为例，表示公司除了给予员工可观的分红外，对表现出色的员工，也提供25%-30%的折扣，让员工享有公司股权，让他们觉得有耕耘，必有收获。

    自1971年首家香格里拉大酒店在新加坡开业以来，先后在泰国、香港、斐济、汉城、菲律宾、印尼及中国大陆建设管理近30多家大酒店。目前，郭鹤年在全世界共有1万余间客房在营业，尚有9家酒店、4000余间客房正在兴建中。香格里拉集团成为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酒店业巨子”的桂冠又戴在了郭鹤年的头上，其声名甚至超过了“糖王”的美誉。

    郭鹤年年近八十仍然奋斗不懈，便是基于这种信念。

    郭鹤年说，无论谁，从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难免会走上一些“捷径”。一个人一生光阴有限，不能一直等。开始假如需要一些捷径，应尽量根据有道德的路线去走，以后有一点点资本、资历之后，当然就不能再走那途径——偏僻之路或斜门歪道了。要走正路，可能发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较稳妥。老想走捷径、找邪路，用不正当的手段、方式去做、比较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船”。

    绅士巨商：商海纵横，唯我独尊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在他的事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受过高等教育，独具慧眼，在众多子女中选中排行第三的郭鹤年，并委以重任，使他挑起振兴家族事业的担子。

    郭鹤年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除发展糖业外，从60年代开始，借助于世界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良机，郭氏家族集团企业资本日渐雄厚，其经营胃口逐渐大了起来，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马来西亚除在北马、吉隆坡拥有糖厂外，他还拥有在巴生和新山的面粉厂、饲料厂、食油厂，芙蓉的塑胶袋厂，吉打的大理石厂和玻璃厂。并拥有拉曼锡矿的41.37%的股权。该集团属下的“联邦面粉”拥有的面粉厂，年产量约22万吨，控制了马来西亚40%的面粉市场。此外，他还在柔佛合资创办了制造薄木板和夹板的马来西亚木板厂，其中95%的产品远销到欧洲、美洲、东亚及西亚各国。

    “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郭鹤年说。

    在家里，郭鹤年很尊敬自己的母亲，从来不讲老母不高兴的话，不办老母不高兴的事。他母亲已90多岁了，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会求助的新闻剪下，然后交给郭鹤年手下的慈善基金会一一拨出款项加以救助。他对自己的子女则要求很严，从不娇惯他们。她说：要记住，物质的东西，人死不能带去，多留给子孙是害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好。太多的财富好像是砒霜，把砒霜点在子孙的头顶上，不是破坏他们的头脑吗？但因为爱子孙是人之常情，一定给他们一些资产，让他们有个机会站起来。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不是那样的人，郭鹤年非常爱自己的家乡。他的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这个国家民众所公认的。

    他说，我的心可以说分成两半，一间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半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乡。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我心里还是爱马来西亚的，那个地方也是个好国家、好社会。我们华人在经济环境困难的年代，很多跑到南洋，得到当地人的爱护、提拔，像提拔我的父亲，提拔和爱护我的兄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即使生意网遍布全球，我仍然保留大马公民的身份。但我也不忘记我的祖籍在中国。我的父母亲都是年轻时从福建移民到海外的，他们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

    郭鹤年发财致富后，成为公众人物，但他却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公开场合更不多语，保持低调的作风。他讲话言简意赅，做事向来踏踏实实，不喜欢参与政治。在一般大众的眼中，郭鹤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对大众传媒介而言，他是一个好像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因为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至于报章杂志上刊印的有关郭鹤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样子，都是记者在他难得露面的几个场合拍摄的。

    而郭鹤年也没让她失望，他不仅创造出无数的奇迹，更把家族事业发展成为一家备受尊敬的国际大企业。

    “企业家都有一种使命感。赚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因为没有使命感，一个人很快便想到退休，每天在高尔夫球场出现。”

    尽管郭鹤年本人并不热衷政治功名，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目前，他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政要都关系融洽。凭借与政界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鹤年及其家族时刻洞悉政坛变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稳定性。郭鹤年积极在经济上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他在政府办的许多国营企业中参资、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通过与国家资本的结合，郭鹤年与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他的企业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获利甚丰。

    1992年5月，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儿子郭孔丞与郭孔安。不过事实上，他是退而不休，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尤其是对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投资方面。“做生意有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否则，一停下来便可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可以预见，在郭鹤年的幕后指挥下，郭氏集团将继续活跃于亚洲的投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