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关龙是最早进城的农民之一。

    这位义乌北部山区陶界岭村的村民，走出大山的时候已经36岁了。1978年前后，他一一直在福田乡附近摆摊卖针线，1979年，他随着几位同村人挑着担子进城了。他们先是在稠城镇最繁华的县前街旁边找了一块空地，后来又转移到了北门街一带。

    10月的一个清早，他还在睡梦中，忽然被人一把从被窝里拉到了大街上。

    天蒙蒙亮，街上已一堆一堆地站满了人。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立在街上，他听说县里要发什么证，要求他们凭各自乡村的证明，三天之内到县政府去领。

    朱关龙嘟嘟囔囔了一阵，又转回去睡觉了。

    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命运就在这个懵懵懂懂的早上改变了。

    《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这就是朱关龙领到的证。

    一个很拗口的名称，长长的一串，乍一看让人还摸不着头脑。

    但是，就是这个拗口的《临时许可证》，成了中国专业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件重要历史文本。

    在义乌工商局的档案室，我们从一包已经泛出微黄的存档文件中，找到了它。

    颁发这一临时许可证的通知这样写道：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农副业发展，发挥优势，根据我县传统经营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行业的优势，利用他们串乡走户、收旧利废、变废为宝、活跃经营的特点，特颁发此许可证。

    1980年10月，中共义乌县委、县政府颁发了这种许可证，发放数为7000份。

    从证件的名称和通知看，无疑保留着当时“以粮为纲”的痕迹，但它的发放却无疑是在铁桶般的计划经济藩篱中放开了一个不动声色的缺口。它意味着，义乌县从政策上承认了敲糖帮的合法地位，从而也间接地肯定了由这些敲糖帮组成的小百货集市的合法性。

    若干年后的今天，人们把这一许可证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落地时的第一声啼鸣。也就是从此之后，经商农民怀揣许可证，可以名正言顺地跑到外地去做生意了，他们的足迹开始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把全国各地的小商品运到义乌，再从义乌把它们运往全国各地。这些获得许可证的7000余名农民，便也成了专业市场历史上的第一代正统的创业者。

    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已初显成效，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提高，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同步骤升，而从事小商品贩运及买卖的人仍然很少。因此，对于取得“合法护照”的义乌敲糖郎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岁月了。

    许多年后，朱关龙向人讲述了这个《临时许可证》的奇妙效用。

    有一年，他的摊位购进了一批塑料眼镜，有稍息说，在厦门这种眼镜很好卖，他就打算去那里碰碰运气。谁知，眼镜摊刚一摆开，就被当地工商所没收了。

    那可是300多副眼镜呀，是他朱关龙除了一条命以外的全部家当。

    他死皮赖脸地跟进了工商所，说好话，没用；递香烟，没用。

    “再胡闹，我就把你押回你的老家。”很严肃，看来他碰上的是一位讲原则的干部。

    “回老家？我老家可是同意我做生意的。”朱关龙被逼到了绝境。

    “证件，你有证件吗？”

    一急之下，朱关龙忽然想起了那张《临时许可证》，幸好他随身带着。

    一双迟疑的眼睛，读了一遍，看看朱关龙，又仔细翻看了一遍。

    拨个电话给义乌。那是一台老式的摇把电话摇得朱关龙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放下电话，脸色好像放晴了，又挖着耳朵想了想。

    “你，还有眼镜，可以走了。”

    1981年11月，稠城镇上的摊位已增至300多个。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现在还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反映出，当时县领导们颁发7000份《临时许可证》的初衷。

    从“临时”两字可以猜测，他们的用意，可能是投石问路。

    即使今天，义乌人也习惯性地把1980年前后视为小商品市场发育的“自发形成”阶段。事实上，在1980年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关于那个小商品集市的争论在义乌县政府的大院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为，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条文，这个集市至少违反了三项政策：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得经销工业品，个体户不允许批发销售。

    如果仅仅是走村串乡地做生意，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是300多个摊位明晃晃地摆在了县城里，上面来人，邻县来客，谁来都能看到，指指点点的人难免少不了。

    一度，义乌的一些部门，对它采取了劝、堵、赶的办法，有的还写信给省里，报告说义乌出了个“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看来，单是有个《临时许可证》还不行，羞羞答答也不行。

    允许？不允许？

    无数双眼睛盯着义乌县的领导班子，你得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