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提携公司”总经理西花丰曾在《国民新闻》上撰文指出：“化学武器并非遗弃，而是接收的，是前苏联军队从关东军手中接收后又转交给解放军的，因此管理责任在中国方面，日本政府并没有义务销毁。”
2007年6月，63名日本议员在《华盛顿邮报》上登载：“没有强征慰安妇，慰安妇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炮弹仍在不断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
对于日本政府处理在华遗弃化武的工作，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满意。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日方的行动太慢！”
当时64岁的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
2003年8月21日8时56分，在经过解放军203医院近3个小时抢救后，李贵珍最后还是停止了呼吸。仅仅18天，侵华日军当年留下的芥子气就耗尽了他的生命。李贵珍的父亲李国松和爱人刘爱萍一同走进重症室，可李贵珍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他的妻子刘爱萍，缓缓走到李贵珍身边看着她朝思夜想的丈夫，瘫在了地上，晕厥了过去。他的父亲李国松，嘴唇不停地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许久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满脸是泪。
事情还得从半个多月前的8月4日凌晨4时开始说起，在齐齐哈尔市北疆小区的施工工地上，挖掘机司机毕海岩正当班，4时30分左右，他开挖掘机正常作业，铲出了一个貌似很硬的东西。
他下车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两个生了很多锈、已经腐烂的金属桶。于是他上车继续作业，用铲车使劲铲了几下，一下子把桶铲坏了，一大股很浓的液体喷溅出来，他的挖掘机高5米，而金属桶内的气体喷溅的高度居然超过了他的挖掘机，足有6米多高，一股非常刺鼻的芥末油味道扑鼻而来。此时挖掘机的天窗还开着，虽然毕海岩马上关了天窗，但还是有些液体溅到了他的额头上、肚子上和脚上，因为喷溅得不多，毕海岩就用毛巾蘸着把喷到皮肤上的不明液体擦掉了，正是这种擦法救了他自己一命。
接着，毕海岩用翻斗把两个金属桶拖到工地旁边，很快又挖出3个一模一样的桶，也被他用翻斗运到工地边上。随后，工地上有很多人围观。毕海岩还到桶边用毛巾蘸了一下，并用手摸了一下，正是这一下才导致他手臂发黑。
随后，在齐齐哈尔市以收废品为生的河南人李贵珍，收购了那5个金属桶。当然，他压根想不到，这竟然是要了他命的毒气罐。在拆卸过程中，其中两个罐内的油状液体溅到李贵珍的身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
那天晚上，毕海岩开始感觉眼睛难受，并且特别累，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在意。5日零时许，症状开始加重，5日4时，他终于挺不住了，被送到了解放军203医院。而李贵珍在4日晚上10时就顶不住被送进了这家医院。经诊断，李贵珍全身芥子气吸收中毒，95%皮肤深Ⅱ度化学损伤，合并吸入性肺病损伤，肺部感染。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齐齐哈尔芥子气“8·4”事件。
2003年8月4日，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之后不久就被两个民工买下对其进行了切割，又造成两个桶内的油状物品外泄。这两个民工将金属桶全部转卖给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于挖出金属桶的工地上受到污染的残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了污染扩散。傍晚时候，就有三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当晚8点，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马上介入调查。
经技术分析，防化专家一致认定，诱发这次事故的5个金属桶，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为芥子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对眼、呼吸道和皮肤都有作用，中毒严重可引起死亡。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将其确认为致癌物。
自“8·4”中毒事件发生后，女军医颜新就一直在隔离病室，见证了病人入院和出院的前前后后，也见证了他们的痛苦。她说：“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动病人！”她不是对病有恐惧心理，而是害怕病人痛苦。“你眼睁睁看着那肉一点点溃烂，你都不敢用手动，一动那皮肤就烂了！平时接触的病人不少，可哪见过这样的病人啊！”
治疗期间，医院里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澳大利亚籍的扎伊卡先生，他是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捐赠药品的。扎伊卡的外祖父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扎伊卡生在哈尔滨，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做手术时，中国人为他输了血，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自己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扎伊卡先生所赠的26盒药品是从一种名叫鸸鹋的鸟身上提取的专门促进皮肤愈合的药，非常昂贵。但这种昂贵的药也没有能挽救李贵珍的生命。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伤害并未停止，中国人还在因为那场侵略战争而受伤，从精神到肉体。
2003年5月26日，《解放日报》记者陈煜骅和郭泉真，来到上海浦东新区牡丹路，走进了王岩松的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电扇，仅有一台电视机，也是9寸黑白的，再有就是摆满一屋的各式各样的消炎药瓶。王岩松也是一名毒气弹的受害者。
不等记者坐下，老人就迫不及待拿出厚厚一个资料袋，全是她受难毒气弹的照片、字据。“我们家按知青政策迁回上海时，最要紧就是带上这包东西，铁证呐！”
老人回忆说：那是1987年10月17日下午3点，王岩松工作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机械厂油料科办公室，大家被一杯神秘液体难倒了。听厂医说，附近工地偶然挖出个一米来高的大圆铁桶，不见任何标记，开盖满桶黑褐色液体酸臭扑鼻，用医院放射仪测试毫无反应，便一头雾水来求援。是不是特种石油？有人提议“烧烧看”，忽听一声巨响，大祸临头了！一股刺鼻气味使人窒息，王岩松本能就想逃，可身子怎么也不听使唤，好一晌才连滚带爬跌撞出门。
当天晚上，临睡前她一照镜子，把自己吓一大跳——嗓子眼、眼皮底、鼻孔里，全发起一排排恶心至极的大脓疱！呼吸困难，喉咙嘶哑，眼睛肿得像鸡蛋，王岩松说着说着，手微微颤抖起来。
后来经医疗机构测定，这罐“怪液”正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氮芥气混合毒剂，灌入炮弹爆炸后，毒液一沾人体就糜烂皮肉甚至致死，是二战毒剂之王。
王岩松嘶哑着嗓子告诉记者，她虽然捡回一条命，可是苦头吃足了，有时甚至是生不如死。由于毒气破坏了黏膜，16年来，喉咙一直红肿疼痛，说话超过半小时就哑声，眼皮翻开永远“结膜炎”，30多岁就戴老花镜，身体虚弱，出门散个步就会感冒。
最要命还是手指头，长年累月从指甲盖缝里往外冒脓水，又恶心又烦心，只能永远带瓶消炎水，没几年就不得不提前病退了。在家也难，洗个碗还得戴上胶皮手套，至于搓洗衣服就纯属痴心妄想：“脓水多时，我干脆把指头浸在消炎药水里一泡半天，明知这样对肾不好，可又能怎样？”
据王岩松说，当时中毒的其他6人中，有两位没多久就突然得癌去世。16年来她一直提心吊胆，能活到现在是赚的。“我当原告就为个公道，可铁证如山却败诉，连句道歉都听不到！”
王岩松提及的败诉，指的就是2003年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5名中国原告因遭受侵华日军毒气弹伤害而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的诉讼作出的判决。
担任该案审判长的法官斋藤隆在宣读判决书时这样说道：“原告等深受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侵华日军曾大量制造毒气弹，并将大量化学武器部署在中国，为了销毁证据，日军把这些毒气弹隐藏起来，战后仍继续隐瞒这一事实。”
但斋藤隆最终宣判说，在日本主权涉及不到的中国调查和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异常困难的，所以法院驳回原告的赔偿要求。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炮弹仍在不断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国有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而日本政府方面，虽然被迫承认5名中国原告受害事实，却强调在其他国家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不可能的，因而拒绝给予赔偿。
得知这个判决的时候，王岩松老人正在上海家中看电视，她一把攥住儿子的手说：“记住，我这辈子等不到胜诉，你等。你等不到，孙子等。子子孙孙等下去，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临别前，王岩松翻出电话簿，叫记者联系同批败诉的另3起受害案原告，“他们比我更悲惨。”
其中一位是崔英勋，两条胳膊从肘到手全是大脓疱，烂得像根“炸油条”！1950年他在齐齐哈尔当化学老师，那天见学生端来一碗浅黄液体，说是学校工地挖出个大罐，民工们撬开后舀来的。见像甘油，崔英勋沾了点抹在手上，谁想立马钻心疼，赶紧冲洗还是晚了，没几分钟脓疱起满两条手臂，很快皮肉一层层往里溃烂，直至露出血管在跳动！
赶紧上报查明，是无药可治的芥子气毒剂。有位民工喝了一口，没半小时就死了。无奈，崔英勋只能长一层脓疱剪一层，惨不忍睹。50年了，现年80岁的崔英勋一提这事就发疯，不停地喊：打倒帝国主义。家人要不给他吃“安定”药，便从早喊到晚！
还有一位叫张岩，脚背烂个大口子，白骨森森可见！家住黑龙江龙泉镇，1976年在镇里铁匠铺看稀奇，一颗大炮弹撬开全是毒液，张岩脚上溅了几滴，立马就连皮带肉烂开了。实在忍受不了，他用粗糙的泥巴蹭，用烧红的铁铲烫！还从此一“痨”不愈，至今咳不停。
还有一位张喜明，自己也说能活到现在是奇迹。1980年他在黑龙江依兰县自家院里刨土，没想一镐子炸响颗毒气炮弹，当场烂得体无完肤，在医院昏迷20多天才顽强苏醒，醒来了却也废了，两眼失明、全身偏瘫，还硬生生把这个18岁棒小伙逼得天天“羊癫风”。无法成婚、无法工作，老父临死直愣愣望着他不肯合眼！
东京方面宣判结果出来后，电话里，这几位原告最后问了同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如此痛苦，他们认个错却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