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政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虽然对于赔偿推三阻四，销毁工作也慢条斯理，但好歹认了，也总算处理了。可是，“慰安妇”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糟糕了。
根据《中国国防报》的报道，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居住着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们是李凤云、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当年在被强征到日军在我国构筑的东宁要塞作“慰安妇”时，她们受尽蹂躏。
东宁要塞坐落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境内，据县文物馆的领导介绍，“二战”时，侵华日军曾在这只有3.5万人的小县里屯驻关东军3个师团计13万人，从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数百个现代化的军事工程，被日本人称为“永久的东方马其诺防线”。面对这么庞大的队伍，为了稳定军心，日本人便用火车运来了1000多名慰安妇。仅有据可查的当年东宁5镇就设有慰安所达39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些慰安妇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1000多名慰安妇绝大多数隐姓埋名或客死异乡，即使活下来的年龄也都在75岁以上。
没想到的是，几位老人平静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凤云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叽里呱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翻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赶紧掏出了一叠钞票递给李凤云说：“只要你不再说过去给日本军人当过‘慰安妇’，这些钱就全是你的啦！”
李凤云听明白这个日本人是想收买自己，放弃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权利，愤怒地说：“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几辈子都忘不了。用钱就能堵住我的嘴吗？我活一天就要骂狗强盗一天。”
当年和李凤云一样曾在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遭受过蹂躏的“慰安妇”幸存者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提起过去伤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泪流满面：“现在我忍不住伤心呀！可当时我在那些禽兽面前从没有掉过一滴泪！”
一个日本人问道：“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会得到金钱补偿。”“他们在说谎！你有母亲吗，你有妻子吗，你有女儿吗？去问问她们，给她们多少钱，她们愿意每天被好几十个日本兵糟蹋！”
有记者谨慎地问道：“池大妈，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钱赔偿吗？”池桂花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责，赔偿多少钱能换回我的尊严！日本一定要公开道歉，要把这段历史清清楚楚地写进他们的书本里，让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看看日本侵略军当年的罪恶行径。”
然而，这条中国“慰安妇”的索赔之路，异常崎岖难行。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老人对《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说：“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继续说，“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后，艾香同样分到一间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炕和一个放东西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一面镜子。一扇木门挨着走廊的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挂在柜台那里。前来寻欢的日本兵先向柜台点人，再拿着日本钱给她，她不认识上面写着什么，但每次是一张纸钞或一个铜板。她再拿着钱去老板那里换一个纸壳做的，上面写有“2”字的票。
第一次，进来一个日本兵，把她吓坏了，然后，一个接一个……还是处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说，每天达不到15个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让吃饭，还要打耳光、泼凉水、罚跪。
后来，艾香知道了自己这间慰安所叫“爱简所”，另一个叫“东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队等着，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个人，有时达到休克为止。
等得不耐烦了，日本兵们就用脚踢门，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时左右；军官从晚8时到次日晨2时，但只要有军人到，慰安妇就不能休息。慰安妇多数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断。艾香说，完成任务的慰安妇吃的是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过年时高粱米里掺一些大米，没有钱。没有完成任务的慰安妇饿得受不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里打，边打边取笑。
每次慰安妇接待完了，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笑脸迎接下一个。否则，一经发现，就打得死去活来，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对于生病的慰安妇是不给治的，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艾香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姐姐病死后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两个日本兵抬到山顶扔了下去。
慰安妇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四面都是日本兵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抓回来。
3年，1000多个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自由、爱情、尊严，全都埋葬在这间慰安所里。
1945年的夏天，艾香发现这天早晨一个日本兵都没来。老板也没了，她和姐姐们走出去，发现天上是轰鸣的战斗机。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妇四处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生活下来。19岁时，艾香嫁给了当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他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31岁时，艾香又找了一个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世，这段屈辱的人生经历始终深埋于心。
当记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势力称“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且收入稳定，也可以存钱，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的言论说给艾香听时，她大声喊叫，并从炕上冲出屋去。这是老人气愤至极的表现。她不忍当着客人面发作，过了10多分钟，老人才回来，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却仍是心绪难平。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律师康健回忆说。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