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三月

    淮南 淮北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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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着一身硝烟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转入休整。虽说时令还没出腊月，但安徽不比他们熟悉的北方，野外已是“吹面不寒杨柳风”。心细一点的，还会发现褐色的田埂上，小草拱着地皮顶着新绿的“针帽”探出头来。张大鼻孔一吸，嘿，冲鼻子的草鲜土香！这些来自农家的后生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蹒跚着脚步，跟在爹娘身后拾麦穗、捡豆荚。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家中已经分得了土地。这种妥帖欣喜顶在小草一样拱出来的唇髭上，使得年轻的面孔多了几分成熟和责任，从他们枪膛里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有着对土地的眷恋和痴情。

    战争暂时离开了他们，元月十日结束的淮海大战已经被载入史册。此役使国民党的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共计五十五万五千人化为乌有。

    斯大林在他的记事簿上写下：六十万战胜八十万，奇迹，奇迹！

    艾奇逊在向杜鲁门宣读这些数字时，变得口吃。

    巨大的胜利使得官兵们的“胸大肌”饱胀起来，从来与他们无缘的辉煌涂在了这些吃糠咽菜的庄户子弟的身上，每一张脸都被“幸福”抹得光彩照人，他们已经切实地感到命运开始显示出吉兆。

    二月初，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全军进行统一整编。这意味着被蒋介石称为“匪”的这支队伍，将在一九四九年向正规化大步迈进，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夺取全中国的胜利。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被分别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三、四、五兵团，共计兵力二十八万余人。

    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在安徽蒙城进行整训。十二军是以六纵为基础进行整编的，整编后王近山任三兵团副司令员，兼该军的军长与政委。“王疯子”在淮海战役中的功勋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而且，何止是淮海战役，自从他参加革命，哪个时期不精彩？哪次战役没故事？无论军史正传，还是民间传说，王近山都是二野传奇式的人物。

    然而，整编后的二野，三个兵团，三把主帅交椅，排定他的却是一把“副”的。

    王近山不是个计较功名利禄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在战场上玩命，不会有“王疯子”的绰号。但这次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自身的价值没得到公允的承认。他的内心不平衡了。

    孩童一样率直的他不会在心里“窝”话，他找到邓小平政委，瞪大眼睛问：“为啥子嘛？！”

    二野这三把主帅椅由谁来坐，一贯思考问题周密的刘伯承、邓小平自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手下的这几位大将出类拔萃，几十年的战火将他们铸造得颇有了大将军的指挥造诣。实在说，他们哪一个坐到主帅椅上，都是称职胜任的。但主帅椅就三把，刘邓不得不苛求再苛求。

    “你指啥子？陈锡联被任命为三兵团的司令员，当了你的顶头上司吗？”

    对这个顶头上司，王近山倒是嗫嗫嘴认了。陈锡联确实有自己不及之长嘛，况且向来与他协作默契，私交挺好。而对有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杨勇，他凭啥子嘛！”

    邓小平一向喜爱这员猛将，深知他的“虎”性。对于这种近乎“撒野”的质问，邓小平面色肃然，抽下半支烟才开口道：“这个问题提得不错。你王近山打仗比杨勇勇敢，战功比杨勇多，在军中知名度也比杨勇高，为啥子他做了主帅，你却是副帅呢？这个题目就交给你——文章你来做，限时三天，你看够不够？”

    王近山倒憋了一口气，不大的眼睛瞪得滚圆。

    邓小平补充道：“我可以提示你一点，这是一个外国军事家说的，‘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绝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但仅仅具备这种感情力量同样谈不上杰出的统帅’。如果感到这篇文章还是不好做，我给你三次发言权，你可以向刘司令询问，可以向杨勇或其他兵团主帅询问，可以向你的或杨勇的下属询问。”

    三天过去了，王近山的“卷子”还没交上来。

    邓小平把他找来，问：“文章做好了没有？”

    王近山愣了愣，似乎忘了是啥子事。他转了转眼珠，咧嘴笑了：“早好了，在我肚子里。”

    “背来我听听。”

    “我想啊想啊，想到后来发现简单得很嘛。我还是十二军的军长嘛，只要老六纵还是我的，啥子司令副司令！”

    “就这？”

    “就这。”

    “不及格。这篇文章继续做。”

    王近山没想到，自己都把这事忘了，邓政委还不依不饶，心里直叫倒霉：“还做啥子嘛？这事本来就不复杂嘛！”

    “你缺的就是这个‘复杂’。为将为帅不能只驰骋战场，而走下战场就简单愚钝，对政治思想建设不敏感，无预见，少思考。你王近山现在是兵团副司令，将来可能是司令，野战军的司令。全国解放了，没有仗可打了，你‘王疯子’没铺草烧了，就革命到头了吗？……”王疯子蔫了，眼圈出现了一道浓重的黑晕。

    张际春对邓小平说：“昨天王近山让警卫员去卫生队要安眠药，李所长给了半瓶。王近山大发脾气，非要一整瓶。李所长怕出什么事，今天一大早向我报告这件事。”

    邓小平笑了：“好，这个‘王疯子’缺的就是‘失眠’症！”

    几天后，十二军的家属们陆陆续续来到部队探亲，军首长的夫人们也趁渡江之前赶来小聚。新挂帅拜将的将军们喜上加喜，刮胡子剃头，重整“山河”，迎接夫人。王近山也被警卫员按着剃了头，不能说“山河壮丽”，但也还不有碍观瞻。

    晚饭后，他的夫人韩岫岩带着儿子到了。一看到儿子，王近山的脸色顿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五官笑得全挤到一块：“儿子！蛮蛮！让爸爸亲亲！……”

    他的脸刚贴到儿子脸上，儿子就哇哇直叫：“扎死啦！我的脸给扎破啦！……”

    王近山好不后悔，怎么不刮刮脸呢？！

    第二天孩子们在一块玩，数蛮蛮年纪小，可是他闹着要当“司令”。王近山擦着儿子脸上的鼻涕和泪，问：“蛮蛮，为什么非要当司令呢？”

    “司令最大。爸爸就是司令。”

    “爸爸是副司令。论本事，这副司令爸爸也不称职……爸爸只会烧铺草……”

    “烧铺草是干什么？”

    ……

    一月九日，陈毅与刘伯承离开西柏坡，途中刘伯承眼疾加重，留在石家庄治疗；陈毅继续南返，一路颠簸，二十二日抵达徐州。陈毅和粟裕会面后，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毛泽东的指示。陈毅二十五日为前委扩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二十六日即赶往商丘会见邓小平。这已是腊月二十八，河南和安徽已经解放了的村庄炊烟袅袅，鞭炮炸响，开始蒸馒头、试烟花、贴春联、挂吊钱，急不可待地迎接翻身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大年初一，陈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两大野战军高干会议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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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府十分幽静，偶尔一两声鸟儿的啼鸣，犹如一潭死水中泛起的微澜，死亡的气息被衬托得愈发浓重。李宗仁向窗外望去，据说那个坐落在梧桐绿荫中的桐音馆，每当多事之秋、风雨之夕，能闻桐叶翻卷之声，预知凶吉。果真如此，此刻当闻其声了。中华民国的命运是凶是吉，它应卜得出。

    映入李宗仁眼帘的是光秃秃、落叶飘尽的枯树枝。那向上凌乱伸出的枝杈，乍一望去像无数呼救的臂膀。李宗仁收回目光，叹了口气，真是方寸大乱，竟忘了时序还未出隆冬。

    这间副总统办公室暖气烧得很足，他只在衬衣外套了件皮背心，脑门上竟有些微汗。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很少在这办公室待着。与其在这里坐“冷板凳”，不如在傅厚岗他的家中养鸟、种花、读书。

    一条走廊之隔，是总统办公室。那个三室带卫生间的套房，中间一间放置着巨大的桌子、皮质转椅、壁橱和古玩架。作为总统办公室，这并不算豪华奢侈，但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凡的。每当蒋介石迈进这座五层高的总统楼，森森的寒气即随着那双黑皮鞋一层层逼进整个儿大楼。

    此时，李宗仁还能感觉到那种特有的阴森与压抑。而事实上，那个制造这种感觉的人已经在他老家溪口的四平山了。

    蒋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的。他的《元旦文告》发表后，发自上海的外电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献词反应是冷淡的。”来自北平的电讯曰：“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似乎这位总统的“引退”，就像西垂的太阳落下山去，没什么好惊讶的。

    自然，这不是蒋总统所期望的。这种冷淡多少使他清楚了，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光辉。这使他在犹豫和彷徨中，进一步坚定了“下野”的决心，进一步加快了“后事的安排”。

    一月八日，蒋介石派张群去武汉，黄绍竑去长沙，同白崇禧、程潜讨论他的“引退”问题，旨在缓和白、程与他的关系，稳定两湖。

    九日，蒋介石闻知杜聿明兵团被歼，江北半壁全陷，急忙授意孙科，让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他们施加影响。

    十日，蒋介石命蒋经国飞上海，和俞鸿钧将五十七万二千两黄金秘密转运台湾——他要抓钱了。这是第二次秘密转运。前次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有一千五百三十七万四千美元由上海花旗银行提出，用美国军舰运往美国，存入了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入国民党账册。另有银元一千万和四百万，运往厦门和广州。

    蒋介石焦急地等待着美、英、苏、法四国的干涉，等来的却是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毛泽东在提到蒋介石《元旦文告》中关于“和谈”的建议时，严厉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及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

    1.惩办战争罪犯；

    2.废除伪宪法；

    3.废除伪法统；

    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5.没收官僚资本；

    6.改革土地制度；

    7.废除卖国条约；

    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接着，解放军于十五日解放天津，蒋军十三万余被歼。十七日，塘沽、大沽解放，蒋军五万余人由海上逃遁，其余全部被歼灭。

    与长江之北仅一水之隔的南京，已闻隆隆炮声。南京通往上海的公路上，撤退的人流变得日益宽阔。

    军事濒于危急，外国干涉无望，经济全面崩溃，蒋介石死命抓着“南京”号破船的手，不得不放了。一月八日，蒋介石发布了他下野前的最后人事任命——

    （1）汤恩伯专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2）衢州绥署撤销，改设福州绥署，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

    （3）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4）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专任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

    （5）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命汤恩伯专任总司令（撤销衢州绥靖公署）。这意味着蒋介石要汤恩伯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积极布置由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从而通过汤恩伯将江南军力紧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此，蒋介石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王”位给李宗仁去坐。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李宗仁十分清楚自己上台的原因，他是以主张和谈为市价而登场的，只有和谈他才能不负国人之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吸引舆论的支持，作为抵拒蒋介石的资本；也只有和谈，他才能争取时间，组织力量，保住江南半壁河山。

    就职的第二天，李宗仁即宣布与共产党和谈。为表示诚意，二十四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推出七项举措。

    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然而，这些漂亮的举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行政院已于一月二十日晚上，蒋介石下野的前一天，在院长孙科的策划下悄然离开南京，移向广州。孙科自己则逗留于上海。

    孙科此举看似荒唐，却是颇有斟酌的。他知道蒋介石虽然“引退”，但实力仍在，坐进总统府里的那个代总统不过是个傀儡。他更明白无论蒋、李，所谓的“和”，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假戏。故而，他决定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可讨蒋介石的喜欢，二可觅自己的后路。他和绝大部分国民党上层官员一样，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对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不抱希望。

    李宗仁名为代总统，“代”是“代”矣，“统”却难“统”。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连他代表的这个政府眼下是否存在，实在也是个问题。说它存在于南京，南京没有行政机关；说它存在于广州，广州没有行政首脑；说它存在于上海，上海无行政机关也无行政首脑；说它存在于溪口，溪口只有一个已经宣布“引退”的总统……

    面对着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局面，有着金属色泽面孔的李宗仁还是把眼光投向他的“桂系”弟兄。

    他将黄启汉从汉口召到南京，想让其直接与中共联系。黄启汉一到南京，李宗仁即在官邸为他洗尘接风。

    “启汉兄辛苦了！”李宗仁高高地举起酒杯。

    李宗仁的参议刘仲华在一旁敲着边鼓，说：“启汉连日为和平而奔波，甚为劳顿啊！”

    李宗仁关切地问：“健生他们对和谈持什么态度？”

    黄启汉道：“健生对我说，老蒋下台了，他要倾全力于德公你，早日实现停战和谈。”

    “他对中共的八项条件有何看法？”李宗仁又问。

    “他基本同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但对第一条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接受第一条，惩办战犯，不就等于将我们一网打尽了吗？！”

    李宗仁沉默片刻，说道：“若不接受第一条，岂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战犯了吗？这样不好。我会告诉健生，惩办战犯的事，由我一人肩担。”

    “来的时候，健生告诉我，他的最终希望是共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

    “那当然好。”李宗仁叹道，“只怕共产党不答应啊！……启汉兄，”李宗仁亲自为黄启汉满了杯，“我让你来，是要你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让他们停止进攻，这是当前最紧迫之事。我已经让空军准备好了飞机，你最好明天就飞北平，趁傅作义还没接受改编，共军还没有进城之前，去求见中共的领导人，向他们说明我们的和谈意愿，就说我李某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力谋早谈，大有“唯和是务”之势。不如此，他更是一筹莫展。

    黄启汉飞北平后，李宗仁权衡再三，于一月二十七日提起千钧之笔，写道——

    自协商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

    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示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伪。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及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

    蒋介石得知南京那个代总统，未经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以私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封长电，大为恼火。他即命孙科迅速去广州，把在南京还未动身的行政院官员全部召到广州，与李宗仁分庭抗礼。他还策动立法委员也迁至广州，对赴广州者，将赠船票、美元，并发予港币三百元的特殊津贴。

    于是乎，总统府那庞大的建筑群，一时间又空出许多房子，有的楼整个都是空的。

    李宗仁坐在不再喧嚣的总统府里，目光不时地向走廊对面那套房子里望。蒋介石，他真的离开这座总统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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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天，皖地已知春。柳吐丝，桃含苞，急性子的刺刺草引着长颈，将它那朴素的小黄花举到半人多高。北方不多见的竹林，这里一丛，那里一片，葱茏蓊翠，绿雾一般，引得丽鸟成群。那些既非燕子，又不像黄鹂的瓦青色小鸟，当地人称之“迎风”。这是安徽独有的一种鸟，因喜迎风飞翔而得名。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却不知，一方水土也养一方鸟。“迎风”舒展着双翼，贴着水田腾上半空。那种矫健和搏击风云之势，如一缕刚阳的“皖魂”。

    三月中旬，皖地的地脉再次被大军的脚板踏动，水田旁的条条道路上腾起漫天尘雾，成多路纵队的队列浩浩荡荡向南开进。他们扛着枪，架着炮，步伐刚健，歌声昂扬——

    和战士的脚板一起滚动的是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卡车、吉普车……

    经过了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的二野，如今告别了“游击时代”，“洋货”多起来了，几乎是全副的美式机械化装备。

    二野四兵团十五军为先遣军，先期向江边跃进。他们三月五日先于其他兄弟部队向长江出动，此时快要过淮河了。

    军长秦基伟自己开着一辆越野吉普，时疾时缓地行进在指战员的洪流之中。他高挑的个头，白净的脸膛，气宇轩昂，颇有几分书卷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地道的“大老粗”。一九三三年，他刚当总部警卫团长的时候，看到几个战士拿着线绳子这儿挂一下，那儿拴一下，一直把线绳子牵到他住的屋子里，而后将一个黑不溜秋的玩意儿递给他。他看那玩意儿长长的、硬硬的，顶端有个突出的弯头，问：

    “这驴鸡巴样的东西是啥子嘛？”

    战士说：“你放到耳朵上就知道了。”

    秦基伟往耳朵边上一举，吓了一大跳：“这鸟玩意儿里面怎么有人说话？！”他脸一板，国民党就要围剿了，还开玩笑，正要训斥那些战士，战士急急地说：“这是电话！郑部长正跟你说话哩！”

    秦基伟将信将疑，又不敢马虎，又把那玩意儿放到耳朵边上。他听了一会儿，可不是嘛，还真是郑部长在里面说话。他惊诧地瞪直了眼，怎么也搞不懂。郑部长人呢？他的声音怎么在那里面？这是啥子魔法？他的后背冷飕飕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疑惑加紧张，郑部长说的什么他也没听清，好像是命令他带人去执行一项任务。郑部长的最后一句话他倒是听清楚了，问他：“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赶紧回答，好像慢了那玩意儿会把他吸进去。那边没声音了，他这边傻了眼，明白啥子嘛，你啥子也不明白！

    扔了那玩意儿，他就吆喝警卫员备马。在他的经历里，领导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不明白的地方还能再问。这下倒好，郑部长钻到那黑不溜秋的东西里，跟他耍起把戏来了。那里面咝咝啦啦，跟下雨一样；加上他那一口河南侉腔，咦咦呀呀，哪里还有下达命令的严肃劲儿！这作战的事，光凭那玩意儿说了就算数？万一是特务作法糊弄人，岂不要上大当？儿戏不得，他策马扬鞭，一口气三十里，到了通江县。

    郑部长一见到他，长长地“咦”了一声：“你咋来啦？不是让你去福阳坝吗？！”

    他说：“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我都在电话里说清楚了，你这不是耽误事吗？！”

    “我没听清楚……再说，我对那玩意儿也信不过！”

    郑部长一听，哈哈大笑：“那不是玩意儿，是电话。为了联系快速、方便，团长一级都安了电话。以后下达任务都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郑部长那笑声深深地刺激了秦基伟。他出身贫寒，穷乡僻壤，没见过世面。这本来没啥子丢人的，共产党的队伍里，大都是像他这样的人。但他现在是团长了，不能像以前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得学习了，不学习就落伍了……

    从这之后，秦基伟再去总部，就有意识地往参谋处跑，看新装备、新武器，学地形图……一切新鲜的东西都对他有了吸引力。他原本是个性情活跃的人，当游击教官的时候，和战士们一起玩篮球，打得漂亮得很，当了一年多的篮球队长。驻地的老百姓看了既稀罕又心酸，说：“八路军真是穷，十几个人抢一个球儿玩……”

    抗日时期，他们端了日本兵的炮楼，弄到不少自行车。秦基伟带头玩车，举行自行车比赛，看谁能在尺把宽的田埂上如履平地。他亲自带领武工队的自行车队，化了装，进城玩绝技，杀汉奸取情报，也是有过的。

    缴获品中有一架老掉牙的照相机，秦基伟如获至宝，让俘虏教他照。他学会了，自己拍照，自己洗片。没有显影，就琢磨着自己配药水；土法上马，太阳底下曝光；读数计时，在当时堪称一绝，很是轰动了一阵子。

    到了刘邓麾下后，更须勤勉好学。一仗打下来，即便打胜了，如果打得“笨”，要挨批；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也要挨批。在刘邓帐下为将，草莽英雄是不受欢迎的。刘邓要求指挥员必须讲究战术，以智慧弥补兵力和装备的劣势，以奇谋略克敌制胜。

    这些年跟随刘邓转战，秦基伟常为他们那满腹韬略、气度恢宏的兵法家、谋略家的赫赫风采而诚服。在刘邓麾下为将，如同饮了浓咖啡，时时被一种兴奋所鼓荡；又似丑女坐于镜子前，时时不能对自己满意。

    这次渡江战役，十五军被选为先遣部队，上上下下着实兴奋了一番。包括来队的家属，也红着脸说：“俺们都光荣得了不得哩！”离队之前，她们把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鞋垫垫在丈夫的鞋子里。

    全军掀起请缨热潮，各级党委、支部，干部、党员、功臣、模范竞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有的战士枪托上刻着一行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这时军里还出了件新鲜事，某团二营机枪连九班全体战士用指血给军长写了“挑战书”，提出了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

    秦基伟深受感动，愉快地“应战”。

    你们给我提出的挑战条件，表现了你们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督促。我很愿意在和你们的革命竞赛中间，更好地完成党给予我的任务。我决心在渡江进军中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努力学习战术，学习政策，做到把部队指挥好，把政策执行好，保证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这样来回答你们对我的热望，回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希望。同时，我也希望你们努力实现你们的全部挑战条件。除了原来的两个条件以外，我还提议增加，（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秦基伟加的条件准确地表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将直接进入大城市，一改中国共产党从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解放军能否赢得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城市人民的信赖，能否获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都需要有一个与国民党所宣传的“匪”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江南人民面前。

    所谓“先遣”，不但在时间、态势上有要求，更主要的是把一支有足够战斗力的部队带上去，为主力打开通道，构成迫敌就范的军事压力。因此，此次行动将直接配合中央在政治上的举措，不可等闲视之。秦基伟和十五军的首脑正是这样做的。

    然而，天空不总是春光明媚，皖地不尽然绿雾黄花，有时忽地春雷乍响，接着就是哗哗的麻秆子大雨；有时灰云低垂，细风柔飘，淅淅沥沥的牛毛雨把北方兵的骨头都淋得长出青苔来。那红褐色的泥巴，黏得赛糨糊。将鞋子用绳子绑在脚上还是一样被泥扒掉，常常是掉了来不及找，走着走着，脚又踩进了前面掉的鞋子里，哭笑不得。

    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在十五军之后出动，遇到的是同样的无奈。他的日记记载了当时情景。

    三月十三日各军行动，均因雨被阻。我亦困居此间，寸步难移。行动仓促，准备欠周，现在只能急做抵近准备。

    按刘、邓意图，即令十五军以轻装师赶进，控制望江、华阳镇，封锁内江，不让船只南逸。

    三月十四日雨不停，奈何！？除处理日常电报外，昼寝一小时。

    三月十五日天虽晴，路仍滑。下午以两辆十轮卡先导，吉普紧随，经过五小时，走三十华里，到达新蔡城。好不容易完成了这一段艰苦行军，但一辆大卡车仍中途抛锚。

    三月十六日天仍阴，令人担心，但不管怎样，明日一定走……

    新兵、解放兵阴了脸，北方战士拧眉头了。他们吃不惯南方的米，走不惯南方的路。用他们家乡的话说：“宁翻一座山，不过一条河。”越往南走离家乡越远了，眼看胜利了，倒背“家”而驰了……他们这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像喊口号那样容易。

    逃兵出现了。新兵、解放兵的成分复杂，政治觉悟参差不齐，在所难免。何况，这次向江边进军，从河南周口出发，到达太湖，一千五百里——除了长征，没走过这么远的路。

    三月九日，十五军过了淮河，葱茏的大别山已经在望了。

    大别山是第四兵团前身四纵队的诞生地，司令员陈赓当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就战斗在这里。大别山对革命有着巨大的贡献，她的子弟成千上万涌进革命的队伍。秦基伟就是大别山的儿子，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都出生在大别山。

    随着每一步的迈进，思乡的情结越拧越紧，血脉的跳动越来越急促……他们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大都是十几、二十岁，唇上的胡子还是软软黄黄的茸毛。数十年戎马倥偬，腥风血雨，南北转战，九死一生。如今满腮的胡须十分旺盛，像成熟待收的庄稼；一身的伤疤，每人不下七八个，圆圆的，很像挂了一身军功章。如今他们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走近了千万次缭绕在梦中的大别山。

    这块诞生革命、养育革命的土地，由于太多的牺牲，变成了红褐色，是那种干涸的血色。

    沿途村落不闻牛羊鸡叫，未见炊烟飘动，断壁残垣上涂满了国民党的暴政：“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五十五岁的壮丁”……

    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站在离别二十年的村口，茫然四顾。原来热闹的一座镇子，眼前只剩东倒西歪的六间茅屋。没有人再认识他，他说出父亲的名字，一个中年女人告诉他，那一家人全被“猴子”（当地人对白崇禧部队的称呼）杀啦，就活下一个老太太，到外地行乞了。

    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十六岁离开家。这次部队正好路过家门，乡亲们挤在村口等他。他和乡亲们面对面互相看着，谁也不认识谁。良久，他终于认出叔父李清义。

    叔父声泪俱下，说：“你走以后，白党把大别山压死啦！……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杀死了你爹，七月又杀死了你娘。全村十六家，饿死的、杀死的有五十四个人呀！第二年你妹妹又失落了……饿得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被白匪烧了……”

    李成芳又去看望一个同志的母亲。当年他是和李成芳一块离开大别山的，如今已经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了。茅草棚里满是蛛网、尘埃，破烂不堪，遍地凄惨。从草堆里爬出一个瞎眼的白发老婆婆，一听成芳的名字，一把将他抱住痛哭不止，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啦，成芳，快带部队去！去打他们！去报仇哇！”

    十五军一进入大别山，车辆、辎重遇到了难题，有的山路连牲口马匹都很难通过，只有拆了大炮扛着走。在平原上长大的兵，不会走山道，一下雨，走几步就是一个“大马趴”，苦不堪言。炊事员以北方人居多，不会做大米饭，一锅米煮出来，下面是糊的，中间是黄的，上面是生的，难以下咽。战士面有饥色，减员、逃亡有所增加。

    秦基伟下到了炊事班，把袖子一卷，给炊事员做示范表演。两尺深的大锅，水加得适当，火候适度，锅盖一掀，白亮亮的大米饭上下一色，软喷香。战士们边吃边喊香，连锅巴都吃光了。

    行军路上，军首长全部下到基层，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带头唱歌，组织拉拉队喊口号。秦基伟将马让给了病号，甩着两条长腿走在队列里。当他把一挺机枪从战士的肩上移到自己的肩上时，那战士哽咽了，队列里开始传口令：“向前传，军长扛机枪了！”

    “向后传，军长扛机枪了！”

    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在滚动……整个儿队伍都知道，军长就在他们中间；战士们都知道，军长和他们一样，跋山涉水，雨里浇，泥里滚，而且，肩扛着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