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暖日丽的三月，对努尔哈赤来说，确是赏心悦目的佳日。

    这一天，他带着少数几个人，绕行刚落成的辽阳新城一周——新城是攻下辽阳之后所筑，离旧城只八里，位在太子河东。

    城的周围有六里多，高三丈五，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为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共建八座，北向者两座，分别命名为怀远、安远，东向者为迎阳、韶阳，西向者为大辽、显德，南向者名龙源、大顺。

    八座门，他每一座都亲自下马查看一番，而后，他站在城楼上，眺望着辽阔的四面八方。

    沃野千里，尽皆属于他了呀——他的心中当然升起了一股满足感。

    后金国的版图扩增得难以一眼望尽了，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见全貌；伫立城楼眺望，游目骋怀，其实见到的领域不到百之一、二，但，他仍然心旷神怡，得到了“拥有”的感觉。

    阳光照在脸上，反射出金光。

    他的双眼炯炯有神，光芒远胜日照，而眉宇间所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气概，是饱含着从容、自信、蓬勃、兴旺与坚毅不拔的英气；脖颈上所留下的昔日在战场上为敌箭所穿射而过的伤疤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磨灭，依旧鲜明的呈现着，像是为他留下一个奋斗的痕迹与纪念般的长驻于他的身体上，也将他整个生命中的奋斗精神具体的凸显出来。

    这年，他六十四岁，一生所缔创的生命意义已具体成形，历史定位也已具体成形；开国之君，创业雄主的勋业更已具体成形。

    伫立在城楼上，他傲视睥睨。

    这座新城，他将命名为“东京”，以有别于构想中的将赫图阿拉意为“兴京”的命名——他潜藏于心中的，当然还有一个令自己欣慰的想法：

    他所驻居的都城，都将以“京”来命名，以呼应已经创建起来的国家——后金，将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大国的规模与格局；京师的命名，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

    这一切，在在令他满意。

    但，随后他却传唤了皇太极来问：“渖阳城的兴建工程到什么地步了？”

    他直觉的认为进度落后了，因为，在记忆中，发出兴工命令至今已有好长的时日了。

    皇太极也略带愧色的向他回报：“城池已近完工，但宫殿尚未动土！”

    渖阳城的修建不比辽阳——努尔哈赤心目中的渖阳城的规模远比辽阳要大得多了，而原来的渖阳城却只辽阳的一半——要拓建的地方太多了，根本不是三两个月就能完成的。

    而皇太极也诚实的向他说明另一个影响工程进度的问题：“徵召的工役常有死亡、逃亡等事，以致人手不足，延误工时！”

    但，这么一说，努尔哈赤就不高兴了：“有问题，就该及早解决才是！”

    说着，他立刻决定，亲到渖阳巡视，了解全面的状况。

    皇太极当然只有唯唯诺诺的陪着他上路。

    一路上，他似是教训，又像是教导似的对皇太极说：“我知道几个贝勒、大臣们私心里并不赞成我再迁都渖阳；说是辽阳本为首府，又大又富庶繁华，为什么舍而不用？又说兴建渖阳城邦宫殿，劳民伤财，耗费过大；这些话，我都听说了；但你可不要以此为虑，误了兴建的进度；这些话都是没有远见的，说这些话的人也都是见识不足之辈——你来看看，渖阳的条件可优于辽阳太多了，光以‘四通八达’来说，便是辽阳比不上的！”

    他先从战略上考量：

    由渖阳出兵征明，渡辽河前往，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两、三天就能到达；南征朝鲜，经清河进发即可！而作为经济上的用途也颇得天独厚：

    渖阳近浑河，通苏克苏浒河，于苏克苏浒河源头处的森林伐木，顺流而下，便当之至！且近处有山，兽多蔘多，饶资产，河中之利兼得鱼水，能供民生之需！

    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皇太极先是恭敬的听着，听完后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回禀——他先是应承似的说：“孩儿谨记父汗的教训，也绝对不会因别人的言语而影响了父汗交付的任务！”

    接着却勇敢的说：“渖阳城兴建的工程进度落后，还有一个原因，乃是孩儿不但没有全力催逼筑城的夫役，还约束下属，不得待夫役们太过严苛——是以筑城的速度大不如前！”努尔哈赤感觉到个中有文章了，于是追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皇太极先是轻声一叹：“一开始，孩儿发现筑城的夫役逃走的很多，于是一面下令严加捉拿，捉到的当众处死，以作警戒；一面派人严加防范，不让夫役们有机会逃走；不料，一段日子下来，不但逃走的人数没有减少，被处死的人数不停增加，连留在原地的夫役也多有病死的，导致人手不足；孩儿这才觉得问题非同小可，更不能一力严加催逼，否则，会弄到一个夫役也不剩的地步，因此，花费许多时日苦思良策——”

    努尔哈赤冷冷的问他：“那么，你想出什么良策来了吗？”

    皇太极脸上一红，小声的说：“孩儿请教了别人，才得了良策；但，此策须费些时日才能见出成效，因此，先前未敢率尔禀告父汗！”他接着作了详细的说明：“孩儿于偶然间认识了一名汉人，此人姓范名文程，本系渖阳生员，我军攻下渖阳时被掳，原发在镶红旗下为奴，因为学问甚好，周遭的人渐渐敬重起他来，不但不以他为奴，还视他为师，请他说说汉书上记的史事、讲的道理来听，见有不识的汉字，更是去问他，请他解说；孩儿识得此人，是因为我军攻下辽阳时，孩儿在官衙中搜得了一批官书，数量甚多，但是大半都无人看懂；孩儿先找李永芳来问，不料他乃武将出身，读书不多；后来才有人推荐了‘范先生’来，经他一一解说，孩儿这才明白了这些官书究竟是什么——”他一口气不停的说着，竟把努尔哈赤的好奇心也勾起来了，聚精会神的听着，但，最关切的还是一个要点：“他给你说了什么良策？”

    此文其校注有二：

    高平公案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作“忠宣公”。

    案清史论丛第六辑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兵攻破抚顺，范文程被掳，隶镶红旗下为奴，至天聪三年考试儒生，文程始出籍置文馆，且渐迁升，颇受重用。就某种意义言，文程为清所不自觉造就出之第一代汉旗人才，历事三朝，对其一统有重要贡献。故清基于政治考虑，初时则隐晦其被俘为奴之实，雍乾以后则进而作伪，使由“阶下囚”一变而成“座上客”。有清官私文献谓文程“来归”云云，其肇因即此。

    于是皇太极又从头说明：“首先，要让夫役们吃饱睡足，有病诊治，不使过度劳苦，并且建草房供夫役们居住，不使露宿；其次，编列成队，仿同‘牛彔’之制，使有组织，便于管理；他并说，可让夫役们有家眷者携来同住，令妇女们司烹煮浆洗，便各尽其用，各得其所，夫役们的逃跑、死亡之数必然大减；而假以时日之后，可将这批夫役用做专司营建的人，何处要筑城营室，便全体调派过去——”努尔哈赤听后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命说：“传此人来见！”

    一面又吩咐皇太极：“最近，咱们打下来的地方，汉人反抗得紧，不能全靠压制来解决，得想出点好法子来——你得空时要多和这些学问好的汉人谈谈，问问他们治理汉人的办法——我也在想，将来要设汉军旗，让新降附的汉人安安心心的做后金的子民！”

    说着，他且语重心长的补充：“以往，大家都在费力气要往明朝打，很少把心思放在打下来以后怎么治的上面；这些日子，我为汉人反抗的事伤脑筋，就觉得得有另外一套本事了！”

    皇太极当然立刻回应：“是的。孩儿尽量学会治理汉人的本事！”

    努尔哈赤点点头说：“我军一向战无不克，以往征讨各部是这样，现在伐明也这样；但，以往所降服的大多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现在所降服的都是汉人，治理的方法得有不同——否则，战打胜了，城池占了，百姓们全都死光了，逃光了，仅剩一座空城，那是不行的——我已能预见，我国立国之初，最要紧的事是征讨各部，开疆辟地；立国之后，便须学治理之术——”

    说着，他拍拍皇太极的肩头：“再过些年，后金国的皇帝做了全中原的皇帝，就无须再亲披战袍，东征西讨，开疆辟地了；但是，国境越大，治理越难；我后代子孙，都须将全部心力用在治理上头——即从现在起，大家加倍留心这治理之术吧！”

    他的话包含了多重用意，而皇太极也心领神会了，于是，他全身热流滚滚，两眼发亮，并且以一种高亢、热切、有力的声音朗声说：“是！父汗教训得是！”

    而大明朝廷中关注的重点正好与后金国完全相反——君臣上下，既不思开疆辟地，也不学治理之术；甚至，连迫在眉睫的辽东国防问题，也少有人关切。

    天启皇帝的心思只用在做木工上，大臣们的心思全用在排除异己的斗争上，根本没有人理会努尔哈赤想进军中原，取代明朝统治天下的雄图壮举。

    而朝廷中内斗情况的激烈，也远超过辽东的战局；东林欲藉“京察”罢黜非东林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天启皇帝早已不看奏疏，大权尽在魏忠贤手里，还没有明确决定自己的政治倾向的魏忠贤对于双方的恶斗，抱持着观望的态度，因此许多奏疏都暂被保留，被罢黜的人也就没有真正的去职，得以有力量反击东林。

    双方似乎势均力敌，日复一日的缠斗着……

    真正获利的赢家只有魏忠贤一个人——被东林攻击的人们纷纷向他求援，每天都有一箱箱的金银财物送到他跟前来。

    他出身寒微，少小之时，三餐不继，衣不蔽体；自阉入宫之后，更是执贱役多年都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而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他当然充满了扬眉吐气的快感，从而更加倍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也更加倍的费尽心思巩固自己已得到的权力。

    多年的历练早已磨练出了他异于常人的政治智慧，他远较一般幼年入宫、未涉世事的太监们更懂得如何经营“司礼大太监”的身分，如何使自己的地位、权力与利益都蒸蒸日上。

    这一回，他冷眼的看着朝臣间的内斗，在作了一番缜密的思考之后，决定第一个阶段先采取“隔山观虎斗”的客观、中立的态度。

    非东林的人送来的财礼，他当然不拒收，但也不立刻“拔刀相助”，甚至，不立刻表态站在非东林这一边。

    “忙什么？再等等——等他们再多送点财宝来——等东林这边的动静——等他们双方再斗些时日——”

    他清楚自己所扮演的微妙的角色，了解获取最大利益的方法；私底下，他也跟容青凤讨论着说：“现在好比是两虎相争，我是猎人，往哪边一站，射支箭到对方，哪边就赢了！”

    容青凤玩笑似的嗔他：“瞧你，可真没良心！那些什么三党的人，前前后后的不晓得给你送了多少金银来，你还不肯出手帮帮忙！”

    魏忠贤笑说：“我给他们压下了东林的奏疏，就是帮忙了！”

    但他也诚实的向容青凤吐露心声：“说真格的，我想等等，还有一层：三党送的金银财物虽多，总也不如东林的好名声、好招牌值钱！我其实是想向东林靠过去的，赚他个让天下人敬重，没得银子也值得！”

    容青凤提醒他说：“你别忘了，东林那批人，总以为自己有道德、有学问，动不动就要端正天下；上回，不是说你是‘出身不正之阉’吗？肯让你靠过去吗？”

    魏忠贤淡淡一笑说：“我早年不过是白嫖白赌，混混日子，又没有真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上回他们说的，我当然心里有气，就连孙大学士不赏脸，我也一样忘不了；只不过，我想图个好名声，只得宽怀大量些，不跟他们计较！”容青凤听了觉得有理，便不再多问了，但是一会儿之后，忽然又触动了想头，连忙再跟魏忠贤说：“你既想往东林这边靠，怎么还收三党的财礼呢？”

    这下，魏忠贤邪邪的笑了：“有什么收不得的呢？是他们自己要送来的呀，我又没有开口要！再说，等我靠定了东林，他们难道还敢来要回去不成？”

    容青凤登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一面啐他道：“你这人，心眼里头就是带了三分奸，三分邪，三分坏！”

    魏忠贤哈哈哈的朗声笑了起来：“给你说的，我简直是个魔头了！”

    容青凤却说：“你呀！就是不够狠！叫你杀王安，吞吐半天，下不了手；叫你给皇后打胎，犹豫好一阵子；婆婆妈妈，优柔寡断，还能成什么魔头！”

    魏忠贤微红了一下脸，讪讪的说：“我不是给你逼得什么都做了吗？怎么还不够狠？”

    这个话，容青凤就一笑置之了；而魏忠贤自己所规画出来的立身宫朝的准则又更坚定、更确立了。

    几天后，孙承宗的“乞休疏”送到了京师，他立刻决定慰留，而只让阎鸣泰去职，改用了张凤翼担任新的辽东巡抚；而关于“京察”案的双方互斗、争论，他也一本初衷的不置可否，任由朝中的内斗继续发展下去……

    张凤翼是代州人，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广宁兵备副使、右参政等职；而也因为他曾任职广宁，在朝中没有治理辽东的人才的情况下，拣到似的升迁为辽东巡抚。

    但，他其实不懂辽东问题，也不懂军事；个性胆小怕事，毫无担当——整体说来，他不是奸恶小人，而是个庸懦之辈。

    这次的升官，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是件好事——从被告知这事，到接到圣旨的刹那，他的心中都在打退堂鼓；怎奈，他更无胆量抗拒朝命不到辽东上任，这才勉强举步出关。

    一路上，他整日怨天尤人的嘀咕：“王在晋的战略才是正确的呀，坚守山海关，拥险拒敌，足以自保；怎么孙大学士偏要听袁崇焕的意见，去守宁远？宁远与敌近在咫尺，又无山岳险阻可以屏蔽，乃是险地啊！去守宁远，实在是去送死啊！”

    他几度悲从中来，为自己的生命安危而忧虑不已；然而，正当他抱着这样的心情走到山海关会见孙承宗的时候，袁崇焕也刚刚完成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回到山海关。

    那是袁崇焕自愿请命前往的，去到蒙古喀喇沁，亲抚诸部……

    原来，自广宁失陷以后，宁远以西的五城七十二堡便为蒙古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的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此行的任务便是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间的二百里地，并且招抚军民，稳定情势，准备屯戍。

    三个人一会面，张凤翼先打心底深处叫起苦来：“又是一个不怕死的！可别把我拖下水！”

    而孙承宗和袁崇焕两个却大谈起“相机进取、徐图复兴”的远景来了。

    袁崇焕先是详细的说明此行的经过，喀喇沁诸部的反应和宁远一带的情势，接着呈上已作好的筑宁远城的草案，大声的畅言：“守住了宁远，五年之内，全辽可复！”

    他认为，宁远可守可攻，而辽东虽已残破，却非无法挽救了，甚至，他仔细的研判了敌情：“后金建国不久，根底不厚，八旗劲旅，总数不过十万，并非不能力敌！”

    孙承宗既重视他的意见，也对他的许多想法产生了共鸣，因而谈得十分投契，却让张凤翼越听越胆战心惊了起来。

    因此，当袁崇焕最后提出了意见：“辽抚应移驻宁远，以振军心，以利镇守！”

    而孙承宗点头表示同意的时刻，他立刻颤巍巍的出声反对：“啊，不可！山海关才是应驻之地！”

    于是，这第一次的会面，三个人之间就产生了裂痕；张凤翼索性转向联络同样主张退守山海关的王象乾、万有孚等人来反对孙承宗、袁崇焕的意见。

    辽东的问题也就一如大明朝廷：孙承宗和袁崇焕在抵御外患之际，还须费尽大半的力气面临内部的斗争。

    而也因此之故，没有一件事、一个计划能进行得顺利圆满。

    筑宁远城更是一个浮到表面上来、让人人都看得见的例证，将问题显现得更清楚……

    一入秋，筑城令便发了下去，孙承宗指派了祖大寿执行，召集军民夫役，全力兴筑宁远城。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平息，王象乾、张凤翼、万有孚、刘诏——不停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言，不但在辽东说得汹汹淘淘，还上疏朝廷陈说；但，孙承宗却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理会这些人，而命祖大寿于预定的九月里开工。

    然而，到了十月里，袁崇焕亲自带了副将满桂到宁远巡视的时候，竟发现，祖大寿殆职得离谱，不但进度远远落后，甚且很明显的根本没有认真执行任务。

    袁崇焕登时大怒，下令先按军纪处分祖大寿。

    然而，就在话出口后，心中忽然浮起了一个念头：“祖家世代为镇辽名将，祖大寿此人一向忠勇诚信，勤于任事，这次，怎会殆忽至此？”

    他怕是王象乾等人背地里向祖大寿施压、阻挠或掣肘，以致祖大寿无法执行任务；于是，他改变了命令，不先处罚，而由自己亲自来询问原因。

    不料，祖大寿一来到他跟前，却说：“是末将自己的意思——末将认为，辽东的政令，每每朝令夕改，守宁远城的决定，要不了多久就会改变的，即使筑好了城也是无用；而士卒们已经够辛苦的了，何必再让他们做这个徒劳无功的苦役呢？”

    他的几句话听得袁崇焕惊愕不已，便反而改了态度，认真的问他：“祖将军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祖大寿淡淡一笑，以极寻常的口气回答他：“末将世代为辽将，见得多了！”

    说着，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前些时候，熊廷弼熊大人经略辽东，苦心制定了‘三方布置策’，结果呢，一天都没派上过用场，士卒们白忙了一场，最后什么用处也没有，广宁一丢，熊大人就进了监狱了！”

    听完他的话，袁崇焕沉默了，一股难受的感觉迅速布满全身。

    “朝政不修，竟使原本忠勇的将士都对未来丧失了信心！”

    而对于祖大寿丧失了信心的想法，他很能够体会——离京前，他曾经亲到狱中会见熊廷弼，请教关于辽东的问题，也听熊廷弼深入的剖析了当时的“三方布置策”坏事于王化贞的前因后果；他听后愤慨许久，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过：“我朝的致命伤在于内政，而非外患！”

    熊廷弼则中肯的对他提出建议：“内政不修，庸人当道，不但使得辽东外患频仍，连失国土，也使得戍守的将士离心离德，信心丧失；今后，想要固守及恢复辽东失土，不但须有上上之策，还须使政策能持久施行，否则，朝令夕改，诸事难行！”来到辽东后，他更亲自见识到了王在晋、王象乾、张凤翼等这一干平庸人的浅薄无知……

    心潮起伏，许久没有语言；过后，他才勉强想出一句话来对祖大寿说：“现在，辽东事务由孙大学士主持，情形便不一样了！”

    不料，祖大寿却顶撞他：“但，孙大学士能在辽东任官多久呢？”

    袁崇焕再次为之语塞。

    辽东的方面大员更换如走马灯，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的心里暗自一叹：“正因如此，才予努尔哈赤有可乘之机啊！”

    他其实对祖大寿的话很有同感，心中同样的与祖大寿一般的充满了不确定的感觉，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孙承宗已上过“乞休疏”，自己曾在当时苦劝他留在辽东——取代阎鸣泰任巡抚的张凤翼极其不堪，若非有孙承宗在，守宁远的计划早已被取消了……

    这些内情，他更不敢告诉祖大寿——沉吟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改以另外一种想法来启发祖大寿：“凡事，总要尽力而为啊！朝政不修，我等使不上力，但，防御辽东，却是眼前能尽力的！更何况，将军世居辽东，生于斯，长于斯，忍令辽东陷入敌手吗？”

    接着，他侃侃而言，说明自己的心志：

    他是广西人，中试以后，只做过三年的邵武知县，受职辽东以前，足迹没有到过辽东，对辽东的一切都不熟悉，更无深厚的感情；但，来到辽东以后，所见皆是生灵涂炭的情况，悲悯之心油然而生，责任感日复增强，扞卫国土的信念成为精神的重心，战胜了对朝政不修的无力感。

    “是以，我将竭尽心力，守卫辽东！”

    他说得祖大寿悄悄的低下了头去……

    第二天，他公布了亲自制定的宁远筑城的规制：

    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

    这项工程由祖大寿率参将高见、贺谦督责进行，预定以一年的时间完工。

    然而，他才稳定下了宁远，回到山海关，马上又面临了新的事端：孙承宗与王象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起因竟然不是后金，而仅是由蒙古所引发。

    林丹汗的部众趁明朝与后金在辽东争战的矛盾空间，四出劫掠，孙承宗麾下的副将赵率教为维持辖地的平静，派军捕盗，之后斩了四人；而一向以财物巴结林丹汗，以换取个边境太平无事的假象的王象乾闻报大为惊恐，怕林丹汗动怒了派军来犯，竟主张杀了赵率教去向林丹汗请罪，孙承宗当然不肯，于是两人争执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事故又添了一件；孙承宗派往戍中右的王楹因护兵丁出外采木，被西部的朗素所杀，孙承宗大为震怒，命令总兵马世龙率军征剿朗素；这么一来，王象乾更紧张了，索性偷偷的知会朗素，要朗素随便绑几个人，称做是杀王楹的人犯来献，以求个和解，自己却许了朗素增市赏千金。

    但，孙承宗哪里肯点头呢？冲突更加扩大了，两人怒目相对，拍案叫骂；孙承宗索性上疏朝廷，陈言王象干的庸懦，不适任……

    幸好就在这当儿，王象乾丁了忧，解职返乡去了，才算停止了这场冲突。

    然而，整体的情况并未因此改善——王象乾一走，张凤翼因为失去了意见相同的总督相互援引，更怕孙承宗要他移驻宁远，竟开始在暗中作起鬼来。

    他自忖扳不倒孙承宗这位有“帝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辽东”等大头衔的顶头上司，便把目标放在官位低的总兵马世龙身上，以攻击马世龙，使之去职的方法来翦除孙承宗的实力；于是，发动了他在朝中的几个朋党，上疏极力的诋毁马世龙。

    而孙承宗便又得拨出许多心力和时间来对付这股扯后腿的力量……

    听完这些，袁崇焕的心中登时一热一凉；热的是因愤怒而气血上涌，引发他大骂：“敌军正在虎视眈眈的要南下犯境，孙大学士竭智尽忠的为保境安民而日夜匪懈，寝不安枕，食不知味；这些人不但不知同心协力护卫辽东，还要在背地里作怪！”

    凉的却是想起了祖大寿的话：“孙大学士能在辽东任官多久呢？”

    他很明白，孙承宗自到辽东督师以来，还没有跟努尔哈赤在战场上交过手，却已经和朝中的庸懦之辈打过无数次口舌战了，耗得他已然身心半疲；“乞休疏”上过一次，被慰留了，谁知道下次再上的时候，皇帝会不会点头批准了呢？

    “到那时，辽东将全数沦陷，敌军将直逼山海关——”

    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而距离辽东为两、三天路程的北京城中则更超过袁崇焕的想像的又有了更坏的发展。

    魏忠贤给自己加上了“提督东厂”的权力——诏命当然是以天启皇帝的名义发出去的，一切合法。

    《明通监》卷十七记载：“永乐十八年八月——置东厂于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皇太子监国，稍稍禁之。至是以北京初建，尤锐意防奸，广布锦衣官校，专司缉访。复虑外官不徇，乃设东厂于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

    从这以后，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朱由检亡国时为止，前后共有二百二十多年，在这期间的一切侦察、诬陷、屠杀、冤狱，直接间接都是从它这里发动、执行的。

    这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事关机密，责任重大，所以皇帝也特别重视，派去主持的宦官都是亲信的心腹，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隆重得多。其他宦官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这个机关是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又特给密封牙章一枚，一切事件应该封奏的，都用这个钤封。到魏忠贤时又造一个大一点的，文曰：“东厂密封”，一切奏本不必经过任何手续，便可直达皇帝，这种权力，无论那个衙门全是比不上的。

    主持这几个特务机关的是掌印太监一员，他的全副官衔应该是关防上的“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厂内的人称之为“督王”或“厂公”。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员、理刑百户一员，二者或也称为“贴刑”，都是从锦衣卫拨过来的。再底下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絏繖。其余的人帽靴相同，但穿直身。实际在外面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青素襴褶，系小绦。役长各统率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一共一千多人。这些人也是从锦衣卫挑选那“最轻黠环巧”的来充任。

    这些特务侦察访缉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官府，下至民间，都有他们的踪迹，《明史·刑法志》记：“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得某奸，胥使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

    这个特务机关的地点，朱棣初建时是设在当时东安门北（也许就是因为这原故，叫做“东”厂）。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太监兼东厂事，又在东上北门的北街东混同司之南设立了一个，叫做内厂，而以初建的为外厂。

    外厂建筑的大略情形，据《酌中志》所载是：有大厅，大厅之左有小厅，厅内供有岳武穆像一轴，厅后有砖影壁，壁上雕有狡猊和狄梁公断虎的故事。大厅西边有祠堂，里面供有历来掌厂的职名牌位，祠堂里还有一座牌坊，上面写着“百世流芳”。再往南有狱一处，专系重犯，至于轻犯和一切干连的人，则系于厂外的厅里。厂西南有门通出入，向南大门是不常开的。

    内厂建筑情形，记载的比较少，只说是“古槐森郁，廨宇肃然，内署有匾，曰朝廷心腹，有至圣堂，有井”。

    西厂设过两次，一次是宪宗成化十三年，由太监汪直主持，当时，所有的人数和权势都超越了东厂，而横行不法，受到大臣们的弹劾，而后汪直亦失宠，遂废止，历时五年多。

    第二次设置是武宗正德九年。

    《明史·武宗本纪》载：“正德元年——十月戊午，以刘瑾掌司礼监，邱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谷大用乃是刘瑾私党，到了正德五年八月刘瑾因谋反处死，谷大用也就辞去西厂事。但据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称谷大用在正德七年又开西厂，这次大概不怎么久，以后就不再设立，共计西厂在武宗时代设立约五年光景。

    据丁易着《明代特务政治》记：

    明代兵制，自京师以至各郡县，都设立卫所，外边统之都司，内则统于五军都督府。此外还有所谓“上十二卫”（后又增为二十六卫），是内庭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直接受皇帝指挥，不隶属于都督府。

    锦衣卫就是这“上十二卫”中的一卫，它的来源是朱元璋即吴王位时所设的拱卫司。洪武二年将司改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前后五卫的军士，又以仪銮司隶属之。十五年取消府司，便置立这个锦衣卫。所以它一面继承了这个亲军都尉府的“侍卫”之责，一面又担负了仪銮司掌管卤簿仪仗的任务。《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说明它的职务是：“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籍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

    因为是贴身卫队负了保护皇帝之责，他们事前就必须有所防备，于是便时时四出，作秘密调查工作，《明史·职官志》就曾明白规定他们的职务是：“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一。”这已经完全是特务的任务了，何况，又因为他们是直接属于皇帝的原故，任何人他们都可以直接逮捕，根本不必经过外庭法司的法律手续，而皇帝要逮人，也就直接命令他们去逮，并且还叫他们审问，这就是所谓锦衣狱或诏狱了。锦衣卫就是这样的成为明代的一个巨大的特务机关，和东厂遥遥相对，而并称“厂卫”。

    “上十二卫”的长官都是指挥使，锦衣卫也是这样。只是锦衣卫位置特别重要，它的指挥使必须是皇帝亲信心腹，所以“恒以勋戚都督领之”，地位较之他卫特别崇高。它的下面领有十七个所，分置官校，官的名目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死后许以魁武材勇的亲子弟代替，无则选民户充之。校是校尉力士，挑选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来担任。他们除了侍卫掌卤簿仪仗而外，便专司侦察，当时名为“缇骑”。

    这些缇骑人数，在朱元璋时代还不算多，只五百人（见明通监卷七）。以后逐渐增加，到了明朝中叶，发展到几万人以上，加上外围份子，约有十五、六万人之多。王世贞《锦衣志》载：“都中大豪，善把持长短，多布耳目，所睚无不立碎。所招募畿辅秦晋鲁卫骈胁超乘迹射之以千计，卫之人群衣怒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

    《明史·兵志》则说：“其众目为一军”，并且和正式军队一样，“下直操练如制”。单凭这庞大的数目就足够令人惊骇不置，至于其所造成的罪恶暴行，当然更不可以数计了。

    锦衣卫所属除十七所外，还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的，职务是专理诏狱，所以权势极大。在起先的时候，大狱经其问讯后，便送法司拟罪，还没有具过狱辞。到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连本卫所下的公事，也可直接上请皇帝解决，卫使不得干预，外庭三法司自然更不敢过问了。所以镇抚职位虽卑，权力却是特重。

    而更甚者，“厂”、“卫”结合为一体，又以“司礼监”太监统领，大权集于一人之手，为害更大，日后魏忠贤之权倾一时，与此有密切关系。

    而在这道正式的诏命发布以前，他又受到了一次赵南星与东林人士的羞辱，因而使他原本的欢喜快慰减了色，精神上更是怏怏。

    事源于他想向赵南星示好，不但蓄意的在人前人后推崇赵南星，也主动的派人登门请见，不料竟被赵南星正色拒绝了；而后，因为选通政司参议，两人并坐弘政门，他满脸陪笑，赵南星却丝毫不假词色；他耐着性子，好言好语，总算让赵南星开了口，不料，赵南星却一本端然肃穆的态度，出言教训他说：“主上冲龄，大家都把全部心思放在辅政上，玩权弄法和私相联结都是不对的！”

    这是当面给他难堪了，他气得当场脸色发青，硬忍着不出声，直到返回后宫以后才吼叫着痛骂了半天——容青凤陪着他生气，却索性建议他：“你干脆死了这条心吧！理他有没有好名声？谁对你恭敬客气，你就对谁好，那才是正理啊！”

    这一回，魏忠贤听进去了，频频点头：“以后，我也要对他们不客气了！”

    容青凤想了一想道：“你现在是司礼大太监的身分，他们敢给你脸色看！依我看，提督了东厂，在那班子人眼里，也还不够高，得再有别的，才压得住他们！”

    于是仔细图谋：“你弟弟不是有还没许人的女儿吗？让她来做皇后，你不就成了国丈爷的哥哥？身分更高了——”

    她一向讨厌张皇后，不只是酸味作祟，还包括了张皇后个性刚正，视她为邪淫而鄙薄她；更何况，张皇后嘴里不说，心里却明白，殒胎一事出自她的主谋——总之，留着张皇后“正位中宫”，总是件坏事，不如趁这个时机废了张皇后！

    于是，几天后，宫里朝里就充满了她所命人放出的谣言，说是张皇后不是张国纪的亲生女，而是张国纪的家婢，冒充女儿——这样出身低贱的人是不配做皇后的，应该废了另立。

    除了天启皇帝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了这个谣言，一时间哄成最热门的话题，甚至传扬到民间，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酒后闲谈的解闷品，而张皇后所受到的打击和伤害也就更大了。

    而一向与张国纪有着良好友谊的东林人士却看不下去了——个性刚正的杨涟率先为皇后打抱不平，他召集了东林的友好聚会商议，一开口就声援张皇后：“我等务要联名上疏，反对废后——”

    他气愤填膺，侃侃而言：“皇后知书达礼，能亲笔赋诗作书，怎会是家婢冒充？这是诬陷之词啊！”

    接着，他逐一细说：“宫中早有传言，说皇后殒胎，乃是客、魏设谋，逐去部分坤宁宫中的太监、宫女，代以他们的心腹，于为皇后推拿时动手脚，捏损胎元，甚且险伤皇后性命——客、魏欲陷皇后，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了！我绝不可让毒计得逞！”

    他的话当然获得了共鸣，而东林也就越发的走上与魏忠贤对立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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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