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深情厚谊，唇齿相依，都推行着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期望早日实现各自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但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爆发了全面内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美国当局则迫不及待地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速出动陆、海、空军实行武装干涉，发动了侵朝战争。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初，中国政府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美国侵略军的侵朝行为，多次提出了严正警告，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然而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向“三八线”以北进犯，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特别是美国侵略军于1950年10月初，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推进，并以其侵朝空军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的城镇。在朝鲜民主主主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维护正义与和平，中国毅然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在7个月里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敌人付出了23万余人的重大伤亡。

    这时，杜鲁门政府才认识到；想用武力来灭亡朝鲜办不到；侵朝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为了寻找出路，1951年4月9日，杜鲁门撤消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了在“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17日，杜鲁门迅即批准了这项建议。于是，艾奇逊多方寻找能同中国打交道、说得上话的“穿针引线人”。但起初找到的人选连连不中。最后找到了乔治·凯南。凯南当时是国务院的顾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里工作，国务院请他立即到华盛顿，向他交代一项特别任务，让他去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凯南在苏联工作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马立克接洽有便利条件。觊南受命之后，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作为私人拜访去看望马立克，并希望他接到信后马上给予回答，写信或打电话都行。凯南收到马立克的回信后，立即于5月31日赶到马立克的住所。凯南见到老朋友，开始不好直接说出来意，只好转弯抹角地谈了一阵以后，便单刀直入地道了出来：“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凯南同马立克的谈话，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综观战场全局，敌我双方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武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悬殊的劣势，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灭敌人或将敌人赶下海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我们曾多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如果美方能与我方“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我方不宜拒绝。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他说：“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社论还指出：“中国人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或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坚决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社论说：“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杜鲁门、艾奇逊寻找的凯南进行停战谈判的穿针引线工作终于成功了。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特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签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此后又通过多次电文往返，就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达成了如下协议：①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②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③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④应对方要求，我方负责保卫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⑤双方代表园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周恩来从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就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开始考虑谈判人选，第一个想到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从1928年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在1936年作为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助手，首先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谈判，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谈判时，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由他在谈判的第一线指挥可以放心。同时，周总理又选择了乔冠华，乔冠华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他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联合国会议同京不久，对国际问题研究较深，文思敏捷，选他作李克农的助手。他们受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6日晨，李克农、乔冠华等抵达平壤。上午金日成接见了他们。当晚，中朝代表团的3名联络官同1名朝英文翻译等从平壤出发前往开城，进行选择停战谈判地址等具体的准备工作。

    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提名，经中共中央确定，志愿军由邓华、解方出任。邓华，是志愿军副司令兼副政委，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既有军事理论功底又有实战经验。人民军由金日成指派的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和李相朝少将出任。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对方派几个代表，所以中朝方面就只确定了4名代表。

    7日凌晨，解方和几位参谋人员也到达开城。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李相朝等相继到达开城。这样朝中谈判代表团即已形成并开始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健全了组织：代表团分两部分，即人民军代表团、志愿军代表团。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谈判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而对外以人民军为主。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为委员，柴成文为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设秘书处、参谋处，新闻处、行政处和通信、机要等机构。7日这天代表团准备工作非常紧张，会同当地朝鲜党政组织选择会谈地址，各方代表团的住地、休息位置，布置警戒和对方代表团前来赴会途中之安全警卫等。考虑到有利于安全警卫等各种条件，最后谈判地址选定在开城市区西北约2公里的来凤庄。

    8日上午9时，首次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来凤庄召开。我方出席的是人民军上校张春山，志愿军中校柴成文，人民军中校金一波、毕季龙、都郁浩。对方出席的为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南朝鲜中校李树荣和朝文翻译恩德伍德，中文翻译凯瑟·吴。这次会谈气氛严肃平静。会议确定：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时间为1951年7月10时上午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会谈地址之安全，对方代表进入我控制区后沿途之安全，由朝中方面负责。会谈中对方交来“致共产党联络官通知书”，其中包括对方谈判代表名单，代表团人员数目、通信安全和中立走廊等事项。当日午后，我方也用书面通知对方，我方代表团名单。

    对方交来的代表名单为5人，据此我方增补张平山少将为谈判代表（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对方的5名谈判代表是：乔埃中将（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霍治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勃克少将（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自善烨少将（南朝鲜第1军军团长）。

    此外，美国还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李奇微总部抽了一批官员，成为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班子的智囊。

    9日，我方代表团紧张地忙了一天，为朝鲜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做好各项准备事宜。晚上，李克农又召集中朝谈判代表团安排布置了第二天的谈判工作。

    7月10日这天，天气特别好。朝中代表团专门派出安全军官带着翻译在沙川江畔的板门店设立了联络站，准备接引对方谈判代表团。参加谈判的我方人员一个个服装整齐，志愿军的一些同志也换上一套凡尔丁棕色的军服。9时，美方代表团乘坐的两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我方准备好的机场上，我方联络官前往迎接。10时，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庭会晤后，步入谈判会场。谈判大厅里，一张铺着绿色台呢的长方形条桌，东西向摆放在中央，对方5名代表在南面就坐，我方5名代表在北面就坐，互阅证书。双方代表的背后，各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美方首席代表乔埃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然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乔埃在发言将要结束时提出。“我们谈判所以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在这样举世瞩目的首次会谈中，对方竟未拿出任何引入注目的主张，未免令人失望。

    我方首席代表南日接着发言。他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接着，南日提出了3条原则建议：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后，志愿军代表邓华接着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他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建议。

    对方听完我方发言后，提出了9项议程草案：1.通过议程。2.俘虏营地点和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往访问。3.会议所讨论之范围，只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4.停止韩境武装部队之敌对及军事行动并商定保证敌对及军事行动不再发生之条款。5.议定韩境之非武装区域。6.韩境停战监督委员会之组织、权力及职司。7.协议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在韩境视察之原则，该项小组隶属于停战监督委员会。8.以上小组之组织及职司。9.关于战俘之处理。

    中午，我方代表团分析了对方的议程草案，认为对方议程草案的第1项只是个程序；第2项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不必在此讨论，第3项的用意，无非是怕谈判牵涉到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第4项是停火；第5项当然是要讨论的，但是没有提出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问题，无军事分界线，就失去了确定非军事区的依据；第6、7、8项和第4项最后一句，都是保证军事停战后军事行动不再发生的停战监督问题；第9项是战俘问题。对方这9条，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包括在我方的3项原则建议之列了。然而撤退外国军队和自“三八线”撤退的要害问题，对方恰恰未提。不难看出，对方的立场与凯南约会马立克时有了变化。

    下午，我方在会议上提出了5项议程的对案：1.通过议程。2.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设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3.撤退一切外国军队。4.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5.关于战俘的安排。

    会场上双方的发言，均由翻译口头译成两种语言。在开始时，乔埃也许是由于紧张等原因，发言中竟屡次出现不等中文翻译就接着往下讲，在我方提出了意见之后才恢复正常。

    停战谈判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了。分歧的焦点是对方未触及撤退外国军队的实质问题。第二天，对方又冒出一个记者采访问题。

    12日，乔埃要求我方容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进行采访。但是，美方不顾我方正式答复，采取要挟手段，将20名记者和65名代表团人员组成一个车队，于7时45分开至开城东我方板门店防区。我方派联络员当即告知对方，由于新闻记者采访会议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我方不同意记者通过。但美方代表团竟全部返回。接着，乔埃给南日写来了一信。南日于13日早晨即给乔埃复信，指出对方未经双方达成协议，就让新闻记者进入谈判地区和代表团拒绝到会是不对的，并建议上午9时继续开会。对方抓住“记者问题”不放，马上把此问题提到双方司令官一级作文章，并说它关系到双方在会场区享受平等待遇的问题。当天，李奇微即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第二天，金日成和彭德怀复函李奇微：“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关于引起这次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象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此次引起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小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谈判会议中断了3天之后，又继续讨论议程。是否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是争论的焦点。我方说，撤退外国军队是防止战争复发的必要条件，外国驻军则是战争的根源。对方说，朝鲜战争爆发时并无外国驻军，恰恰是外国军队撤出不久就发生了战争。这纯属谬论。照此说来，只有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畀各国驻军，才有可能防止战争。当对方理屈词穷时，它又说什么“联合国军”总司令只有对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力，而没有让某一国家撤退之权。这样再辩论已无意义了。在经这一周的激烈争论之后，我方建议休会3天，以便中朝两党协商。

    25日，我方提出在议程中列上“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一条，把这个问题提到另外的会议上去解决。这样，26日即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的6项议程：1.通过议程。2.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谈判议程在会议上通过后，我方即提出第二项议程的原则性建议，即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后撤5公里，作为非军事区。主要理由是：1.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建议举行朝鲜停战谈判时，明确提到双方军队应撤离“三八线”，这是停战谈判的基础。2.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战争是在“三八线”开始的。3.双方在“三八线”南北都占有地区，双方占的地区之面积相差不大。因此，“三八线”近似地反映了双方在战场上的态势，即使从纯军事观点出发，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也是公平合理的。

    美方反对我方的建议，提出“海空军优势论”的反建议，要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我军阵地的大后方，要中朝部队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3公里。根据这个方案，对方不打一枪，就可以获得1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它的蛮横无理和荒谬的程度，以致美方自己也不敢向公众舆论和盘托出，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他们的要求“是以战场实际为依据的”。美方代表说：陆地上有战线，空中、海上也有战线；美方在空中可以到鸭绿江，海上可以到朝鲜北部东西海岸，“如果我们要达成一项使我方陆空海军对你方部队停止行动的停战协议的话，我方力主非军事区的位置必须适当地为所有这些因素所决定，始能称为公允。联合国军在陆上、空中和沿海的停火至少抵得上北朝鲜和中国地面部队的一个大规模的向北撤退”。对美方“海、空军优势的补偿”的谬论和这种蛮横的要求，我方理所当然地予以驳斥和拒绝。这样，从第10次会议到第19次会议（8月4日），双方一直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进行辩论，没有结果。

    一进入第2项议程（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就僵持住了。美方发现它在谈判桌上无法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在会场外打主意。于是，在会场外发生了一连串的阴谋事件，进而在战场上再次较量了。

    8月5日，李奇微借口朝中方面警卫人员进入会议地区，命令其谈判代表不到开城谈判。我方迅速切实处理了这件事，美方找不到借口，于10日又回到会议桌上来了。但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会上乔埃竟拒不发言，弄得会场一片寂静，“静坐”冷场一直僵持了132分钟，只好休会。

    从8月19日开始，美方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又使谈判处于中断。19日上午，美军派出武装人员杀害了我方在开城中立区担任巡逻任务的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22日夜间，美军飞机侵入开城会址区上空，轰炸和扫射我方谈判代表团宿舍附近地区。

    8月23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向李奇微提出严重抗议。抗议信指出：你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挑衅，就是因为你们错误地把我们争取和平的耐心当作一种示弱。你们以为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在这类问题上愿意使谈判破裂的，因此你们射击板门店，再而谋杀我方军事警察，最后甚至想谋杀我方的代表团。我们要告诉你，你们这种想法是错了。并宣告会议停开。美方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破坏停战谈判事件，不仅百般抵赖，而且有增无已。从23日至30日，美军飞机先后12次侵入开城中立区，并在9月1日轰炸了我方首席代表南日的住所。

    在这同时，美方在战场上向我军发动了新的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来实现其妄想。从8月18日开始，发动了“夏季攻势”。美方集中美军2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各一部，在大量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采取“逐段攻击，逐步推进”的战术，向东线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展开进攻。人民军以英勇顽强的积极防御战，激战1个月，大量地杀伤了敌人有生力量，至9月18日将其“夏季攻势”彻底粉碎。为配合人民军防御作战，志愿军一部也向前沿之敌要点发起了进攻。在夏季防御战役中，共歼敌7.8万余人。

    美方“夏季攻势”未达到目的，仍不甘心失败。从9月19日开始，又向志愿军阵地发起了“秋夏攻势”。志愿军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战至10月18日，敌之攻势逐渐减弱，至22日完全停止了进攻。志愿军在秋季防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9万余人。

    战场上的较量，美方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遭到巨大伤亡。美方于是不得不以承认其飞机“误炸”开城为转机，表示愿意恢复停战谈判。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这时，双方代表团都调整了一些成员，在此之前，我方宣布以边章五代替邓华，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对方李亨根接替了白善烨。边章五是我国首任驻苏武官，从苏调回不久接替邓华，前来参加停战谈判，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恢复谈判后的第一次会议开的时间不长，会议批准了双方联络官达成的会场区及至开城、至汶山的通道安全协议以后休会，紧接着转入了第二项议程的小组会议。在谈判中，对方虽然放弃了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荒谬主张，但在其提出的新方案中，仍企图使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把开城让给美方。其理由是“开城为防卫汉城所必需”。我方表示反对。我方则提出了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在我方此方方案的基础上，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协议规定：一、确定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二、如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30天内已经签字，则不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该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应不再予以变更。三、如30天内停战协议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对方提出30天有效期的限制，实际上，是作为对我方的压力提出来的。他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争场上实际接触线总是往南移动。这条军事分界线一直到朝鲜停争协定正式签订时，曾作过三次校正，发生了大大有利于我方的变化。即：1953年6月16日所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同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协议线相比，我方向南推进了约140平方公里；1953年7月22日最后协议的军事分界线，也即现在的军事分界线，全长约238公里，比6月16日第二次协议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比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协议的线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这样美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场上也没有得到，反而落得如同俗话所说：“偷鸡不成，赔了一把米！”

    敌人发动的夏秋攻势被朝中部队粉碎后，战场上比较平静，会场内外出现了有利于谈判进展的时机。1951年11月27日，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后，立即进入第三项议程，即关于“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的谈判。一进入这项议程，我方当即提出五项原则建议：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3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5天内，从对方后方撤走。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五、双方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停战协议的实施。

    可是，对方一反过去主张“撤退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不应该在军事停战中讨论政治问题”的立场，却提出了7项建议。美方提出的方案，除了空泛地同意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外，强调了在停战期间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双方到对方的后方进行自由视察等一些不适当的问题。因为要讨论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变化这样广泛的问题，势必涉及双方内政的政治性问题，与外国军队驻扎朝鲜也密切相关。关于双方到对方的后方进行自由“视察”（即侦察），是一种干涉对方内政的措施，不应在停战谈判中讨论。

    双方在会场上经过近一周的激烈争论，没有结果。我方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在12月3日提出了补充建议，除原建议的前4条不动外，把原建议中的第5条略加修改，使之前后衔接，又加上第6、第7条，形成了7条原则建议，主张把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作为一项重要保证，并把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直接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监督交由中立国监察机构负责。我方提出的这个建议，出乎对方的意料。对方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只建议会议转入小组讨论。显然，他们是要争取时间请示华盛顿决策首脑。

    对方在小组会上“磨”了9天之后，于12月12日拿出一个对案，勉强表示放弃到对方后方视察的要求，同意了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依然坚持他们提出的部队轮换问题与装备补充问题。

    我方坚持实事求是，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拒绝的原则，于12月14日，提出了新方案。在部队轮换的问题上作了适当让步，即规定在停战委员会批准后，双方在朝鲜的部队可以轮换，但每月不得超过5000人，并应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对此，美方不表示态度，却于23日拿出一个对案，把我方作了让步的方案接了过去，可是他们关于干涉对方内政的要求依然不动，借口是机场与航空设施的恢复与修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方军事力量。

    虽然我方一再作出努力，但美方还是坚持干涉对方内政的条文。双方一直在此问题上辩论。对于对方的种种奇谈怪论，我方据理驳斥。解方当面斥责对方时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到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妄想干涉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的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问题一直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对方理屈就胡搅蛮缠，这时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对方提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双方同意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讨论第三项议程已达成协议的具体细节，对限制我方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留待以后讨论。

    为了争取在僵持中能够有所进展，1952年2月6日，开始了第五项议程（向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的谈判。我方在会上对此项议程提出了如下原则建议，即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分派代表5人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谈判中，对方首先企图避免明确提出举行高一级政治会议，其实质是想使这项议程变得毫无意义。他们说：“双方司令官并没有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锯决的各种问题”。

    我方说：军事停战谈判的目的，就是中止敌对行为，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条件。怎样能说双方司令官并没有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解决的“各种”问题呢？后来他们又玩弄文字游戏，试图改成一些含糊不清的提法，如“建议在三个月的期限内，采取步骤，在政治会议中或其他适当政治方法处理各项问题”，这实际上是否定政治会议的召开，企图以“政治方法”来代替“正当会议”。将“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改为“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美方企图限制高一级政治会议的讨论范围，反对讨论朝鲜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

    经过10余天的反复争论，21月6日，我方代表提出了第五项议程的修正案：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这一修正案，在最后一句话的尾巴上加了‘等问题’3个字，争得了一个”等字，有利于政治会议上讨论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此项议程，于2月17日达成了协议，同其他各项议程比较起来算是顺利的。

    关于第三项议程的双方参谋会议于1月27日起举行。在“轮换限额”、“特定口岸”、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司等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中立国问题和机场问题的谈判一直持续到5月。为了使分歧得到解决，我方同意了美方主张双方各提两个中立国家的办法。关于机场问题，美方表示取消对修建机场的限制。

    这样，1952年5月2日，双方就第三项议程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停战协议签字生效24小时内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一切武装力量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72小时内自非军事区撤出。三、双方控制下的陆海空武装力量应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的5天内自对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四、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会议的进行来达到和平解决，双方保证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双方协议限度内的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以便委托中立国监察机构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实地监察与视察。五、双方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军事委员会。六、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一方提出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应立即派遣视察小组至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或非军事区外地点，执行停战协议中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任务。

    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拖了一年半之久，占整个谈判时间的四分之三。这是停战谈判过程中双方斗争最尖锐的问题。

    1951年12月11日，在第三项议程谈判的同时，进入了第四项议程的小组讨论。我方代表团认为这样能加快谈判进程，这是好事，而且认为它是一个不难解决的议题，因为战争终结时交战双方交换战俘，既有历来国际战争的惯例，又有公认的国际公约的约束（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美国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了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没有料到对方竟拒绝对此表明态度，而提出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次日，我方在会上正式提出五点原则建议。即：一、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二、停战协议签字后在最短可能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先释放与遣送重伤、病战俘；三、双方交换战俘的地点在开城板门店；四、双方派同等数目的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负责处理战俘交接事宜；五、上述各项确定后即交换双方全部战俘名单。可是对方仍然避免在遣俘原则上作出反应，反而节外生枝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二是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战俘营访问，当时我方确有困难，因为敌人的飞机对我军后方日夜进行狂轰滥炸，难以保证其交通安全，如果出了意外，那就更麻烦，所以采取慎重从事和极端负责的态度。至于交换名单，对我方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对方提出这两个要求，并不是他们的真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减轻广大人民要求尽快达成协议的压力，掩盖其不敢过早公诸于世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交换战俘方案。

    为了解除对方的借口，在18日会议上我方提出双方交换全部俘虏资料。当天下午，我方把一份完整的俘虏资料交给对方（战俘国籍、姓名、军人号码、部队番号、级别和所在的俘虏营等）。而美方交来的却是大大少于全部战俘数量的、只是用英语字母拼写的姓名和战俘番号，中国人没有汉字姓名，朝鲜人没有朝文姓名，没有部队编号、职务、衔级，根本无法查对。而且数量也比对方说出的总数少1456名，比对方交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给朝中方面的战俘名单少44205名。

    26日，我方代表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解释。美方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理由。起初说，1456名战俘确在俘虏营中，而44205人的差额则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转的材料是不及时的材料；以后又说，4万余人的差额中有3.7万人是南朝鲜的居民已经释放，后来又说，这3.7万名战俘仍在美方的俘虏营中。接着，美方竟公然借口朝中方面曾俘虏过美方人员的数字大于目前收容的俘虏总数，所以要扣留其俘虏营中的16243名朝中被俘人员。我方驳斥了美方的狡辩，揭露了他们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阴谋。

    1952年1月2日，美方又玩弄新的花招，拿出了一个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提出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的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在特务严密控制之下“愿”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美其名曰实行“自愿遣返”。这真是奇闻，谁能想到竟把中世纪人口买卖的野蛮契约搬了出来。这个方案一出笼，很多抱有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希望的人感到失望。我方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

    于是一场新的唇枪舌战开始了。我方代表团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你们这个方案，是一个以假借“自愿遣返”以“一对一的基础”的名义.实行扣留战俘的方案。还严厉地指出：“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我方收容的部分美、英战俘听到这个方案的内容后愤慨异常，他们发表的公开信指出：美方的提案使渴望早日重返家园的美、英战俘们陷于极大的失望，将使战俘家属痛苦不安。

    为此，我方集中批驳对方的“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开会50多次，谈得愈来愈僵。

    在我方的斗争下，美方于1月28日交出了朝中方面的13万被俘人员的姓名、级别、部别等材料，但仍未交出4.4万名朝中方面战俘的基本材料。

    2月3日，我方提出了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吸收了对方所有方案中的合理因素，解决了讨论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其要点是：双方即释放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俘虏；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恢复和平生活；优先遣返伤病战俘；遣俘工作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两个月内进行完毕；以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交换战俘的地点；建立战俘遣返委员会负责遣返工作；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朝中两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访问双方战俘营，并协助遣返工作进行；双方从速将已亡战俘材料提交对方；双方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乡，恢复和平生活。这是一个十分完整而明确的提案。如果美方有诚意，这一议程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这个方案的提出，解除了对方可能的一切借口，给谈判达成协议注入了新的希望。国际知名的和平人士纷纷发表谈话，不少新闻记者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个不能久拖而又能打破僵局的好方案。”

    然而美方仍顽固地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从2月到3月下旬，一直僵持着。在这过程中，美方又制造了种种迫害和虐杀我方战俘的事件。2月18日，在巨济岛62号俘虏营，由于美方人员对我方被俘人员强行“甄别”而遭到反抗，集体屠杀俘虏75人，打伤139人。这一惨案血迹未干，3月13日，美方又在巨济岛屠杀我被俘人员，造成又一流血事件。我方代表在谈判桌上，严厉斥责美方罪恶行径为天理人道所不容。朝中司令部发言人也严正声明，抗议美军暴行。中国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必须追究美国对巨济岛惨案的责任》和《反对美蒋特务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暴行》的社论。社论指出：不允许美国对世界人类文明的污辱与破坏。

    随着美方强迫扣留战俘活动的加紧，战俘营中的镇压事件也愈来愈多。从4月10日到6月3日，连续发生8起屠杀我被俘人只的事件，打死打伤180多人。在“自愿遣返”的幕后，美方战俘营真象一座人间地狱。宁死不屈的我方被俘人员，血染大地，正气浩然。我方代表在大会上对美方这一系列血腥暴行，提出了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

    5月22日，哈里逊接替乔埃任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因对美方提出的方案和在战俘营的血腥罪行找不出任何理由进行辩解，就在会议桌上采取了无赖的“谈判方式”。他在会上吹口哨，假装睡觉，拒绝回答问题，天天提议无限期休会，甚至未等开会完毕就擅离会场，把极其严肃的谈判会议视同儿戏一般。在6月7日会议上，他又一次提议休会3天。我方代表提出8日继续开会。哈里逊竟蛮横地说：“8日你方尽可到会，但我方将不出席。”他不顾会议应有的秩序和礼貌，不等翻译人员将他的话翻译完就离开会场。我方称他这种行动为“逃会”。为此，金日成和彭德怀于6月9日写信给克拉克，指出“这是在双方对等谈判中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无礼的挑衅活动”，同时提出警告：“如果你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那你方就应公开宣布，承当责任。如果你方因有不可告人的隐衷而欲故意造成远东局势的紧张，则所得结果必将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懑和责难。”最后要求克拉克命令他的代表，按正常程序前来板门店开会。6月11日，克拉克在复信中仅作了一些无理辩解。事过仅一周，6月17日哈里逊又第二次“逃会”，6月27日又第三次“逃会”。

    6月10日，美方又在巨济岛进行了血腥屠杀，朝中被俘人员死伤170名。11日，我方代表在会议上对此事提出严重抗议。此后，谈判会议依然在尖锐斗争中进行。会议进行得时断时续，几乎近于休会状态。每次休会时间3天、7天、10天不等。开会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王牌”不放，是按照杜鲁门亲自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谈判的要求行事的。他们觉得“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进行谈判，即可赢得舆论的支持，也可减少即刻发生战争的危险，使谈判比诉之武力更有利”。现在战线已经稳定，就是拖下去也不致扩大战争。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谈判并未捞到好处，地未多占一寸，只落得个以实际接触线停火；在停战监督上，不仅没捞到便宜，反而引来了个“中立国视察”的麻烦，因此，只有在战俘问题上作文章了。他们手里捏着那么多战俘，杜鲁门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捞个“光荣停战”的面子。只要有大批战俘“不愿”回去，就算胜利，既可以在政治上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又便于向美国人民、向“自由世界”的人们交代。

    10月8日，哈里逊在会上蛮横地宣布，无限期休会。板门店的谈判再一次陷于破裂的边沿。

    谈判中断后，10月14日，敌人为配合停战谈判，改善防御态势，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地区发动了1951年秋季攻势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他们称之为“金化攻势”。投入这一攻势的总兵力约6万人，坦克176辆。先后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平均每天出动70余架次。在上甘岭这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最多的一天达30余万发，投弹500余枚。志愿军在敌人持续攻击下，防守上甘岭的兵力经常保持2个加强连，在防御纵深266门大口径火炮协同下，顽强奋战43昼夜，歼敌2.5万余人，粉碎了敌人攻势，我军上甘岭阵地巍然不动。

    敌人虽然在上甘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仍不甘心，经美国多次策划，积极准备大规模的登陆进攻，妄图击败朝中部队，摆脱其困难处境。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我军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坚决而迅速地做好了充分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使东、西海岸的防御阵地空前巩固，严阵以待。敌人在这种态势下，不敢发起既定的一场大战了。于是美方又作了继续与我方进行停战谈判的表示。1953年2月22日，在板门店谈判无限期休会近4个半月之后，克拉克遵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写信，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争取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早日达成停战，是中朝方面的既定方针。美方既然希望再回到板门店来，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3月28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同意交换病伤战俘。30日，周恩来总理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淡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周恩来提的新建议。国际舆论纷纷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提出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消除了停战谈判的最后障碍，表现了中朝方面谋求和平的诚意，为在朝鲜停止战争并进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了道路。

    在我方推动下，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于4月6日在板门店开始举行，商谈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事宜。至11日，双方联络组共开会6次，达成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于20日开始，在板门店会场区遣返和交换病伤战俘。我方从20日至26日，将战俘营及前线病院中所收容的对方病伤战俘684人全部遣返完毕。美方从4月20日至5月3日，遣返朝中病伤战俘6670人。

    4日11日，我方联络官在会议上提议，双方停战谈判代表会议应立即恢复，以讨论并解决整个战俘遣返问题，实现朝鲜停战。5天以后，美方表示同意复会的意见。

    4月26日上午11时，双方谈判代表团重新走进板门店帐篷，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了。志愿军代表团的成员作了新的调整，丁国钰接替边章五，柴成文接替解方。会上，我方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了一项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遣返问题的方案，即建议把战俘的遣返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立即直接遣返，其余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则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取得公正的解决。对方代表表示同意。

    但在30日的会议上，美方代表又节外生枝，借口将战俘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会造成“不必要的旅途跋涉”，提出：“就地非军事化”和“就地释放”的主张。他们的目的，仍是要将我方的大批战俘予以扣留并送交南朝鲜。

    为了协商解决问题，5月7日我方又提出了一个新方案，采用了美方建议的部分内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遣返安排，美方不同意。5月13日，提出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对此，我方当然不能接受。从5月17日起双方代表团会议因美方的要求而休会。

    在我方的努力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6月4日双方代表团复会，美方的态度有所转变。又经过行政性会议的几次协商，美方代表同意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处理。

    反复无常的板门店谈判，终于在6月8日达成了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至此一年多来唯一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问题获得了解决。协议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在朝鲜境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5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应有自由与便利，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战俘之日起派遣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国之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90天之后如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其处理问题应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在此之后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而政治会议又未为他们协议出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30天之内宣布解除其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并协助他们前往他们申请要去的地方。

    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至此全部达成协议。这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李克农，要他向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转达慰问。代表们为此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天达成战俘协议的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新闻媒介的头条新闻。它牵动着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心弦，人们仰望着板门店的新进展，盼望着尽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协议的达成和签订，打开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自1953年6月9日起，停战谈判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由于谈判中各项议程基本上讨论完毕，停战协定草案也早在上年8月写成，现在只需对协定草案的一些具体细节和文字进行某些校正和补充了。

    6月16日，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这次划线比1951年11月27日的划线，我方阵地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

    但是，李承晚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顽固地破坏停战，在美国的纵容下于6月17日，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多人，被押解到南朝鲜军的训练中心。接着李承晚发出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狂叫，声称“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其破坏停战实现的行径，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许多国家舆论的谴责。

    19日，毛泽东主席鉴于李承晚集团强行扣留战俘等行动所造成的形势，致电志愿军指出：我方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人以充分压力，使这类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同一天，金日成和彭德怀致电克拉克，严正指责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强迫扣留人民军被俘人员的行径，郑重要求美方立即追回被强迫扣留的被俘人员，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6月20日，则由北京重返朝鲜前线料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司令员，当天下午一到平壤就立即了解朝鲜局势，掌握了基本情况，然后当机立断，迅即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的时间，再给南朝鲜军以狠狠打击。毛主席复电同意。彭德怀急速部署，集中了志愿军5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和1000余门火炮，于7月13日晚，出敌不意地向金城方向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发起进攻（金城战役），战至27日结束。共歼敌6.1万余人，夺回金城的突出部土地达160多平方公里。包括此战在内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夏季反击战役第三次进攻作战，共歼敌12.3万余人，占领土地240平方公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在中朝部队发起进攻作战中，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7月10日复会了。哈里逊习惯在会场上吹的口哨不吹了，他那满不在乎的傲慢姿态变为一本正经了，他坐在那里与我方对答了。这样连续开了6次大会，直到16日结束。美方向我方对实现停战协定作出了完全的保证。7月24日，双方代表再次校正军事分界线，这次校正时，我方又向前推进192.6平方公里。

    停战协定签字终于有望了。7月27日上午，我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同日下午和次日上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分别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签了字。根据双方协议，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12小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条款，亦于停火同时开始生效。27日，在金日成、彭德怀发布的停战命令中，命令朝中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同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袭击和破坏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