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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室外高大的立钟敲了十二下，哈博小姐又端了酒进来。

    “那座钟慢十分钟，总是这样。”她似乎急于解释。

    电话真的出了故障，我查过。徒步到城里要走好几英里，而且现在的积雪至少有四英寸深，我哪里也去不了。

    她弟弟死了，贝丽尔也死了，她是唯一活着的人，我希望这一切只是个巧合。我点了根烟，喝了一大口酒。

    哈博小姐的体力不足以谋杀她弟弟和贝丽尔。但如果凶手也想杀哈博小姐怎么办？如果他回来怎么办？

    我的手枪在家里。

    警方会派人在附近埋伏。

    怎么埋伏？搭雪车吗？

    我忽然意识到哈博小姐对我说了些什么。

    “对不起。”我挤出微笑。

    “你似乎很冷。”她再次说道。

    她坐回那张巴洛克椅子，面容苍白地盯着炉火。高高跃动的火焰发出猎猎旗声，偶尔吹起的风将灰烬吹到壁炉前。我的陪伴似乎让她感到安心。如果我是她，也不想孤零零一个人。

    “我很好。”我撒了谎，我的确很冷。

    “我可以替你拿件毛衣。”

    “不用麻烦了，我很舒服，真的。”

    “很难把这栋房子弄得很暖和。屋顶太高，墙壁又没有防寒层，不过住久就习惯了。”

    我想念我在里士满有暖气的现代房子，我想念那张有坚实的床势、铺着电热毯的双人床，我想念冰箱旁柜子里的那条香烟，以及酒吧里的上好威士忌。我想起卡勒林园豪宅又黑又阴沉的楼上。

    “我在楼下就好了，睡沙发就可以。”我说。

    “那可不行，柴火一下子就烧完了。”她用手指轻触毛衣上的纽扣，眼睛始终没离开过炉火。

    “哈博小姐，”我又试了一次，“你认为是谁对你弟弟和贝丽尔下了手？或者，你知道原因？”

    “你认为是同一个人做的？”她的话像是结论，而不是问题。

    “我会这么想。”

    “我希望我能帮你，但那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是谁做的，事实不容改变。”

    “你不要他受到惩罚吗？”

    “惩罚已经太多了，够了。况且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难道贝丽尔不想让他接受制裁？”

    她转向我，睁大眼睛。“但愿你认识她。”

    “我想我认识她，就某种程度而言。”我温和地说。

    “我无法解释……”

    “你不需要解释，哈博小姐。”

    “现在一切都好了……”

    我看到了短暂的悲伤，她的面容扭曲了一下，又立刻恢复平静。她不用把话说完，我知道她要说的是现在一切都好了，再也没有人会将贝丽尔和她分开。她们是同伴，是好友。当你只剩下一个人，无人能让你付出时，生命就彻底空虚了。

    “我很遗憾，”我同情地说，“我真的非常遗憾，哈博小姐。”

    “现在是十一月中旬，”她又将目光移开，“雪下得真早，一定融化得很快。斯卡佩塔医生，你明天早上就可以走了，那些忘了你的人到那时就会想起来。你能来真好。”

    她似乎早就料到我会留下来。我脑中浮出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一切是她计划好的。当然，那不可能。

    “我有个请求。”她说。

    “什么请求，哈博小姐？”

    “春天时回来，四月的时候回到这里。”她望着火焰说道。

    “好，我会。”

    “到时候勿忘我会盛开，景象美极了。那是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时节，贝丽尔和我经常采花。你有没有近看过那种花？还是你和大部分人一样，因为它们很小，从不正视它们？如果你走近看，会发现它好美好美，像陶瓷烧好后，再由上帝亲手上色一样。贝丽尔和我会把花戴在头上，或装在一盆水里放在屋内欣赏。你一定要在四月回来，答应我，可以吗？”她望着我，眼中的情感使我难过。

    “好，好，当然。”我真心答应。

    “你早上喜欢吃什么？”她起身问道。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冰箱里有很多东西。”她的回答有点不相称，“拿上你的酒，我带你去房间。”

    她搭着扶手，领着她的客人走上豪华的手雕楼梯。上方没有顶灯，只有沿路的几盏柜灯照着我们的路。这里像地窖一样冷。

    “我就在走廊的另一端，离你三道门，如果你需要什么，可以来找我。”她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

    里面的家具都是桃花心木的，中间还镶着椴木花纹。淡蓝色的壁纸上挂了几幅油画，有的是花草，有的是河景。遮篷式的床上铺了厚沉沉的棉被，旁边有门，通往铺瓷砖的浴室。房间里空气沉闷，带有灰尘的气味，窗户好像从没开过，只有回忆在里面萦绕。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房间许多年没有人睡过了。

    “梳妆台的上层抽屉里有绒睡衣，浴室有干净的毛巾和其他用品。”哈博小姐说，“还需要什么吗？”

    “没有，谢谢你。”我向她微笑，“晚安。”

    我掩上门，带上脆弱的小门锁。绒睡衣是抽屉里唯一的衣物，下面塞了个香包，只是早已失去香气。其他抽屉都空着。浴室有一支还封着玻璃纸的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从没用过的紫罗兰香皂，还有许多条毛巾，正如哈博小姐所说。洗手槽已干涸多日，我转动金色的把手，流出的水是土黄色的。过了很久，水终于清澄，也终于温热，我才敢开始洗脸。

    睡衣很旧，但很干净，是勿忘我的淡蓝色。我爬上床，把带着霉臭的棉被拉到下巴，熄了灯。枕头很松，我拍打了几下，还感觉得到里面羽毛细细的羽管。我实在睡不着，鼻子太冷了，最后决定坐起来把酒喝完。这房间一定曾是贝丽尔的。房子里一片寂静，我似乎听得见窗外飘雪的声音。

    我不记得自己何时人睡，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心脏正急促地跳着。我做了个噩梦，却已完全忘记内容。我一时认不出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不确定耳边的声音是真是假。浴室的水龙头在漏，滴滴答答地敵击着水槽，门外的地板再次嘎吱作响。

    我开始过滤所有的可能性：气温太低导致木板移动，也许是老鼠，可更像是有人在走廊上走动。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拖鞋声从我门外扫过。是哈博小姐。听起来她要下楼。我翻身躺着，似乎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我开灯下床。已经过了三点半，我想我已睡不着了，睡衣下的身体正在颤抖。我披上大衣，打开门，在漆黑的走廊上缓缓前行，总算辨出了楼梯上方的弧形扶手。

    大门两旁的窗户透着月光，微弱地照着寒冷的大厅。雪停了，星星都出来了，霜下的树影显得模糊。图书室飘出暖气，引领我走了进去。

    哈博小姐坐在沙发上，身上披着毯子。她凝视着火焰，两颊流满眼泪。我淸了清喉咙，轻唤她的名字，希望别吓着她。

    她动也不动。

    “哈博小姐？”我抬高音量又叫了一次，“我听到你下楼……”

    她倚在沙发的蛇形靠背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炉火，头突然无力地歪向一边。我立刻在她身旁坐下，伸手摸她的颈部。她还有体温，但已没有脉搏。我将她拖到地毯上，拼命地尝试将生命吹入她的肺部，逼她的心脏跳动。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放弃了。我双唇发麻，背部和手臂感到阵阵痉挛，全身颤抖。

    电话故障依然，我无法联络任何人，完全无计可施。我站在图书室的窗前，打开窗帘，隔着眼泪望着月光照亮的一片雪白。远方的河面一片黑暗，看不到对岸。我已将她放回沙发，轻轻盖上毯子。炉火灭了，画像里的女孩也成了黑影。斯德琳·哈博之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令我错愕莫名。我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望着炉火一点点灭尽，照样无法使它起死回生。这一次，我试都没试。

    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没有哭。他病了很多年，其间我成了麻痹感情的专家。我童年的所有时光，他都在病榻上。一天晚上，他终于死了，母亲呼天抢地的悲伤更使我学会完全抽离。我学会从一个遥远的位置俯瞰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庭。

    然后我冷眼看着母亲和从小自恋、无责任感的妹妹多萝茜感情破裂。我从她们的尖声争吵中悄悄抽身，默默追求自己的生活。我越来越常去修道院与修女为伍，也越来越喜欢封闭在图书馆里。从书海里，我意识到自己智能的早熟，并发现知识能带来力量。我在科学方面成绩过人，对人体生理学兴趣浓厚，并且专心地投入自我教育，十五岁时就开始研究解剖方面的书籍。我终于离开了迈阿密，去上大学。在女人都当教师、秘书、家庭主妇的年代，我已经决定要当医生。

    我高中的成绩全是甲等，我打网球，利用假日和暑假不停地阅读。我的家人却还在挣扎，他们就像战败受伤的南军，而南北战争早已结束。我对约会毫无兴趣，也没什么朋友。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康奈尔大学，获全额奖学金，接着进人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又到乔治城大学学法律，再回到霍普金斯大学修病理学。我只是模糊地作着选择，从没想到我从事的职业会将我反复带回父亲的死亡现场。我不下千次地分解死亡，再组装回去。我了解它的一切现象，并且在法庭上陈述。我对它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始终无法让父亲活过来。我心中有个小女孩从来不曾停止过哭泣。

    壁炉里的炭灰动了一下，我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冰冷的蓝色晨光让我更能看清身处的这片监牢。我僵硬地站起身，背部和大腿无比疼痛。我来到窗前，太阳像一个惨白的鸡蛋般浮现在灰色的河面上，树干在白雪的衬托下都成了黑色。炉火已经冷了，我脑中浮出两个问题。如果我不在这里，哈博小姐会死吗？她为什么要下楼来到图书室？我试着想象她走下楼梯，生起炉火，坐入沙发。她望着火焰，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难道她注视的是那幅画？

    我打开台灯，拖了把椅子到壁炉前，爬上去将油画从挂钩上取下。近看油画，整体效果化为层层色泽和浑厚的笔触。我下了椅子，将画放在地上，画上的灰尘飞扬起来。图画上没有签名或日期，也没有我想象的古旧。画家故意选择看上去显得古老的颜色，事实上油画表面并没有古画上常见的裂纹。

    我将画翻过来，检查后面的裱褙。棕色包装纸中央贴了一个金色的商标，上面是威廉斯堡一家裱褙店的名字。我抄下店名，重新爬上椅子将画挂回原处。我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铅笔，小心地拨着壁炉里的余屑，发现黑炭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奇怪白屑。我用笔去拨时，钩起像蜘蛛丝一样的东西，其下还有一块像是已融化的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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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老实说，”马里诺一面将车倒出停车场，一面说道，“你看起来活像鬼一般。”

    “多谢。”我含糊地说。

    “别见怪，我猜你没怎么睡。”

    早上我没赴约执行解剖，马里诺立刻打电话到威廉斯堡的警察局。十点左右，两名难堪的警员出现在豪宅，缠着铁链的车轮在雪中留下深深的印子。他们问了我许多关于斯德琳暴毙的问题之后，将她的尸体抬入前往里士满的救护车。两名警员将我送到威廉斯堡城中心的警察总局，那里的人在我面前堆了许多面包圈和咖啡，最后马里诺终于来接我。

    “要是我，绝对无法在那里过夜，”马里诺说，“管他零下二十度，我宁可冒着冻僵的危险，也不想和一具僵尸——”

    “你知不知道公主街在哪里？”我打断他。

    “干吗？”他把带镜子的遮阳板移到我面前。

    阳光下的白雪亮得刺眼，街上已泥沒不堪。

    “我想去公主街五〇七号。”我让他知道，我要他开车送我去。

    这个地址位于传统老街的边缘地带，夹在几家商铺中间。刚铲过雪的停车场上只有不到十辆车，车顶都堆着雪。我庆幸“乡村裱褙画廊”还开着。

    我下了车，马里诺没多问什么，他大概感觉到我现在不想回答任何问题。店里只有一个顾客，是个穿黑外套的年轻人，正随意翻着架上的海报。一名金色长发女子站在柜台后面敲着电脑。

    “我可以效劳吗？”金发女子柔声问道。

    “那要看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我答道。

    她以冷淡、疑虑的态度看着我，我看起来可能真的像鬼。我穿着大衣睡了一觉，头发又乱作一团。我不好意思地拢拢头发，又发现一只耳环掉了。我只好亮明身份，取出皮夹出示法医证明。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了。”她说。

    “我想了解你们店里裱过的一幅画的情况，可能是你来之前的事情。”我告诉她，“一幅也许是盖瑞·哈博亲自送来的画。”

    “哦，上帝！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消息了。哦，上帝！真是糟透了。”她唾沫飞溅地叫道，“我请赫尔吉蒙先生和你谈。”她去了后面。

    赫尔吉蒙先生是个矮小却很有绅士派头的人。他一露面便直接告诉我：“盖瑞·哈博已经很多年没光顾本店了，据我所知，这里的人跟他都不熟。”

    “赫尔吉蒙先生，盖瑞·哈博家里的壁炉上，有一张金发女孩的画像是在你们店里裱的，可能在很多年前，请问你记得吗？”

    他的灰色眼睛隔着镜片望着我，眼神里了无忆起的光芒。

    “乍看像是很有历史的一幅画。”我解释道，“画中人的处理方式有点特别，大约是九岁或十岁，最多十二岁，却穿得像一个成年女人，白色的衣服，坐在板凳上，手中握着银梳子。”

    我真懊悔自己没拍下照片，我的相机一直放在医事包里，却忘了拿出来使用。当时我太茫然了。

    赫尔吉蒙先生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想我记得你说的那幅画，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但不太寻常，有点暧昧，是的。”

    我没有插嘴。

    “至少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让我想想。”他的中指轻触嘴唇。“不，”他摇头，“不是我。”

    “不是你？什么不是你？”

    “不是我裱的，应该是克莱拉，她是当时在此工作的助手。我相信……肯定是克莱拉裱的。用了最高级的画框，但并不值得，那幅画没那么好。”他皱眉说，“算是她比较差的一幅——”

    “她？”我打断他，“你是说克莱拉？”

    “我是说斯德琳·哈博。”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她是个画家。”他停顿了一会儿，“多年前她常画画，据我所知，他们的房子里还有个画室。当然，我从没去过。以前她经常带画来裱，她都画静物，风景。如果我没记错，你刚才说的那幅是她画的唯一一幅人像。”

    “她是多久以前画的？”

    “至少十五年前，我刚说过。”

    “有人当她的模特儿吗？”

    “也可能是照着照片画的……”他依然皱着眉头，“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是说，如果有人当模特儿，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有点意外，但没有表现出来。贝丽尔住到卡勒林园的时候大约十六七岁。难道赫尔吉蒙先生和城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很悲哀，”他沉思道，“像他们这么聪明又有才华的人，居然没有亲人，也没有孩子。”

    “朋友呢？”

    “我不认识他们。”他说。

    你也没机会认识他们了，我有点刻薄地想。

    我回到停车场，马里诺正拿抹布擦着挡风玻璃。他那漂亮的汽车已经被融雪和盐粒弄得污秽不堪，看起来他不太高兴。驾驶座旁的地上有一堆烟蒂，是他从烟灰缸里倒出来的。

    “两件事。”我们系安全带时，我十分认真地对他说，“哈博家的壁炉上有一张画像，画的是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十五年前，哈博小姐将画带到这里裱褙。”

    “贝丽尔·麦迪逊？”他取出打火机。

    “可能是她。如果是，画中人的年纪比她认识哈博的时候还要小。而且，处理方式有点怪异，画得像是个雏妓……”

    “啊？”

    “性感。”我坦率地说，“故意将小女孩画得诱人。”

    “嘿！你是在告诉我盖瑞·哈博有恋童癖？”

    “是他姐姐画的。”

    “妈的！”他骂道。

    “第二件事，”我往下说，“我下意识地认为裱梢店的老板不知道贝丽尔住在哈博家，不知其他人知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她住在那栋宅院里很多年，马里诺，离城中心只有两英里，这只是个小镇啊！”

    他开着车，直视前方，没有回答我。

    “不过，”我话锋一转，“他们是隐居人士，如果盖瑞·哈博刻意要将贝丽尔隐藏起来，人们不会知道。不管怎么说，必定有不健康的隐情，只是可能与他们的死无关。”

    “‘健康’不是恰当的宇眼。不管是不是隐居，应该不会没人知道她住在那里，除非他们将她关起来，或把她铐在床柱上。该死的变态狂！我讨厌变态狂！我最恨虐待孩子的人，你知道吗？”他转头看我，“我恨死了那种人。我又有那种感觉了。”

    “什么感觉？”

    “我们的哈博先生约贝丽尔出去，她说要在新书里揭他的疮疤，他气坏了，下次去见她的时候带了把刀。”

    “那么又是谁杀了他？”我问。

    “或许是他那古怪的姐姐。”

    不管是谁杀了盖瑞·哈博，都应该有足够的力量重击哈博，使他立刻昏迷。再者，切断人的脖子不像女性凶手的行为。我从未见过女人做下这种案子。

    一段沉默后，马里诺间：“哈博小姐看起来老态龙钟？”

    “有点怪异，但不老。”

    “精神不正常吗？”

    “正常。”

    “按你说的来看，我认为她对她弟弟被杀的反应不太正常。”

    “她受到了惊吓，马里诺，受到惊吓的人反应都不正常。”

    “她是不是自杀？”

    “有可能。”

    “现场有没有药？”

    “有一些常用药，没有足以致命的。”我说。

    “没有外伤？”

    “我没发现。”

    “你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吗？”他严肃地望着我。

    “不知道。目前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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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你要去卡勒林园。”马里诺将车停在法医大楼前时，我说。

    “很想去一探究竟。”他说，“回家去，好好睡一觉。”

    “别忘了盖瑞·哈博的打字机。”

    马里诺掏着口袋找打火机。

    “记下厂牌和型号，还有色带。”我提醒他。

    他点燃烟：“还有其他文具或打字纸。我建议你也搜集一点壁炉里的灰，别忘了那些东西很难保存——”

    “别见怪，医生，可你现在像我妈一样唠叨。”

    “马里诺，”我生气地说，“我在跟你说正事。”

    “对，正事，你应该好好睡一觉。”

    马里诺和我一样不耐烦，他可能也需要睡一觉。

    停车场上空无一车，水泥地上满是机油斑点。走进停尸间，我注意到平时上班时听不到的电流声和发电机的响声。今天冰柜里的臭味似乎特别重。

    他们的尸体并躺在左墙边。可能是我太累的缘故，当我掀开斯德琳·哈博的白布时，膝盖突然一阵发软，医事包掉落在地。我想起她美丽的面容，以及她打开后门看到我检验她弟弟尸体、双手手套沾满血时的惊慌眼神。姐弟二人都在这里了，我只需要确定这点。我轻轻将白布盖回她空洞如橡皮面具般的脸庞。

    刚走进冷冻室时，我没太注意到斯德琳脚边的黄色胶卷盒。我弯腰捡医事包，仔细看了它一眼，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是柯达三十五厘米二十四张的那种胶卷。我们买的一向是富士胶卷，而且是三十六张的。运送哈博尸体的人几小时前就走了，何况他们不可能拍照。

    我回到走廊。电梯上面的灯引起我的注意，电梯停在二楼，大楼里有别人！也许是巡逻的警卫，但我一想到空胶卷盒，头皮不禁开始发麻。我紧抓着医事包的带子，决定走楼梯。到了二楼，我小心地推门，仔细倾听里面的声音。东面的办公室没人，灯开着。我绕到前廊，经过空教室、图书室和费尔丁的办公室，没看到人，也没听到什么。为安全起见，我决定回办公室打电话给警卫。

    看到他时，我的呼吸简直停止了，大脑也停止了运转。他敏捷而安静地翻着档案柜里的文件，蓝色夹克的领子翻到耳边，鼻梁上架着飞行员用的太阳镜，手上戴着外科手套。他看起来结实冷酷如大理石，我无法在他发现前及时撤离。他的双手停止了动作。

    他迈开步伐，我反射性地将医事包当成铁锤朝他双腿间挥去，用力之猛令他的眼镜都歪了。他痛得往前倾，失去了重心，我趁机往他的脚踝又猛踢一记。他跌倒在地，肋骨格在胸前的照相机上，那滋味肯定不好受。

    我将医事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疯狂地找出总是随身携带的那瓶喷雾。雾气喷满他的脸庞，他痛苦得不住狂叫，掩着脸在地上打滚。我立刻打电话求救。警卫赶到前，我又拿喷雾器对准他直喷。警察到了。那歇斯底里的入侵者哀求我们送他到医院。不为所动的警察将他的双手铐在背后，搜他的身。

    驾驶执照显示，这个人侵者名叫杰布·普瑞斯，三十四岁，住在华盛顿特区。他的绒布长裤后袋插了一把九毫米自动手枪，有十四颗子弹，一颗已经上膛。

    我不记得自己曾走进办公室拿公务汽车的钥匙，但我一定拿了，因为快天黑时，我驾着一辆深蓝色厢型车回到家门口。我们部门专门用这种车运尸体，车身很大，后车窗故意用窗帘遮着。车厢里有一块活动木板，方便运送尸体的时候进出，一个星期至少用上几次。这种长度的车是我开过的最难停的一种。

    我没有听留言，也没有关掉答录机，就直接走到楼上。我的右肘和肩膀十分酸疼，手掌的小骨也隐隐作痛。我将衣服扔在椅子上，洗了个热水澡，就麻木地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很沉，沉得像死去似的，身躯像铅一样在黑夜里游着。电话铃响了，答录机接了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打来，所以听好，凯，我听说了盖瑞.哈博的事……”

    我睁开眼睛，心跳加速。马克焦急的声音将我从麻痹中拖出。

    “……不要插手，不要干涉，拜托！我会尽快再和你联系……”

    我终于找到话筒时，只听到嘟嘟声。我把他的留言又听了一次，将自己埋进枕头开始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