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亚在壁橱里找到了我的衣服。血迹把我的牛仔裤染黑了，我们决定换上一套外科手术服。她跑过门厅，给我找来了一套。我穿上它，用带子把腰部扎紧，折断的肋骨痛得我皱眉蹙额的。看来得慢慢走才行。齐亚到外面检查了一番，担心会有人阻挠。如果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还在那儿监视着，她还准备了一套备用方案。她的朋友大R·贝克医生几年前曾牵涉进联邦调查局的一起大案中。打那时起他结识了蒂克纳。现在贝克正随时待命。如果事情真发展到了那一步，他会在门厅最里面恭候他们，跟他们叙叙旧，想方设法拖住他们。

    最终，贝克没有派上用场。我们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没有人盘问。我们穿过哈肯尼斯分馆式病房，出门来到福特·华盛顿大道北侧的空地上。齐亚的车泊在第165大道与福特·华盛顿大道之间的地方。我行动时蹑手蹑脚的，感到钻心地疼痛，但基本上还支撑得住。马拉松长跑和举重会使人筋疲力尽，但疼痛可以忍住，它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步履。齐亚塞给我一瓶止痛药，都是50毫克一粒的大家伙。这可是好东西，因为它们既能释放药效，又不会使人昏昏欲睡。

    “要是有人问的话，”她说，“我会告诉他们说我坐的是公共交通工具，我的车在家里。你就可以喘息一会儿。”

    “谢谢，”我说。“现在我们对换一下手机怎么样？”

    “当然可以，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利用我的手机掌握我的行踪。”

    “他们有那个本事吗？”

    “鬼他妈的才知道。”

    她耸了耸肩，掏出手机。这是个小玩意儿，大小跟袖珍镜子相仿。“你真认为塔拉还活着？”

    “不知道。”

    我们匆匆上了停车场车库的水泥台阶。楼梯天井里跟往常一样，散发出尿骚味。

    “真是荒唐，”她说。“这你知道，是吧？”

    “嗯。”

    “我身上带着呼机。需要我去接你的话，或者要我干任何事都成，呼我就是了。”

    “我会的。”

    我们在车旁边停住了。齐亚把钥匙递给我。

    “为什么？”我对她说。

    “你的自尊心太强了，马克。”

    “这就是你给我鼓劲的话？”

    “千万别受伤，也不要发生什么意外，”齐亚说。“我需要你。”我抱了抱她，然后钻进驾驶座。我一边沿着亨利·哈德孙高速公路向北开去，一边拨下了雷切尔的手机号。天空清澈而宁静，黑色的河水在桥上灯光的掩映下，看上去就像繁星满天的夜空。我听到手机响了两声，雷切尔接了起来。她先是没有开口，这时我意识到了原因。她的手机可能设置了呼入者的身份，没有认出我这个号码。

    “是我，”我说。“我用的是齐亚的手机。”

    雷切尔问，“你在哪里？”

    “准备驶过哈德孙河。”

    “一直向北开到塔朋齐大桥，过了大桥向西开。”

    “你现在在哪儿？”

    “帕利塞德思大型购物中心附近。”

    “在奈阿克，”我说。

    “好的，保持手机联系。找个地方碰头。”

    “我这就去。”

    蒂克纳正在打手机，向奥马利通报最新消息。里甘匆匆进了休息室。“塞德曼不在病房里了。”

    蒂克纳露出困惑的脸色。“你莫非是说他不在病房里？”

    “这事怎么解释，劳埃德？”

    “他去拍X光片还是干什么了？”

    “据护士说没有，”里甘说。

    “他妈的，医院不是有安全摄像机吗？”

    “不是每间病房都有。”

    “但是出口肯定有。”

    “这地方出口有十几个。等我们拿到带子，重放一遍——”

    “对，对，对。”蒂克纳寻思着。他把手机放回耳边。“奥马利？”

    “我在这儿呢。”

    “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让你去查一下塞德曼病房电话和手机的记录得多长时间？”蒂克纳问。

    “即时电话？”

    “15分钟以内的。”

    “给我五分钟。”

    蒂克纳按下了“结束”键。“塞德曼的律师在哪里？”

    “不知道。我记得他说过马上走。”

    “也许我们该给他打个电话。”

    “他从来就是个惹事的主儿，”里甘说。

    “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我们认为他的当事人是个杀妻害子的凶手。现在我们推测一个无辜男人面临着生命危险。”蒂克纳把伦尼以前给他的名片递给里甘。

    “值得一打。”里甘说，接着拨起号来。

    我在位于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南部的边境小镇拉姆西追上了雷切尔。通过手机联系，我们在拉姆西17号公路的过得去汽车旅馆停车场接上了头。这家旅馆没有自吹自擂，只是竖了块标牌，牌子上自豪地写着“彩色电视机！”（好像多数汽车旅馆还在用黑白电视一样。）所有的字母（包括感叹号）都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似乎是为了防止有人不认识“彩色”这个词。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过得去汽车旅馆，既不豪华，也不寒碜，噢，也就过得去嘛。广告词诚实坦率。

    我驶进了停车场，心里恐惧不安。我有无数个问题要和雷切尔对质，但最后归结起来都是同一个。当然，我想了解她丈夫的死因。此外，我还想了解那些可恶的偷拍照片。

    停车场里黑得很，光亮多半来自公路。那辆偷来的面包车远处的右侧有一台百事可乐饮料机。我把车停在面包车旁边。虽然我一直没有看到雷切尔下车，但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已溜进了我旁边的汽车客座上。

    “出发，”她说。

    我转身正对着她，但是她的脸使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天哪，你没事吧？”

    “我还行。”

    她的右眼肿得鼓了出来，俨然一位打了全场之后的拳击手。脖子周围是黄一道紫一道的瘀伤。好大的一块红色斑点横跨两颊。她的袭击者用手指挖出的鲜红凹痕清晰可见，指甲甚至把皮肤都划破了。我怀疑她脸上会不会有更深的伤口，打到她眼睛上的那一拳会不会把骨头打折。我搞不清楚。如果骨折的话，在正常情况下会使人失去知觉。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只是些表伤：她依然昂首挺胸，令人惊叹。

    “究竟出了什么事？”我问。

    她掏出掌上定位仪。显示屏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亮光。她朝下看了看说，“上17号公路。快点，我不想被甩得太远。”

    我把车向相反方向开去，倒车，然后上了公路。我的手伸进衣袋里，取出那瓶止痛片。“这些东西止痛很有效。”

    她拧开盖子。“我应该吃多少？”

    “一粒。”

    她用食指抠出了一粒，眼睛一直盯着掌上定位仪屏幕。她吞下了药粒，说了声谢谢。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你先说。”

    汽车奔驰在17号公路上，我尽我所能把最新情况给她讲了一遍。我们经过了艾伦代尔和里奇伍德出口。大街上空荡荡的。所有店铺——和人，有很多人，整条公路就是一个川流不息的条形购物中心——都打烊了。雷切尔听我讲着，中间没有插话。我一边开车一边扫了她一眼。她看上去疼痛不已。

    我说完后，她问。“你能肯定汽车里的孩子不是塔拉吗？”

    “肯定。”

    “我又给我那个DNA伙计打了个电话。他说还是吻合的。我不太懂。”

    我也不懂。“你出了什么事？”

    “我正透过夜视镜盯着你时，有人猛地跳到我身上。我看到你放下钱袋后向前走，灌木丛中有个女人。你看到她了吗？”

    “没有。”

    “她拿着一枝枪。我想她打算杀死你。”

    “一个女人？”

    “是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你看清她没有？”

    “没有。我正要大声向你发出警告时，这个恶魔从背后一把抓住了我。他壮得像头牛，抓住脑袋把我拎起来了。我还认为他要把我的脑袋拧下来。”

    “天哪。”

    “万幸的是，一辆警车开了过来。那个大块头吓得惊惶失措。他一拳打在我这个地方，”——她指着肿起来的眼睛——“我顿时昏过去了，不知道在人行道上躺了多久。等我醒来时，那地方到处都是警察。当时我龟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估计他们要么是没有看到我，要么认为我是个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不管怎么说，我查看了一下掌上定位仪，发现那笔钱正在运动。”

    “向哪个方向？”

    “南面，靠近第168大街。之后突然静止了。你看，这玩意儿，”——她示意着显示屏——“有两种工作模式——拉近镜头的话，我与目标最近可以相隔四分之一英里远。要是隔得远一点的话，就像现在，我根据确切地址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判断。现在呢，根据它的运动速度，我估计他们还在17号公路上，就在我们前面大约六英里远。”

    “但是当你第一次看到他们时，他们在第168大街上吗？”

    “对。之后他们迅速朝市中心移动。”

    我想了想。“地铁，”我说。“他们从第168大街车站赶乘A线地铁。”

    “我猜也是那样。不论怎样，我偷走了那辆面包车，朝市中心开去。就在我接近第70大街附近时，他们突然又转向东面。这次他们走走停停的。”

    “他们是因为交通灯而停下的，现在他们有了辆汽车。”

    雷切尔点点头。“他们在罗斯福路和哈莱姆河快车道上加快了速度。我试图穿过市中心，但花费的时间太长。我被落在后面五六英里远。其余的你已经知道了。”

    由于4号公路立交桥附近夜间施工，我们放慢了车速。三车道变成了单车道。我看了看她，看着累累伤痕和肿块，看着皮肤上的巨大掌印。她回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伸出手指，尽最大可能轻柔地爱抚着她的脸。她闭上眼睛，感受着我的温情。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它唤醒了藏在我心底的、处于休眠状态的昔日感情。我出神地看着那个可爱的、美丽的脸庞。我把她的头发拢到脑后，一滴泪水溢出她的眼睛，顺着脸颊淌下来。她把一只手放到我手腕上。我感到手腕上生出一股暖意，并四下扩散。

    我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我知道这事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希望忘掉这一探求。綁架是场恶作剧。我女儿失踪了，妻子死了。有人正在想方设法要杀死我。该另起炉灶了，这是一个新的机会，一种新的方式。我想调转车头，开往另一个方向。我想开着车 直开下去——对她的亡夫和那些CD里的照片只字不提。我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我知道我能做到。我的生活一直就与改变外表的外科手术打交道，它帮助人们开始新的生活，它的改进是看得见、換得着的。现在这里发生的可能就是那种情形，一个简简单单的整容手术。在那场该死的大学生联谊会的前一天，我就应该切下我的第一刀，跨越时空把14年的时光交叠在一起，现在把刀口缝合。把这两个时刻粘合在一起，使那14年消失，好像它们压根就不存在过一样。

    雷切尔的眼睛睁开了，我看得出来她刚才想的也是同一件事，盼着我就此罢手，打道回府。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眨了眨眼。施工场地清理好。她的手离开了我的手腕。我壮着胆又扫了一眼雷切尔。不，尽管我们都不是风华正茂的21岁了，不过那也没关系。我仿佛看到青春再现，我依然爱着她，盲目，错误，愚蠢，天真，随你说什么都行。我依然爱着她。这么多年来，在其他事上我可能说服得了自己，但我对她的爱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她还是那样靓丽动人，美妙绝伦。当我想到她曾差一点就接近死神，那只巨手险些让她窒息时，那些琐碎的疑问开始消逝。它们是挥之不去的，除非我知道真相。但不论最终答案是什么，我不会为此沉迷其中，空耗精力。

    “雷切尔？”

    但她突然挺直身子，眼睛又回到掌上定位仪上。

    “出了什么事？”我问。

    “他们停住了，”雷切尔说。“再走两英里就能赶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