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个案件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推论，是否有错误呢？”东调布警察署里，一位年纪轻轻的刑警，突然鼓起勇气似地发言道。刹那间，被沉默支配着的屋子里的所有视线，都唰地一下全部集中到了那张胀红了的脸蛋上。

    “伴池先生的死亡时刻，从法医学角度来看，应该在九点到十点之间。但也不乏这种先例，即破案之后证明，这样的推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没有什么人立刻就站出来，表示异议。确实，根据法医学推测的死亡时刻，通常也存在着前后大约一个小时的误差。

    “因此，不妨假定伴池先生当天，实际上是晚上八点被杀死的，罪犯就是园弘和。随后，晶子夫人在九点不到，进入了自己的住宅，她被斜对面那户人家的女儿，目击到的可能性也考虑在内。九点二十分晶子夫人离开家，驾驶着罗伯轿车，然后把车扔在空地里，本人便不知去向。也就是说，她的行动实际是一种佯攻的战术，目的在于使警方错误地认为：案件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另一方面，园弘和则在八点左右杀死伴池先生之后，立即返回自己家的话，完全能够在九点不到的时候，按响自己家的门铃。”

    “的确可以如此想！……”最初表示赞同的，是跟发言者同署的刑侦科长。他略微有些急性子的脾气，反应也来得比较快一些。

    “不过，这个假定并未解决关于门铃，以及酒的疑问哪……”

    “再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园弘和是在八点钟杀死了伴池，那晶子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在这段时间以内，自己不在现场的可靠的证明？何况，如果晶于是在佯攻作战的话，园和晶子的关系，就愈发绝对不能够让外人知道了。从这一点考虑的话，与其承认两个人一起去过神户，还不如装着互不相干地，各自回家后发现了尸体、而露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这不是对自己能够更为有利吗？”

    其他刑警也分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尽管确实还有几处矛盾的地方，但那位年轻刑警的意见，还是被大家采纳了。

    首先，以伴池修造的住宅周围为重点，并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警方再一次进行了周密、详尽的搜查工作。这是为了弄清楚园和晶子出入于此的踪迹。

    然而，调查的结果，竟然像是刻意对警方意图进行的讽刺。

    距离伴池住宅约有一公里半的一家烟纸店的老板证实说，那天晚上八点四十分左右，伴池修造曾来他店里买过邮票。伴池先生经常也到这一带来散散步，跟烟纸店的老板是认识的。那天晚上。他拿着两、三封信来到这儿，买了邮票贴上后，便把信函投入了近旁的邮简里，接着他就回去了。烟纸店老板又补充说：由于原先认为，这跟案件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他就没敢向警察署报告。

    即使伴池立刻从烟纸店里回家，也得花上十五或二十分钟的时间，才能够走到家里吧？也就是说，直到九点钟为止，他还活着，回家后马上就遇害了。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说，年轻刑警提出的假说，已经不驳自垮了。

    两天之后，警方签发了对园和晶子的逮捕证。理由是，园有杀害妻子操的嫌疑，晶子有杀害丈夫伴池修造的嫌疑。因为，两个搜查本部都无法断定，究竟是谁杀了谁，只好决定，暂且先把两个人拘留起来再说。

    又过了两天，两人还是没有承认凶杀罪行，于是被解送到了东京地方检察院。

    两位办案人员极其仔细地，查阅着地方警察署送来的调查材料，竭力要证实这两名嫌疑犯的罪行。但是无论哪个案件，都缺乏能够确定罪犯是谁的决定性物证。

    于是，检察院把主要的力量，用来认定这两名嫌疑犯是否同谋。倘肉能够确定两人是同谋，就可着手证明杀人现场有没有经过伪装，这样，破案的前景或许会明朗起来。

    要确定同谋关系，单凭两人相识或有男女关系，这些是不够的，要么当事人自己承认同谋的事实，或者是谁曾向别人泄露过；要么有第三者提供可靠的证词。不管怎么说，外表上的证据，总是必不可少的。

    园和晶子仍然坚持着，什么也不承认。证人也没能找到。

    在审讯者的眼里看来，他们两人这种死不承认的态度，分明是在负隅顽抗。就连警察和检察官，甚至社会上的人们都认为，除了他俩之外，不会有别的罪犯了。

    但是最终还是没法确定，到底是谁杀死了谁？并且，倘若是一个凶手杀了一个被害者，那么必然的，在另一桩凶杀案中，这个罪犯不在现场的证明就能够成立。这一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容忽视。

    如果是许多人在同一地点，群殴混战之类的扰乱治安事件，加害者难以确认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但像这样在不同现场，发生的两桩杀人案件中，竟然也遇到这种难题，却不能不说是极为罕见的了。

    拘留期被延长到十天，但检察院仍然没有办法筹齐必需的证据，以致于无法进行公审。

    最后的决定是：园弘和与晶子两个人，都免于起诉。